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斯琪
摘要：北宋初期的词坛，基本上沿袭残唐五代婉约派的词风，但也有缓慢地演变的趋向。
北宋中期，由苏轼开创了跟婉约派相对的豪放派，有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而在苏轼的影响下，北宋文坛呈现趋向分流，多样化的局面。
北宋后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一批“大晟词人”，为适应宫廷声色之乐的需要，创立“富艳精工”，“缜密典丽”的应制词，另立门户，使南宋格律词派醉心于追求形式技巧。
关键词：五代词风 慢词 豪放词 格律 易安体
（一）承袭五代词风时期
这一代词人，从创作倾向上可分为两个创作阵营：柳永、张先为一阵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宋祁等为一个阵营。 这个时期的作家以晏殊和欧阳修为代表，作品以小令为主，晏殊和欧阳修的词风受冯延己和李煜影响，多写诗酒歌舞、男女之情，显出雍容华贵的气度，小部分词则写离愁别恨，颇有寂寞苍凉之感。
晏殊一生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宰相，生活优裕，其词所反映的主要是"承平"时代的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 叶梦得《避暑录话》说他：“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又冯煦《蒿庵论词》云：“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晏殊词多为娱宾酬唱之作，内容多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题材狭窄，主要表现他的富贵生活和闲适情趣，多用白描手法，但在艺术表现上显得雍容典雅、温润蕴藉，这与晚唐五代词的影响不无关系。例如《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典型地表现了晏词的特点：以代言体的方式，白描的手法写离愁别恨，既不用典，也不工笔，借景抒情而表现含蓄。从情感内涵来看，晏殊的一些词受冯延巳词影响尤甚，但一改女性声口为男性声口直接表达士大夫伤春逝春的情怀。例如《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中的“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即以男性声口直接地表现了他因人生短促从而“怜取眼前人”的真切感受。
欧阳修的婉曲层深，典型地表现了婉约词“幽约怨悱，低回要眇”的特点，但也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内容上不在局限于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而将自然山水、身世感慨引入词中。欧阳修一生宦途坎坷，他在内容题材上的开拓超过了同时代的晏殊，使得可以入诗的内容大都可以进入词中，并且表现出旷达的精神。这两方面特点后来都被苏轼所继承了。如《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就已超出了男女之情，升华到对人生的感悟。欧词在创作上与晏殊词同出于冯延巳，但受冯影响更深。他的十首联章体《采桑子》词写的是自然景色，但在词牌、韵脚、用语、意境方面都酷似冯延巳词。
（二）创作慢词时期
第二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柳永。他广泛吸取民间新声的优点，创作出长篇巨制的慢词，扩充了词的内容。题材多写青楼生活，都市繁荣，羁旅之愁。作法则由婉约含蓄而变为铺叙、写实。又大量吸收口语入词，一扫唐五代的雕琢习气。他在北宋前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是因为柳词在艺术上有新创造：一是大量使用长调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主的传统，将铺叙手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二是大量运用俗语，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三是采用了许多新曲调，使词与当时的流行音乐结合得更紧密。其词从内容来看，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多为其前期所作，如《雨霖淋》（寒蝉凄切），全词通过描绘景物，虚实结合，将离别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类是表现羁旅穷愁，多为其后期作品，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第三类是描写城市风光，如《望海潮》（东南形胜）。从语言风格来看，柳词又可分为雅词和俗词两类。雅词多通过景物描写来抒发感情，比较含蓄，在风格上与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之词相近；俗词多用口语，往往直抒胸臆，比较直露。
（三）开创豪放词风时期
第三个时期代表人物是苏轼，他的词以豪放著称，开创豪放一派，扩展了宋词的领域，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是词坛最有朝气的一个流派。这代词人所处的时代，是政治"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政局多变、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时代。这一代词人比上一代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蹭蹬，他们都是文坛(词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而，这个时期的词作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这一代词人大致可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的苏门词人群，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的大晟词人群。
