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砚的历史
砚虽然在“笔墨纸砚”的排次中位居殿军，但从某一方面来说，却居领衔地位，所谓“四宝”砚为首，这是由于它质地坚实、能传之百代的缘故。所以，现今社会上“四宝”以砚最为多见，受人喜爱的范围也最为广泛。
古代并没有特制的砚，凡是可以研墨的东西，如石块、蚌壳、瓦片、砖头之类都可以作砚使用。后来有了石制的砚，所以砚字从“石”旁；又因砚是从“研”的意义生出来的，字音相同，所以用“见”作音符。汉刘熙《释名》解释“砚”字，说：“砚，研也，研墨以和儒也。”许慎《说文》：“砚，石滑也。”“滑”训作“利”，亦与研磨同义。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进一步清楚的解说道：“字之本义谓，石滑不涩。今人研磨者曰：砚。”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砚解释为研磨的工具。砚又叫砚瓦，现在北方各地还保留此名，可能是因其形凹下像瓦，也可能是因为陶制得名。北京人叫砚台，是因为形状像台，现已成了砚的通称。
砚究竟起于何时？“砚与文字同兴，予黄帝之代也” 《文房四谱》上说：“从前黄帝得玉一纽，将其治成墨海，并在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这也许就是最早的砚和它的铭吧。又有人根据山东曲阜孔庙的石砚，说是孔子用过的，甚至说砚是孔子创始的。砚，为磨墨的工具，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远在新石器时期，原始氏族社会已有彩绘陶器，利用黑红两色或其它色彩，绘出多种多样的花纹，颜料颜色已经极为细腻，以理推之，说明那时已有研磨颜料的工具。西安半坡出土的“彩绘研磨器”，多数学者认为是砚的起始，至今当有六千年历史；不过这种砚，只是砚的雏形罢了。
从殷墟发现的甲骨刻辞来看，除刻字以外，还有用毛笔朱书或墨书的。有的甲骨上还残留着朱书、墨书的痕迹。那么朱和墨的研磨一定也有工具的。大概在殷商初期，笔墨砚始以粗见雏形。刚开始时以笔直接蘸石墨写字，后来因为不方便，无法写大字，人类便想到了可先在坚硬东西上研磨成汁，如石玉、砖、铜、铁等。殷商时青铜器已十分发达，且陶石随手可得，砚乃随着墨的使用而遂渐成形，古时以石砚最普遍，直到现在经历多代考验仍以石质为最佳。
从近代考古学家证实，早于五千年前便有了磨墨用的研墨器了。当时的墨，尚未是固定形态，故需要多加一块小研石用来磨研。东汉以前，砚被称之为“研”。“研”的本意有研磨之意，这在许慎的《说文》中有载。在更早的西汉时，也有把“研”作名词使用的，如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的遣册中，就有“研一，有子”的记载。考古中经常也发现研、研子配套出土，印证了遣册中的记载。以上所说的“研”，汉墓造册上叫“板研”，是研磨时垫衬用的板状物，有的上面还因长期与“子”配套使用，而被磨出了凹窝。所谓“子”，又称“研子”，指握在手中的柱、块状用具，石质为多，也有陶质或玛瑙质的。“研”和“研子”之所以必须配套使用，是因为东汉以前还没有发明人工墨锭，而大量使用天然矿物颜料绘画和书写。由于天然矿物颜料有相当的硬度，需要捣而碎之，研而磨之，方可应用，所以都离不开“研”和“研子”。
从西安半坡原始公社遗址出土的石器上，还可以看出上面残留的研磨过颜色的痕迹。我国最早的砚是石砚，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仰韶文化遗址，其形椭圆，砚面有两个小凹槽，材质为浅黄色砂岩。砚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看来不是个虚数。这应该是使用砚的开始。考古中还发现了不少更为原始的研和研石。在安阳殷墟妇好墓和洛阳西周墓中，均出土有调色器。这些研磨器和调色器，可算是砚的鼻祖了。1978年，在山东临沂市区东南隅的金雀山附近的第十一号汉墓内，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盒砚，这套彩绘盒砚，包括砚石、研石和砚盒三部分，砚石是一块经过仔细加工的长方形石板，长16厘米、宽6厘米、厚0.2厘米，砚面上还残留着墨迹。这是汉代的一件实用研墨器，它距今已二千多年了。
