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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哲学思想
思想与生命体现为一种高贵
康德的哲学思想 
   
   1770年是康德学术活动和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康德发表了他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由于这篇论文为他后来创立的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学术界通常都以这一年为界限,把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
   (一)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
   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研究的兴趣和重点主要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提出了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宇宙不变论相对立的宇宙发展论,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带有唯物论和辩证法倾向的新自然观。康德的新自然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两个假说”中。
   第一个假说是“潮汐假说”,即地球自转速度因潮汐的摩擦而逐渐减慢的假说。这一理论是康德在1754年发表的《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的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康德认为,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地球上海洋的水位发生着定时涨落的潮汐现象,水位的涨落与地球表面不断发生摩擦的结果,势必导致地球自转速度逐渐变慢。这种影响在短时期内固然微不足道,但长期积累又得不到补偿,最终必然会使地球自转停止而走向死亡。康德的这个假说已为后来的自然科学所确证。这一假说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了包括地球在内的一切天体都是运动的,都有其自身的变化、发展和灭亡过程。
   第二个假说是“星云假说”,即关于宇宙中诸天体起源和演化的假说。这一理论是康德在1755年匿名发表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即中文译本《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中提出的。康德认为,宇宙间最初充满着分散的、云雾状的物质微粒,即“原始星云”,它们之间存在着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由于这些微粒分布的密度不同,因此在引力的作用下,密度较小的质点便逐渐聚集到密度较大的质点上去,从而形成引力中心;与此同时,由于斥力的作用,又使向引力中心作直线运动的微粒向侧偏转,逐渐形成围绕引力中心作平面旋转的涡旋运动。这样,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下,处于涡旋运动中的物质便逐渐向一个平面集中,形成圆盘状结构,中心部分凝聚成太阳,外围部分则构成绕日运行的行星。康德认为,太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他还把太阳系起源的假说推广到整个宇宙,认为宇宙中无数的恒星和天体系统都是按照这一给定的运动规律形成的,整个宇宙就是一个不断生成又不断毁灭的永恒的运动过程。
   1796年,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在其《宇宙体系》中,又独立地提出了与康德类似的关于太阳系起源于炽热星云的假说。此后,这一假说便以“康德一拉普拉斯假说”为名而载入科学史册。
   康德的“星云假说”不仅对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17、18世纪,在自然观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变论。按照牛顿的观点,宇宙中的诸天体都是一下子造成的,并处在固定的位置上,由于“上帝”的“第一次推动”才运动起来,此后便沿着固定的轨道循环往复地运转下去,永远不变。康德的“星云假说”第一次沉重地打击了这种宇宙不变论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提出了宇宙的自然生成和发展的学说。在他看来,宇宙中诸天体的形成不过是原始星云自身运动的结果,而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即“上帝的直接插手”。康德宣称:“给我物质,我将给你们指出,宇宙是怎样由此形成的。因为如果有了在本质上具有引力的物质,那末大体上就不难找出形成宇宙体系的原因。”康德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坚持从物质本身及其运动来说明天体的形成,把宇宙看做是一个在时间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对此,恩格斯曾给予高度的评价。恩格斯指出:“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恩格斯还指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说宇宙天体包括地球是某种逐步生成的东西,那么,地球上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步生成的东西。可见,康德的“星云假说”不仅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奠定了新的辩证自然观的基础。
   康德提出的关于天体演化的辩证见解,无疑是自然观上的一场革命。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康德并没有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他的宇宙发展论还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康德一方面指出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另一方面又说宇宙有中心,时间有开端。在天体起源的问题上,康德虽然用“原始星云”这种物质来说明宇宙的形成,但又认为“原始星云”不同于“原始原因”,只有上帝才是宇宙的始因。他认为,上帝创造了物质,并给物质以自由,物质才能按自身的规律成为“宇宙的构造者”。康德还认为,虽然有了物质,就可以从物质自身的运动中指明宇宙的形成过程,但却不能完全清楚地说明一棵草或一只幼虫是怎样从物质中产生的。总之,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的自然观中仍包含有自然神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
   (二)批判哲学的形成与特征
   在“批判时期”,康德的研究重点已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向了哲学领域。1770年,康德的教授就职论文的发表,标志着他的哲学思想从前期的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向批判哲学的转折。在这篇论文中,康德首次提出了先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基本思想。此后,循着这一思路,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康德相继发表了著名的“三大批判”,逐步建立起他的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
   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首先,对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是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根本精神是理性和自由。法国启蒙思想家以理性为武器,以自由为目的,向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康德和启蒙思想家一样,也主张用理性去批判一切。他指出:“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康德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理性、自由、平等及共和思想,特别是卢梭的政治和道德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卢梭思想给他的最大教益就是:“我学会了尊重人”。康德把“自由”看成是每一个人惟一不可放弃的权利,并认为人民有建立他们认为好的国家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康德反对封建专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他认为,立法权只能属于人民,只有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即由人民立法,国王依法管理的“共和国”,才是最合理的国家制度。不过,康德又认为,这种共和国只是人们应当力求实现,而实际上却又永远不能达到的“理想”。康德虽然强调对封建专制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但又认为这种改革不能由人民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由君主通过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康德的上述思想虽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但它毕竟反映了在法国启蒙思想影响下的德国资产阶级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应当公正地把康德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其次,对康德批判哲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是近代哲学认识论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尤其是莱布尼茨和休谟的哲学。