苏轼在宋词发展史上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苏轼对词最大的创造，就是“以诗为词”。内容上，打破了过去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的传统，他将怀古、悼亡、山水田园、仕途失意、报国雄心、生命感悟等内容注入词中，这就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提高了词的境界，使词从以娱乐为主转变为以抒发个人的人生感受为主，从而具有了与诗相同的功能与作用。风格上，打破了以婉约为主的传统，他以旷达为主，既有婉约，又有豪放、旷达、幽美等，以旷达为主。旷达既是一种写作风格，也是他对人生的态度。从词与音乐的关系看，苏轼打破了词附属于音乐的传统，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工具。总之，词发展到苏轼这里，娱乐功能大大减弱了，抒情功能得到增强，实际上成了诗的另一种形式。
（四）注重格律时期
第四个时期出现了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宋词经过柳永和苏轼两次开拓以后，到了进一步整理和规范化的时候，于是出现了集大成的周邦彦。不过，他所集的只是婉约派的大成。周邦彦在词调的创造，特别在表现技巧和格律规范化方面，贡献很大。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音乐上看，他确定并创制了许多新调。他利用在大晟府任职的机会，对前代和当时流行的八十多种词调重新进行审定，确定了各调中每个字的平仄，使各种词调定型。同时，他还创制了一些新调，例如《六丑》、《花犯》、《华胥引》等。这种对音律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苏轼以来词的创作脱离音乐倾向的纠正。这对南宋的格律派影响很大。从语言上看，周邦彦讲究语言的锤炼、典故的运用以及对前人诗句的融化，形成了一种典雅工丽的语言风格。这几个方面，前人都已有所尝试，例如用典在苏轼词中已不少见，晏几道、贺铸的词中也不乏化用前人诗句，但周邦彦后来句上，比前人做得更加出色。例如《西河》（金陵怀古），融化了刘禹锡的《石头城》、《乌衣巷》和《石城乐》三首古诗，做得完整自然，天衣无缝。从结构上看，周邦彦的词比柳永、苏轼等人的词更加复杂曲折。他们的一些词虽然用长调，但结构并不复杂，周邦彦的词在时间和空间上转换频繁。例如他的《兰陵王》（柳），全词分三阕，时间上，过去、现在、将来变换不定；空间上京华、送别地、路途中也令人眼花缭乱。这些特点使得他成为宋代词坛上的大家。
（五）易安体时期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是北宋著名的女词人。她善于提炼口语，造句清新雅洁，明白如话，生活气息很浓，而又不粗俗，于柳俗苏豪周律之外别树一帜，人称“易安体”。“易安体”既保持了南唐以来抒情词的传统词风，又创造了以时代悲剧为背景的、表现作者个人的深沉感受和巨大不幸的艺术风格。
李清照词的主要内容和情感都可以用一个“愁”字来概括，但前后期有所不同。前期词的“愁”主要是围绕自己的闺阁生活来写的，写自己与丈夫的离情别绪，有些还能结合写景咏物来表现。如果将李清照前期词分为两半，可以说一半是对丈夫的钟情，另一半则是对自然景物的热爱以及对对禽鸟花草的眷顾。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家破人亡，受尽劫难和折磨。人生命运的巨变，也引起心境和词境的变化。此时的“愁”，已不是从前的“闲愁”，而是由乡关之思，身世之苦，丧失亲人的悲哀和理想破灭的失望等等交织而成的。因此，这“愁”往往表现得非常沉痛乃至凄厉，有了较深的思想意义，是她内心深处爱国思想的一种隐约而自然的流露。
在词的艺术方面，李清照自成一家，被后人誉为“易安体”，其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个性化的抒情和完美的意境。作为一个女性词人，李清照的词在描写心理与情感的活动方面有其特别的长处。她善于选择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行动、细节来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表现情感的微妙变化，在起伏回环的语脉中层层破露复杂的心境。如“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等动作细节，典型地表现出年老寡居所独有的生活情态和寂寞心情。李清照还善于结合写景咏物，借以抒发美质难久、物是人非的感慨，使词极具个性化的意境和性格。第二是清新朴素而完美的表现手法。李清照善于把新鲜的口语和华美的词藻统一起来，雅语和俗语兼用，使词中的语言既有典雅的文人趣味，又有生活气息。她的词用典及点化前人诗句亦多融化无迹，近于自然，这是非有很深的语言素养不能办到的。李清照善于调动各种修辞手法，诸如比兴、比喻、拟人、夸张、用典、叠字，但又运用得非常自然而不见锤炼工夫，达到了“极炼而不炼，出色而本色”的最佳效果。再加上李清照善于掌握声调韵律错综变化的节奏，以适应思想感情的起伏抑扬，词作声调和谐，富于音乐美，使词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第三卷
黄文吉《北宋十大词家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排印本
黄文吉《北宋十大词家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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