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有历史记载开始到清亡为止，中国一直在君主制度统治之下，所有的君主并不是“虚位”的，而是掌握实权的，尤其是从秦代以后，君主的权力更日趋强固，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乃是一种君主专制的政治。在君主专制的古代政治下有几个特质是值得提出来研讨的。
朝代的更迭现象永不终止
从有较可靠历史的时代——夏代以来，中国成为家天下的政治，于是形成“一姓王朝”，君位由异姓接替即表示朝代变更（五代时例外，当时盛行养子制度），在“一姓王朝”的制度下，朝代的更迭现象永远不能终止。观察史实，从夏代到清代，没有一个王朝的寿命达到一千年，最长的是周代，计856年，最短的是五代的后汉，仅四年。朝代的不断更迭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何以一姓王朝会造成不断的更迭现象？换言之，何以一个旧的朝代必定会趋向败亡而由一个新的朝代取代？其中原因甚为复杂，颇堪玩味。而其关键则为君主本身的问题。一姓王朝的君主，其政治才能常呈递减的现象，愈到后代的继体君主其政治才能愈低，缺乏政治才能则其统御权力便由强大而削弱，终至完全消失，这个朝代也因之崩溃。
从秦始皇废除周代的封建制度起，在中国历代政治中，君主便占了极端重要的地位。君主权力之大，笼罩全国，这是周朝天子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切政治权力（有时甚至财富名誉等权力）的源泉来自君主，只要君主坚持，他可以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李斯劝秦二世要“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即是明白说明君主的权力应该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后世的君臣们虽然再也无人敢像李斯那样赤裸裸地说出君主的权力无限大，然而，实际上，历代君主除了受制于自己的观念、想法和良心外，并不受外界力量的拘束。自古以来从谏如流的君主并非没有，但是他们之肯于纳谏，并非出于他们本心的志愿。唐太宗是以从谏如流著名的，但是他的从谏乃是因为他鉴于隋亡而觉得纳谏对他有好处才自愿接受的。赵翼《廿二史剳记》中谈到唐太宗勇于纳谏的原因时说：“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屡自言君主纳谏可使国富民安，对君主有利。一个自任其智的君主，没有任何强制的力量可以迫使他纳谏。同时，中国自古以来也没有任何法律来约束君主，人性本属好逸恶劳，无限制的权力，最易使人腐化。然而，在专制政治之下，君主的个人生活绝不能脱离实际政治而独立，君主的行为常能直接影响实际政治。君主的腐化，除了滥用权力，破坏公平与正义的原则，造成臣民的不满外，还会有两个极不良的影响：一是为了供应君主过分的享受，政府不得不对百姓重税厚敛，这种经济上的榨取一旦超过了限度，必然是农村经济枯萎，盗贼增多，盗贼众多又会引起战乱，而战乱又足以使王朝式微，王朝式微又是王朝覆亡的前奏；二是君主的腐化，过分贪图享受，遂不理政事，大权下移，大权下移的时日久积，臣下便取得威势，造成“权臣”的出现，而王朝则日渐衰微，终成“大盗窃国”之局。由此可知，君主腐化的结果，必然使王朝走向衰败的路子。
中国古代的君位采世袭制度，继体之君由于生活环境的特殊和接受畸形教育的影响，其才智愈后愈低，又完全不了解世故与民情，于是，君主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更愈拉愈远。可是，君主却拥有无限制的权力，自然难免滥用权力，危害人民（有时，继体君主滥用权力而危害人民并非君主的有意作为，而是不自觉其行为对人民的后果，这便是君主远离人民的表现），中国的被统治者是极具忍耐性的，服从与名位的观念深入人心，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敢反抗居尊位者的命令。然而，忍耐是有限度的，求生与自卫乃是人类的本能天性，一旦政治上的权威影响到其生存时，必然发生反抗，战乱从此而起，战乱的结果必然削弱王朝的威信，使王朝步上衰亡之途。东汉末的黄巾之乱、唐末的黄巢之乱、明末的流寇和清末的太平军，均是最佳例证。仲长统对于朝代的更迭曾有精辟的见解：
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心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彼后世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觝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断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昌言论·理乱篇》）
仲长统虽生于汉代，证之后代史实，其见解可以得到证明。
中国古代政治以君主为中心，而世袭制度下的君主又必趋向于无能与腐化，遂造成王朝的败亡，新的王朝起而代之。所以，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本身即含有兴亡的循环，朝代的更迭乃成为必然产生的现象。
