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质

方“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为自然是一切存在的基础，是全部的实在；超自然的领域、超验的领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的各个方面、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去认识和把握，不需要用某种超自然的变化、非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而且告诉我们，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各个代表人物的思想倾向不尽相同。那么，中国哲学中有无“自然主义”？如果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又有什么样特质呢？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主义

我们在阅读中国传统哲学文献时，有一种非常强烈而清晰的感觉，那就是“自然主义”像个幽灵一样潜伏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底层，并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方面面。概括来讲，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思维模式上的自然主义；生死观上的自然主义；行事处世上的自然主义；人生境界上的自然主义。

思维模式上的自然主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首先表现在思维模式上，中国哲学思维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自然”为中心，从而形成一种“自然主义”的思维模式。其主要表现为：其一，中国哲学表达其哲学思想时，以“自然”作为哲学陈述的基础。比如，老子向人们讲述领导者应有谦下的语言、舍我的品行之哲理时就说：“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六十六章）事实上，老子所讲述的“无为”、“不有”、“不恃”、“谦下”、“知足”、“功成身退”等哲学智慧，无一不是以“自然”为中心而展开的。又如，《易传》向人们讲述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哲理时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以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以荣以禄。”（象上）而事实上，《易传》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反身修德”、“迁善改过”等哲学智慧，也都是以“自然”为中心而展开的。概而言之，“自然”是中国哲学陈述其思想的原点。其次，中国哲学表达其哲学思想时，其陈述的形式为“直述型”。所谓“直述型”是指中国哲学在陈述其哲学思想时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气质，不做作，也不故弄玄虚。比如，老子认为，认识事物要从“自身”开始：“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五十四章）又如，庄子阐述“事物特性乃相对性存在”的观点时就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此陈述亦是极直白、朴真。可见，中国古代哲学所展开的哲学陈述，大都具有“平直性”特点。其三，中国哲学论证其哲学思想时，以“类推、类比”为基本方法。比如，孟子讲人性本善时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孟子以“水由高而下”的特性推论人性本善，尽管这种结论的可靠性尚可商榷，而人性与水能否算“类”亦存在问题，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一种典型的“类推式”。又如，董仲舒认为，人间有所谓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乃是因为自然界有阴阳；而人间之所以君为臣上、父为子上、夫为妻上，乃是因自然界阳在阴上：“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依托的礼义制度，自然也就取之于“天”。可见，中国哲学在论证其思想观点时，“类推、类比”的确是一种基本方法。概言之，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中心是“自然”、陈述思想的方式是“直述型”、论证方法是“直观类推型”，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是“自然主义”的。正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把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生死观上的自然主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表现在生死观上，中国哲学对待生死的态度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中国哲学思考人的生命时，习惯从“自然”出发，就是说，中国哲学从来就是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自然”的延续，是“自然生命”的组成部分。《易传》曰：“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这是说，天地（阳阴）二“气”之交感，万物化育而醇；男女构精交合，万物化育而生。而天地交感、男女构精都是以“气”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由天地到万物，由万物到男女，由男女到社会，乃是“一气”之贯通者。朱熹认为，人之层出不穷及精粗之异，都是以“气”为基础的。朱熹说：“天地之气，运转无已，只管层层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细。”（卷九十八）杨简认为，天、地、人之所以不能分为“三”，乃是因为此三者皆由“气”合而成：“吾之血气形骸乃清浊阴阳之气合而正之者也，吾未见夫天与地与人之有三也。”（《家记·己易》）既然人与天地万物因“气”而为一体，由此立场、态度去理解人之生死，所表现出来的便是“自然主义”的态度。如二程说：“圣人以生死为常事，无可惧者。佛者之学，本于畏死，故言之不已。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说自恐。至于学禅，虽异于是，然终归于此，盖皆利心也。”（《河南程氏粹语》卷第一）佛家之所以怕死，就在于没能理解人之死与大自然中的万物之死一样，乃是自然之事。陆九渊也有类似批评：“如来书所举爱涅，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轮回；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轮回。”在陆九渊看来，佛教爱涅槃、憎生死，就是未出轮回；佛教执著“四相”，就是未离生死；而之所以如此，在于未能将生死视为“自然之事”。比较而言，老子、庄子在生死观上的自然主义表现得更为突出。老子认为，世界上最高的“道”就是“自然”，所谓“自然”就是不有、不恃、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而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天地不执著自己的生命：“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七章）所以，人也应无著于自己的生命：“夫惟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七十五章）庄子认为，“气之聚”即人之生，“气之散”即人之死，所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我又何患！故万物一也。”（知北游）因此，从原始要终的角度看，人的生死实乃自然之生灭变化：“然察其（庄子之妻）死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有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可见，道家的生死观也是“自然主义”的。