莱布尼茨认为,人类理性本身包含着一些先天原则,理性通过反省可以认识这些先天原则,从而获得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休谟的怀疑论则认为,一切观念都来源于感觉印象,而感觉印象即知觉的原因是不可知的。因此,感觉印象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休谟还认为,因果联系来源于习惯性的心理联想,而并无任何客观或理性的基础。康德早年信奉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哲学,后来在休谟哲学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休谟的怀疑论启示了康德,使他认识到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独断论。在康德看来,所谓独断论就是,在没有批判地考察人类理性能力之前,就武断地把理性自身所具有的原则认定为事物本身的规定,并武断地认为理性具有认识事物本身的能力。康德认为,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论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都是独断论。不过,康德也不同意休谟的怀疑论观点,尤其是休谟否认因果关系的客观必然性观点。他认为,休谟的怀疑论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根本否认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其结果不仅否认了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且否认了作为知识基础的外物的存在。康德认为,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共同错误就在于,它们在考察知识的来源和客观性时,都对人类理性采取了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因此,康德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在进行认识之前,先要对人类理性能力本身进行批判地研究和考察。康德由此走上了创建自己的批判哲学的道路。
   康德把“理性批判”看做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他明确指出:“我说的批判并不是对书本和体系的批判,而是从理性可以不靠任何经验独立取得的一切知识着眼,对一般理性能力进行的批判。”可见,康德所谓的批判,就是要批判地考察人类的“一般理性能力”及其适应的范围和所能达到的限度。康德把人类理性区分为“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他认为,作为认识能力的思辨理性为自然立法,从而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作为意志能力的实践理性为自身立法,从而使人能够自由地按照理性自身的法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虽然能够为自然立法,但他自己却仍然不得不服从他为自然确立的法则,因而人没有超越自然的自由。但是,人毕竟又是有理性的自由的存在,不过这种理性不是思辨理性或理论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康德强调,实践理性高于思辨的或理论的理性,因为只有实践理性才能使人超越自然的必然性的限制,即超越感性领域和经验的界限而达到无限的自由境界。康德哲学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近代哲学所提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为此,康德先后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三大批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把人的认识限制在现象的范围内,论证了现象界即自然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论证了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它能按照理性自身的法则决定和支配自己的行为;在《判断力批判》中,他以“判断力”为中介,实现了理论与实践、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康德的批判哲学由此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与折衷,即调和唯物论与唯心论、经验论与唯理论,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其具体表现有二:其一,在考察知识的对象即客体时,提出“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区分,以调和知识与信仰的对立;其二,在考察知识的形式即构成时,提出“先天综合判断”,以调和经验与理性的对立。
   “现象”和“自在之物”是康德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康德指出:“我们要从两种意义看待客体,即一方面可视之为现象,另一方面可视之为自在之物本身。”康德所谓的“现象”,指的是“感性的表象”,即“物由之而向我们表现的样式的表象”。康德所谓的“自在之物”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自在之物”指的是“现象的基础”,即“作为我们的感官对象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康德承认作为感官对象的物是在我们之外客观存在的,并把它看做是产生感觉表象的原因和基础。这是他的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康德又认为:“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现象,也就是当它们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在我们之内所产生的表象。”这就是说,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作为现象的基础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这说明康德哲学具有不可知论性质。第二,“自在之物”指的是理性的“理念”,即所谓“上帝”、“灵魂”和作为整体的“世界”。康德认为,理性的“理念”是现象之外的超验的本体,因为在经验世界中并不存在与之相应的原型。所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这种超验的本体看做是传统形而上学不可避免的“先验幻相”。它是人的理性所不断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认识永远也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又认为,这种超验的本体作为实践理性的“公设”,是客观实在的。因为,在道德领域中,为了实现“至善”,必须设定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这样,在康德的哲学中就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可知的经验的“现象”世界,一个是不可知的超验的本体世界即“自在之物”,二者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性质即体现于此。康德就是用这种现象与本体的二元对立来调和知识与信仰的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必须限制知识,以便为信仰保留地盘。
   在认识论或知识论上,康德也是一个调和主义者。近代哲学在认识论研究中,围绕知识的来源、性质、范围及其真理性等问题,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派的长期分歧与论争。经验派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即来自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唯理派则认为,知识来源于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只能由理性自身演绎而来。经验论和唯理论虽然各执一端,但最终也取得了一点共识,即真正的知识应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根据只能是先验的。这一点在休谟哲学中已有明确表述。休谟认为,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只是或然的,只有先验的理性知识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看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的片面性,同时又不满意休谟的怀疑论及其对因果联系的心理学解释,于是提出了新的解决办法,这就是调和经验和理性,把二者综合在一个体系中。康德肯定“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同时又指出“经验永远也不给自己的判断以真正的或严格的普遍性”。按照康德的观点,知识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其“质料”来自后天的经验,其“形式”来自先天的理性。真正的知识是由先天的认识形式(时间、空间和范畴)和后天的质料(感觉经验)相结合而构成的,它的逻辑形式则是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康德试图用“先天综合判断”来调和经验和理性的对立,他的认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
   关于康德哲学的调和性和折衷性,列宁曾有过明确的评述。列宁指出:“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康德在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泉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通过感觉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引向唯物主义。康德在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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