民本思想盛行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甚早，最早见于《尚书》“民惟邦本”一语。儒家先哲孔子、孟子极重民本，孔子主张“仁政”，所谓仁政即是一种爱护人民的政治，孔子所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均表现其重民的精神。孟子乃是民本思想发扬光大最有力之人。孟子认为君乃为民而设，民永存而君可更换，其论调在二千余年前的君主时代，确实令人可惊可佩。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这段话几乎成为中国民本思想的象征。《孟子》一书中处处流露出政治应以民为重的思想，甚至主张“暴君可伐”之论。《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日：“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独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
孟子“闻诛一夫纣也”之论乃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否定暴君地位，为民本思想开创了一个新的积极的道路。
秦汉以后，民本思想在专制政治之下未能继续发扬，成为停滞消沉的状态，然而民本思想实未消灭，例如董仲舒之“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陆贽之“人者邦之本”，均灼然可见。历朝君主的谕旨和大臣的奏本，经常提及仁政爱民之言，虽然多是空话，但也表示民本思想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并未消除。及至明末清初，黄梨洲感亡国之痛，乃大倡“君客民主”之论，黄梨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明夷待访录·原君》）黄梨洲之“君客民主”说可详阅《明夷待访录》中各篇。遂使沉寂了近两千年的民本思想又大放异彩。
民本与民主并不尽同，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民本是消极的、被动的，民主是积极的、主动的。中国古代政治有民本思想，然而却未能发展到民主思想。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思想，并非中国的“贤哲”们不知进步，而系中国的政治环境使然。
虽然中国古代未能产生民主思想，以致二千多年的历史都在君主专制政治中度过，但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政治也并不是君主视臣民如奴隶牛马的暴虐统治，暴君虽然偶有，但大多数的君主都知道爱民，便是受民本思想的影响。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人民虽长期处于君主专制下，而所受到的弊害却因此得以减轻。金耀基先生说：“自秦汉以降，虽有一副君主专制的骨架，但骨肉之间实含有浓厚的民本主义血脉，而因此民本主义血脉的周身流转，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减轻和苏解。”确为精辟之论。
梁任公曰：“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证之史实，在中国古代政治中，随时都隐现出民本的精神。
缺少法治精神
中国自汉代以后，政治上无疑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历代君臣绝大多数都崇尚儒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上有极大的势力。儒家思想在政治方面注重身教与德治，是一种标准的人治主义思想。孔子主张重礼德之教化，轻政刑之督责。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可见孔子对政治的致治方法乃是在上位者以身作则，“修己”而后“治人”。孔子这种身教与德治的思想，后代儒家沿袭其意，于是政治上偏重人治而缺少法治精神。
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法律，但是历代却未能建立起法治精神，其中原因很多，而与儒家思想有密切关系。历代法律的制定者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在政治上是较讲阶级性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于是法律的平等性便有了问题，失却平等的原则，法治精神便很难建立起来。同时，儒家重视礼教，鼓励自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乃是古代士人的共同想法，于是法律的弹性很大，缺少强制性，遂使法治精神不易养成。
最足以破坏法治精神的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对象是臣民，任何法律都不足以约束君主，君主是超越法律的。君主不仅本身的行为不受法律制裁，而且还常以命令改变法律的裁判，尤其是接近末代的君主多属昏庸或暴虐，更常发出违背法律的不良命令，遂使法律失去其公正性，法治精神更是荡然无存。
政治高于一切
一个社会的组织是复杂的，每个社会内的权力结构常各有不同，例如非洲部落及南太平洋中许多小岛的原著民，其社会中最高的权力为宗教，今日英美社会最高权力为工商企业，古代希腊斯巴达社会中的最高权力是军队，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最高权力是政治。