　　

行事处世上的自然主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表现在行事处世上。行事处世以“自然为法”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求。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孔子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易传》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上）具体而言，其一，治理国家应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不要“无中生有”，更不要“胡作非为”。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简言之，道家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二，开展农事活动应遵循自然本有的运行规则，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所谓“使民以时。”（学而）而且，只有让老百姓“顺应时令”地实施农活，自然资源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梁惠王上）中国哲学的这种主张，在《礼记》的《月令》篇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其三，对待身边的“事象”应“顺其自然”，不要“无事生非”。孔子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就是说，做过了的事即便没有弄清楚也不再解释，完成了的事即便不完善也不再修补，已去的往事即便留有遗憾也不再追究。庄子认为，已有者就没有增加的必要，已为者也没有重复的必要。他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逍遥游）而最应有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所谓“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逍遥游）其四，在知识态度上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强物就我”。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管子》提倡按照事物本貌认识事物，所谓“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心术）邵雍对“以物观物”之法进行了肯定，认为是“性公而明”，他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则偏于暗。”（观物篇）可见，以“自然为法”展开人的认识活动，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点。概言之，中国哲学在治理国家、农业生产、物事处理、知识态度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都有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

　　

人生境界上的自然主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表现在人生境界上。表现在人生境界上的“自然主义”，绝不说人生的目标就是衣食住行，而是指“与天地参”的气象，是人生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是去物、去我、去私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做了深切而健康的体悟之后确立起来的。孔子的人生境界通常被确定为道德境界，所谓“孔颜乐处”，所乐者“道”也、“仁”也，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所谓“杀身成仁”。然而，孟子及其后来的儒家对“仁”的阐述，让我们领悟到，“仁”的境界实际上是“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万物即我，我即万物；悟此而诚，是为大乐；行此道而不息，“仁”即在身。所以，“仁”的境界就是“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程颢对“仁”何以为“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做过解释。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遗书》卷二上）就是说，如果手足麻木，人就不能意识到手或足的存在，这就叫“不仁”；反之，人必然意识到手足的存在，并意识到手足与整个身体是一体的，这叫着“仁”。所以，“仁”便意味着“人与万物为一体。”“诚”是中国哲学中的另一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哲学境界的表达方法之一。那么，“诚”所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中庸》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十九章）何为“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十七章）所谓“人之道”，即通过人为而“诚”，就是说，“诚之者”之“诚”是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实现的。与此对应，“天之道”则是自然之道，就是说，“诚者”之“诚”是不需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即可实现的。用王夫之的话讲便是“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诚明篇）所以，“诚”便是“真实无妄”，便是“尽其实”。《中庸》认为，将此“诚”修到极至，便可尽显其性；因人、物相通，故可进而尽显他人之性、尽显万物之性；而能尽显万物之性，便可欣赏、赞颂并引导万物化生繁育，从而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之气象。可见，“诚”即是“与天地参”境界。道家人生境界的“自然主义”特色尤为鲜明。名利是人人所渴求的，追求名利是人生内容的重要部分，但有些人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丢掉性命。老子认为，名利对人的身心是有害的，所谓“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因此不应执着名利，而应像自然那样学会放弃：“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每个人都以“我”的形式存在，而且都十分在乎“我”，有些人会因此而陷入困境，所谓“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二十五章）所以老子要求人们“无我”、“无身”，如此才能更好地保全“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面对名利而“生而不有”、面对自我而“无身无我”，所呈现的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境界。庄子有所谓“坐忘”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离形去知”而与“大通”（自然）同一，是谓“坐忘”，可见，“坐忘”本质上是与自然为一体的境界，也就是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总之，在人生境界上表现为“自然主义”特征，不仅儒家哲学如此，道家哲学亦然。