1980年，在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遗址中，出土了一套用以陶器彩绘的工具，距今约7000年左右。其中有石砚、研棒及砚盖，包括石臼11件、石研棒12件、红色颜料1块和调和颜料用的水杯一件。其中有一方石砚，砚有盖，砚面微凹，凹处并有一根石质磨杵，砚旁留存数块黑色颜料。很显然，这是先民们借助磨杵研磨颜料的早期砚的形制。由于这处遗址归属于母系氏族时期的仰韶文化故这方砚台的实际寿龄已超过了五千个春秋。在形制方面，长期保持着附有磨杵的形式，这是因为当时一直使用的是天然墨和丸状、块状的半天然墨，不易于手研，必须借助研杵和研石进行研墨，使其溶解于液体中方能使用。这些书画工具中，石臼的功能与研相类似，上下两面光平，表面中央部位有圆窝，窝内壁等处留有红色颜料痕迹。石研棒是在石臼圆窝内把成块的颜料研磨成粉末状用的工具。多用条状砾石制成，研磨的一面均已磨成斜角状，光亮的斜面上往往留有红色颜料。红色颜料发现时已崩裂成四小块，黑红色。经鉴定属于赤铁矿性质的三氧化铁，与研石和研棒上的红色成分相同。
周代铜器铭文，其铸范以前，一定先有书写，然后据以刻范。可惜侯马出土几万块陶范，都是刻划以后烧制过的。看不见烧制以前书写的痕迹，若是书写在未经烧制的泥土上，想是无法保存下来的原故。
据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出土的战国墓葬中的文物--毛笔、墨、墨书帛画、竹简来看，当时应当有砚。长沙在解放前出土过战国的《缯书》，解放后出土过毛笔；信阳长台关战国大墓也出土过毛笔及“文具箱”、竹简。看来研墨工具应已齐备，但独不见“砚”的出土，很是奇怪。目前所见最早的古砚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方战国墨砚。砚和研墨石都是用鹅卵石的原形打磨制成的。砚和研石上面都有使用的痕迹和墨迹。不过，那时的墨为天然矿石，因而砚还需用研棒辅助，才能将墨磨至细。这段时期内，我们的先祖对砚的形制、品质进行了不懈的改进，除一般石砚外，还出现了陶砚、铜砚、漆砚等。
砚这种附带磨杵或研石的形制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生改变，即取消磨杵或研石，而接近于现在的砚呢？目前所知，要直到两汉时期。汉代发明了以松烟为主人工手捏墨，由于人工制墨，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故不需再借助磨杵或研石研天然或半天然墨了。如此看来，磨杵或研石经过史前及夏商周共三千多年的漫长跋涉，才逐渐消隐，尽管今天已不为所用，但其为传播文化立下的功绩仍不可没。
据东汉刘歆《西京杂记》说：“以酒为书滴（用以磨墨），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解放以后，各地不断发现汉代的砚，说明汉代已普遍使用砚了。1955～1956年在广州华侨新村工地发掘的四十座西汉墓中，发现了石砚八件，除砚石外，大都附有“研石”一块。砚的本身形状多不一样，系采用圆而扁的石料磨制而成。出土时有的砚面和研石还有红朱粘着。1955年在广州东郊马棚冈发掘西汉晚期木椁墓出土了燧石砚一件，砚面还有许多墨迹。由此可见西汉广州砚台系包括砚石和研石两件工具，用此研磨一种颜料或墨。
解放后在洛阳及安徽等地亦有出土。1955年在洛阳一汉墓中发现汉石砚，为圆形三足，同时并发现一研石放在砚上。安徽在1956年于太和县李阁乡双孤堆农民取土时发现汉石砚盖，亦为圆形。刻划三圈，每圈均以三角形组成简单花纹。又在太和县税镇马古堆农民开荒取土得一石砚，亦为圆形三足，缺盖。而在太和县李阁乡又出一完整石砚，亦为圆形三足，盖有透雕双螭首形象，益及底均有刻划花纹。此种圆形石砚，亦见于汉墓壁画中。由此可以得一概念，西汉末至东汉石砚，多为圆形、三足、平面、有盖，并有简单的刻划花纹。
1955年广州市东郊发现东汉时期的墓葬，出土汉代陶砚，亦为圆形、三足，并有漏斗形高盖。汉代陶砚，还有山形砚及龟砚。陶砚中最为罕见的是制于汉六朝时期的十二峰陶砚，其山形砚砚面的前部塑造有十二山峰，山峰连绵状。内左右两峰下，尚各有一负山人像，三足为叠石状，塑造极为有力。这种砚在我国目前仅发现一例，在巴黎的切鲁努斯基美术馆也收藏有一例。这种陶砚，不详其为何地出土，观其砚形、山形、水滴，特别是人像的塑造和风格，似为西汉文物。而其结构的奇特，从未见之任何着录，实为陶砚中的孤品。其它的陶龟砚，造型也很生动，有直颈、屈颈单龟、交预交尾双龟三种不同的造型。都有盖，盖即为龟背，刻划有龟甲纹。直颈单龟砚，砚底有一“寅”字。1962年河南上蔡县城东南一华里处，出一唐墓，亦发现一陶龟砚，略似直颈单龟砚，但其头部有差异，龟甲纹也不同。