从孔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隐瞒他们渴求从政做官的心理。孔子、孟子的求仕，不过是为了希望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要实现政治理想便必须出来做官，因此，做官只是手段，其目的还是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孔孟以后的士人常失去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做官成为他们的目的。“十年寒窗”不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为了高官厚禄，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只是为了做官；“学而优则仕”的想法深入人心，“仕”以后的政治理想却极少有人去顾及了。
知识分子之热衷于政治，其最大的动力乃是中国古代君权至高无上，君权超越了社会上其他一切的权力，举凡宗教权力、经济权力、知识权力、军事权力等等均屈居于君权之下，从政做官即是分沾了君权，取得了社会上最高的权力，在权力欲的引诱之下，人人莫不希望获得官职。
李斯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人类努力奋斗的目的无非是要使生活（物质的与精神的）改善，穷困与卑贱当然不是人所愿居的。然而如何才能脱离穷困与卑贱？中国古代重农轻商，商人虽易赚钱，却不易争得社会地位，不易获得名声，务农虽号称为“本”，但农人经常是穷困与卑贱的则是事实，所以，商与农均不是理想工作；中国古代的宗教在隋唐以后，佛教渐盛，僧侣受人尊敬，但是僧侣生活必须清苦自恃，又非缺乏“出世”思想的士人所愿为；中国古代除了乱世，军人的地位并未受到重视，尤其在唐中叶及宋以后，武夫是受到社会卑视的人，士人于是遂少有愿弃文习武者；中国古代虽重师道，然而却没有专业性的教师，教书的职业向来是清苦的，在没有完善的学校制度下，教师连生活的保障都有问题。除了落第和老迈的士人外，没有人愿意以教书为职业。经商、务农、僧侣、行伍、教书均非理想的工作，因此，人人只有寄望于从政。知识分子乃是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知识分子为了脱离穷困与卑贱之地而热衷于政治，更使得政治权力高过于社会上其他的权力。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吏的地位是崇高的，地方官竟被喻为人民的“父母官”，自是高人一等，威风八面；官吏退休以后，常成为其家乡的士绅，是社会上的领袖人物，受到乡民的特别尊敬。因此，社会上对于做官的人总是另眼相看的。赵 的《因话录》中记载一段唐人的故事：
赵琮妻父为锺陵大将，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请之眷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之婿乎？”曰：“然。”乃告之曰：“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牓也。将遽以牓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幛，相与同席，以簪服而庆遗焉。
赵琮未及第前，既“穷悴”，又为“妻族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宴会之中，其妻为众人所轻视，竟被“以帷隔绝之”，此种情况，实如李斯所谓处于“卑贱之位，困苦之地”，然而，一旦及第，做官有望，于是妻族立刻改换嘴脸，而邀其妻“相与同席，以簪服庆遗焉。”赵琮的事例正可以说明社会上对于做官者和无官者常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写范进落魄潦倒时，被他的岳父胡屠户奚落责骂，等范进中举以后，胡屠户立时改了嘴脸，称范进为“贤婿老爷”。范进的故事乃小说家之言，未必可信，然而却可以反映《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所处时代的人们对于做官与无官者两种不同的态度。由社会上对从政者的恭敬，更能折射出在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的结构中，政治高于一切。
家族政治
自夏禹以来，中国君主世袭的制度即是家族政治的代表象征。其实，中国古代的家族政治并不仅限于君主这一环，臣民之间也莫不处处表现出家族政治来。周代的封建制度，从天子到大夫，以宗法关系来建立政治系统，无疑是典型的家族政治。秦始皇废止了封建制度以后，宗法式的家族政治在形式上大为削弱，形式上只有君主的家族仍可世袭分封，而臣下世袭之制则告终止。但是，在实质上，家族政治仍广泛地存在，最显著的例证即是自西汉便已开始塑造的门第与世族观念，魏晋南北朝时代门第观念尤其深刻，政治上成为豪族所把持的局面，一直到唐代末叶，门第仍然影响到实际政治。自宋以后，门第观念虽渐淡薄，但由于中国人向来家族观念浓厚，家族内的团结力量很大，因此，亲戚间在政治上互相牵引、互相提携的现象长期存在。范据撰《云溪友议》记载唐人故事一则：
潞州沈尚书绚，宣宗九载，主春闱，将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见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似无一家之谤，汝叨此事，家门之庆也，于诸叶中，拟放谁耶？”绚曰：“莫先沈先也。”太夫人曰：“沈先早有声价，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与之。吾以沈儋孤单，鲜有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见哀？”绚不敢违慈母之命，遂放儋及第焉。