　　

按照胡适先生的看法，哲学包括“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和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有思想、行善去恶（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等六大门类，那么我们如上的讨论表明，“自然主义”的确渗透并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多个方面：世界观、思维方法、人生境界、行事处世、生死态度、治国方式等方面，因而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自然主义”是中国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特质。

中国传统哲学中自然主义之特点

如上讨论的结论便是：中国哲学中存在着“自然主义”。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主义”？它有什么特点？对我们把握、理解、体悟中国哲学有什么样的启示？如下的讨论或许能为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某些帮助。

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生机的自然主义。有人谓“自然主义”是一种把世界看成是机械的、停滞的、支离的观念，但这种评论不适合中国哲学中“自然主义”，因为中国哲学中“自然主义”是一种生机的自然主义。理由在于：第一，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视万物为完整一体。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根基是“气”，天地万物都是“气”的表现形式，是“殊”，因而由“气”观天地万物人，实为一体。此“气”即“诚”即“仁”。“诚”是由“自然、真实”之品质表现“气”，故“诚”可通天道和人道，从而将人天地万物连为一体。“仁”由“生生、生命”之品质表现“气”，而万物皆为“生”，故“仁”即谓“人天地万物为一体。”由此看来，中国哲学“自然主义”视域中的“人与天地万物”就是以“气”为根基、以“诚”为脉道、以“仁”为生命而化生出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充满生机的。第二，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视万物为变化日新。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认为，作为万物根基的“气”，有阴气、阳气之分，而阴、阳二气永远是矛盾的、互动的，如此，以“气”为根基的天地万物不能不处于不停息的变化之中。《易传》曰：“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系辞上）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以大自然为中心展开自己的思考，而大自然刻刻在变，日新月异、四时更替、山川变迁、江河涨枯、人之生死，所展现给中国古代智者的最直接印象就是一个字：变。《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维天之命）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所以，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内具变化革新气质的，从而与固步自封的“自然主义”区别开来。第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视万物为生命流行。将大自然看成是活的、生命的，是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生机性的最根本表现。正如梁漱溟先生说：“在我的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生命”与“自然”对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而言是一体的。大自然的本质就是生生不息，就是不断创造生命。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大自然的变化也就是生生的过程，所谓“生生之谓易。”（系辞上）而“仁”是大自然创造生命之源泉，所谓“生，仁也。”（志学）所谓“生底意思是仁。”（卷六）由此，使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生命打通而融为一体，使整个宇宙充满无穷无尽的生机、整个世界洋溢着大化流行。概言之，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整体的、一元的、变化的、流行的、生意的、生命的“自然主义”，而不是支离的、二元的、静止的、停滞的、沉寂的、机械的“自然主义”。

　　