汉代的砚，玉制的少见，大多以石制成，也有陶制的。石砚用圆而扁、或长而方的石料磨制而成，都附有研墨的石。有些石砚三足，有盖，刻有花纹。陶砚有圆形、三足、带盖的，有山形和龟形的。湖北荆州凤凰山西汉墓出土了砚，秦汉时期的砚多以石为材料，但多了纹饰，或兽形雕刻，线条亦较为流畅。
东汉有一种兽形鎏（音留）金的铜砚盒。安徽肥东、江苏徐州东汉墓中各出土一件这样的铜砚，砚盖作兽身形，砚面部分为石片镶成，兽身通体鎏金，还镶嵌着各种宝石、红珊瑚等。制作精巧，极为美观，为汉砚中的珍品。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继承汉代石砚、陶砚外，由于瓷业的渐兴，故多为瓷砚。青瓷三熊足砚，圆形，内周有水槽，砚心平坦，砚上有益，砚盘下以三能足支撑。系三国至晋初产品。蹄足砚初制于西晋，有三路、四蹄、六路多种。西晋时为三蹄足；东晋时除保留西晋的三蹄足的砚式外，四蹄足已开始出现。在造型上，砚盘渐趋单薄，蹄足略显高瘦，制作一般较粗糙，但也有精美之作。
到了南北朝时，砚面向上凸起，无盖，砚足较西晋时更高，多为六蹄足，三足极少见。解放后，浙江、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都有青瓷砚的发现。即以瓷土为胎，而挂以青釉。以利研磨，砚面均平坦无釉。多为圆形，有足或“蹄足”。此时期除石、陶、瓷砚以外，也有用铜为原料来制砚。如米芾《砚史》中所叙，“有十蹄圆铜砚”。1957年2月间安徽肥东县草庙乡大孤堆出土一件南朝铜蟾蜍砚。通体碧绿中闪出鎏金，再镶嵌红、黄、蓝、白的宝石，作为蟾身的疙瘩，五彩缤纷，极为美观。此铜砚，其砚面部分，并非铜制乃是一石片镶成。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瓷砚和陶砚，多为圆形，有蹄形的足，砚面无釉，以便磨墨。砚台多以三或四足支撑，较近代之砚台为高，可能跟当时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有关吧。这种青瓷砚后来发展为多足，制作更为精致。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石雕砚。如河南洛阳在晋墓中出土了一块石砚，砚面四角雕有龙头、卧虎、龟、蛇的形状，砚底刻复莲一朵，雕工很细。
到了隋唐，砚的取材种类及形状更为多样化。石砚、陶砚多为箕形，后部有二足，此二足有安在后部两角者，有与两角有一定的距离处安足者。砚面作箕形，与米芾《砚史》所说："有如风字两足者"正相合。此种陶砚在隋唐之际仍为通行的砚台。在196O年7月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在韶关市西北郊罗源洞山麓发掘了唐代著名人物张九龄的墓葬，出土了一件陶砚，泥质灰陶，作箕形（即俗称凤字形），两足即在后边的两角处。砚面存有墨迹，砚底面划一“拯”字，按系其子张拯之砚，而纳入墓中的，墓葬时间为开元二十九年三月三日（741年），可见开元盛世达官贵人也还是用陶砚的。韩愈《瘗砚文》说的也是陶砚，都可作为例证。
陶瓷砚除三足圆形外，尚有多足的辟雍砚，圆拱如壁，四周有水槽可以盛水，取教化流行之意。1957年广州出土唐代陶砚，圆形高圈足，砚面前部有突起两圆筒，可以置笔，中夹一水盂，可以注水。日本白鹤美术馆有一陶砚，为长方形，周围有圈足，砚面两边有笔形凹印，可以置笔；砚面前部另有两窍，亦可置笔。此种陶砚的造型极为奇特，亦极少见。隋唐时期，瓷砚的胎土变成了白色，出现了涂有灰、黄、绿、三彩釉的瓷砚。据载，五代南唐时由于宫廷对制砚的重视，李王宝命人采掘歙州石，用以制作南唐官砚，专在歙州设置制砚官，提高了制砚的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歙砚。
清内府所藏汉代陶砚亦属罕见珍品。如汉砖石渠砚、汉砖虎伏砚、魏兴和砖砚。用陶土烧制砚台，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唐朝的时候还很盛行，韩愈说：“土乎成质，陶乎成器。”看来陶砚在历史上是很受文人欢迎的，应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尽管如此，作为汉代的陶砚，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从《西清砚谱》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它的信息。