沈绚之放沈檐及第，其同类事例在中国古代随时皆有，因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家族政治。
士人政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贵族政治的局面被打破，知识分子得以参与政治，尤其在汉武帝以后，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逐渐由知识分子充任。历代宰相绝大多数是文人，于是，造成了士人政治。
士人政治的形成，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的士人掌握有知识权力，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而其本身又具有政治的热忱，愿意参与政治活动；一方面也是历代君主有意的促成，叔孙通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卷九十九·叔孙通传》)中国的士人向来具有“尊君”、“守分”与“修己”的思想，重用士人，不仅可使社会上最优秀分子殚精竭智为政府效劳，且可导致政治上安定的气氛，对于在位的君主和王朝是绝对有利的。
士人政治形成以后，对中国的古代政治产生了甚大的影响。由于士人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武人的政治地位下降，尤其是唐中叶以后，武人常为社会所轻视，唐代从武后到懿宗之间武人地位相当低落，加上宋代君主有意地重文抑武，遂使武人除非在战乱时期，甚少有政治上的决策参与权。中国士人既重“守己”，又极端尊重“传统”，于是在士人当政的局面中遂造成中国古代政治上的保守性，缺乏进取与改革的精神。以国家疆域为例，中国古代文化之高度发展、人口之众多、物资之丰富，与邻近的小国之文化落后、人口之稀少、物资之贫乏正成对比，中国如果要积极扩张疆域，并不是太困难的事，然而，在士人政治的强大保守性之下，对于邻近小国都采取安抚而不兼并的政策，除了元代以外（元代是极少士人政治气息的一个时代），中国很少以武力大举对外开疆拓土的，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的征讨外族（其实规模并不很大），均引起当时或后世士人的讥评，因此，中国疆域的扩张只是靠着中国文化的同化力来进行，而未用武力来开拓疆土。再以政治制度为例，在士人政治的浓厚保守性下，一种政治制度常能实行相当长久的时间，如尚书六部之制，至少隋代已经确立，一直到清末仍然沿袭，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又如卿寺之制，秦汉已确立，一直到清末，仍然存在，其实许多卿寺已无事可做（在康梁变法中便主张把许多无事可做的卿寺衙门撤废），只不过是保守传统而不敢改革，竟沿袭了二千一百多年之久，时代是在前进而制度则固守不移，这使得中国古代政治很少有改进的表现（中国古代偶有“善治”，但那是出现了开明君主，而非政治制度改良的结果）。
统治阶级的可变性
任何政治组织皆是有阶级性的，统治与被治便是明显的两个阶级，白莱仕（JamesBryce）即曾说，不论是以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名义组成的政府总是实行少数统治（government by thefew）。莫斯卡（GaetanoMosca）也认为自古以来一切社会之中均有两个阶级，一个统治阶级，一个被治阶级。不过，政治上希望长久维持一个安定的局面，那便要使少数的统治者不能成为一个停滞不动的阶级，换句话说，少数的统治阶级其人物一定要不断地有变化，吸收优秀分子进入，否则革命的情绪便很容易爆发。拉斯维尔（HDLasswell）说：“革命乃是优秀分子阶级位置的改变。”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是由少数优秀分子来领导，制造成群众行动，优秀分子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上达至统治阶级的位置，不满的情绪自易形成，对当时存在的政权逐渐趋向于敌对的立场，时日久积，唯有走向革命的路子。
在古代的中国，君主虽掌握绝对的权力，但政治政策的策划和行政工作的推动仍要依赖官吏来执行，所以，除皇帝外，官吏也应该是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可变性便很大，在春秋战国时代为人们视为特异的“布衣卿相”，至秦汉以后成为惯常现象，尤其在实行考试制度以后，优秀人才可以经由科举而踏上政治舞台，所谓“十载寒窗无人知，一举成名天下闻”，便是只要遵循一定的途径，埋首努力，就可以由被治阶级一跃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人才的流转既无障碍，革命的情绪便不易上涨。中国古代许多王朝在三、四任皇帝以后，便形成君主昏庸暴虐、政治腐败的情形，然而却能使王朝继续生存下去（明朝便是显著的例子），优秀分子自觉有上达成为统治阶级的机会而不愿倾向革命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在统治阶级的可变性大的情形下，中国古代政治比较容易维持一个长时期安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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