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自然主义。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消极的。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把握到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真正内涵。因为第一，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有作为的。儒家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显然是积极的。儒家由“天行健”自然之道所引伸出来的道理是“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提倡“使民以时”，是要求人们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劳作，而不是放弃劳作。所以，儒家的“自然主义”是积极的、有为的。比较而言，道家“自然主义”更容易被人们理解为消极的、不作为的。然而，道家“自然主义”从来就不是消极的、不作为的。道家之“不争”是为了“无敌于天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道家之“谦下”，乃是为了“成百谷王”：“以其善下者，故能为百谷物王。”（六十六章）道家之“不重生”，乃是为了“长生”：“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七章）可见，道家的“无为”绝不是常识中的“无所作为”，而是“大有作为”。第二，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求通的。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以大自然为思考起点，而大自然时时在动、刻刻在变、万物并生、大化流行，因而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必然是求通的。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也就是说，万物的生长、变化皆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常）就是由“生”（并作）到“亡”（根），再到“命”（重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贯无碍的，不识得这个规律而胡作非为，必导致危险。《易传》曰：“易，穷则变，变则通。”（系辞下）又曰：“天地交而万物通。”（彖上）因为“天地交”而有万物的通畅、化生，所以“求通”是《易传》的基本思想。“仁”即“爱人”，（颜回）而“爱人”意味着上下左右相亲，故为通；相反，如果气血不畅、淤积堵塞，则为“不仁”。正是因为求通是“仁”的本有义，所以谭嗣同明确释“仁”为“通”：“仁不仁之辩，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与不仁……。苟仁，自无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贞固。”第三，中国哲学中“自然主义”是包容的。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以“自然”为中心，而大自然的胸怀是博大而宽广的，所以有内在的包容性。《国语》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金、木、水、火、土杂以成百物。”（郑语）在这里，“和”与“同”相对，也就说，“和”是“多”、是“杂”、是丰富多彩、是包容百物。故只有“和”才能生物。因而孔子以“和”的持守与否区分君子、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子路）《易传》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蓄众。”（象上）地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水，江河湖泊、清浊洁污，大地无所不容，由此而转换到人文世界便是“宽和容异”的气度。《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二十七章）也是让万物并生而不相残，互荣互盛。可见，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是包容的。既然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有作为的、求通的、包容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积极有为的而非消极的。

　　

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精神的自然主义。有人谓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唯物质主义”，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超越性关怀。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具有远大的理想和伟大的精神。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精神性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大自然“行”与“事”的创造性转化。大自然虽是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智慧之源泉，但要将大自然“行”与“事”所蕴涵的象征意义转换为中国哲学智慧，只有靠中国古代智者的点化。比如，大地广袤无边、负载万物，这叫“地势坤”，但经过中国古代智者头脑之后便成了“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精神。再如，在自然界，日月普照万物，不厚此薄彼，这叫“日月无私照”，但经过中国古代智者头脑之后便成了“公正无私”的品质。可见，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并非自然原貌的简单复制，而是思想上的创造性转化。第二，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所追求的是精神、是理想。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孟子说：“生亦我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告子上）由此可见，儒家视“仁义”高于个体生命，所以在个体生命与“仁义”之间做出选择时，提倡舍去个体生命以成就“仁义”。而如上所言，儒家之所以能做到“杀身成仁”，在于儒家的“自然主义”生命观。所以，儒家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富有超越性和理想性的。道家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不乏对理想、精神的追求。老子反对执着名利、财富、小我，认为名利、财富、小我都会导致生命的丧失、人性的扭曲，因而提倡超越功名利禄，而追求“道”的境界，“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尤其是庄子，他把精神的自由当作其生命的第一需求。所以说，道家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是追求精神、追求理想的。第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具有终极关怀性。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根本性关照，是对人生幸福、人生价值、人的死亡等给予“终极性”疏导和慰藉。就儒家而言，儒家提倡对“仁义”的实践，所谓“杀身成仁”，但为什么一定要用生命成就“仁义”呢？儒家认为，“仁”即生，故以生命成“仁”，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完结；“仁者”与万物为一体，故实践“仁”（杀身成仁）即意味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融为一体，从而使有限生命转向无限生命。这种解释无疑是对“杀身成仁”者的一种根本性关照和引导。面对死亡，道家哲学认为，人之生死乃“气”之聚散，是一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足见道家哲学之终极关怀价值。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老学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在于宇宙论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处所，以作为人生安顿之地。”可见，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确实蕴涵着“终极关怀”理念。概言之，作为大自然“行”与“事”创造性转化、对精神与理想有着强烈的追求、具有终极关怀的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当然是一种具有精神超越性的“自然主义”。

　　

总之，中国哲学中存在“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的“自然主义”具有生机性、积极性和精神超越性等特点；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生命哲学，以及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正义、经济哲学中的平等、道德哲学中的仁爱，都由“自然主义”孕育、化生而来。然而，中国哲学的优秀因素，并不能“一以贯之”，甚至在很多情境下被滥用，以致使人们对中国哲学产生误解。但就中国哲学“自然主义”而言，这只是“气血不通”所致，因而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厘清思路、疏通血脉，使中国哲学的智慧和精神在新的时代得到弘扬和释放。（文/李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