瓷砚发展到隋代，砚面更加上凸，珠足已取代蹄足而兴起，并且往往在八至十足以上。足多外撇，足上部三分之一处与砚盘相连。后期砚盘增高，形成半圈珠足形，足上部三分之二处均与砚盘相连，明显地由多足向圈足方向发展。唐初现式为圈足。特点是砚面较任何时期更为凸起，有的甚至超出了口沿。砚足由隋代的半圈足发展成圈足，蹄足纯为装饰。整个砚式显得较为笨重。唐代中晚期，瓷砚又由圈足演变为镂空圈蹄足。蹄足以此时为最多，一般是二十个排列成密集的一周。砚面突起，四周围以深凹的水槽，式样美观大方。越窑、岳州窑、邓窑都有烧造。邓窑砚有大小成套者，粗胎挂釉，极为古朴。唐以后瓷砚，多为长方砚式。
清宫藏砚中最早的是汉砚，汉代瓦砚为宫中藏品里的稀世珍宝。如汉未央宫东阁瓦砚、汉未央宫北温室殿瓦砚、汉建安铜雀瓦砚等。汉瓦砚多由宫殿殿瓦改制而成，这种瓦用精选土手质拌以胡桃油，有时还掺入黄丹、铅等，烧制成形后坚硬而细润。唐宋之时，才逐渐由地下挖出，见其质地坚实遂制以为砚。《文房四谱》上说它：“体质细腻而坚如石，不费笔而发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绝无。”特别像铜雀瓦砚，烧制工艺精湛，更为绝世精品。历代文人雅士无不以能得此砚为人生一大快事。
唐、宋朝代的经济、文化皆有高度的发展，文人辈出，诗、词、书法、绘画皆盛极一时，砚台的发展亦于唐宋时代达到高峰。唐代开始烧制三彩砚、澄泥砚。唐代石砚，已经开始讲究石材。广东高要县的端石，安徽婺源县的歙石和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已被用来制砚，生产了著名的端砚、歙砚、洮河砚。端砚约在唐武德年间问世（618～626年）。柳公权《论砚》中说：“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瑞，而歙次之。”于是史书上便将“端、歙、临洮”，合称为“三大名砚”。清代末期，又将山西绛州的澄泥砚，与端、歙临洮砚，合称“中国四大名砚”。唐代书法家李邕写过《端州石室记》，诗人刘禹锡在《秀才赠端州紫石砚诗》中有“端州石砚人间重”之句，李贺写过《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刻紫云。”由于砚石均在高山深水中，取捞极其困难，因采石而伤生者，岁有所闻，故当时唐王朝时有禁采之令。官方既不协助，而采伐的人又系穷困之徒，财力、人力均感不足，端砚的产量不是很多，石材亦不甚佳。但因此时文人的宣扬，爱好端砚的人才逐渐增多，产量也日益加大。
安徽婺源县的歙溪石材，也于开元年间开采。婺源县自唐代到宋代中叶属歙州，一所以这里出的砚称为“歙砚”。品质稍亚于端砚。
此外澄泥砚在唐代也开始制作，最初出于山西绛州。据说用绢袋装上汾水河泥加以漂洗淘澄得出细泥烧制而成。唐三彩砚也开始烧制，多为小型，制作精美。有人以为或系官闺画眉之用。
1956年在洛阳出土唐末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年）陶瓦，砚心亦为箕形，边侧刻划字迹为“天福二年八月”题记；底部亦有刻划字迹。
五代南唐时，官府在端歙两地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当地老百姓叫砚务官，岁为官造砚若干。同时于其它各地产石可作为砚者，亦尽力开采，于是石砚的产量比唐朝愈多。
宋代，士人更重石砚，尤其对端砚，歙砚爱之。宋代书法家蔡襄及诗人梅圣俞等也都写过《咏龙尾砚诗》》。达官贵人、文人学土尤讲求端、歙、洮等石，当时石砚的主要式样多为“抄手砚”，将砚背部分挖空，便于挪移，既轻且稳。陶砚逐渐被石砚所代替，但澄泥砚仍有发展。宋砚朴素大方，实用雅砚。宋米芾所作《砚史》，实即为砚石谱。其中仅有二三处讲到陶砚，可见此时箕形灰陶砚已日趋没落，而端歙两地所产砚石之美，引人之深，凡文豪和书画名家未有不宝爱的。但澄泥砚仍在继续发展。宋代一般日用石砚，多是就地取材，雕工亦不甚讲求，形式亦多种多样，如巨鹿所出的石砚，安徽在解放后曾于某处发掘一大铁锅，其下面有石砚一二十个，都为日常用砚。
可知用这种石材制成的砚，己为诗人所珍视。米芾《砚史》备列晋砚、唐砚以至宋砚的各种形制，而于端、歙两石辨合尤详。芾本善书，凡石之优劣，皆亲自试验，故所论都很精确。此时，我国的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河砚以及澄泥砚亦相继出现，各领风骚。这时代的砚台多以实用为主，形状多为“凤”字形及“箕”形。
宋代则是砚工艺的辉煌时代。普遍使用石砚，砚石多就地取材，形式多种多样，那时形成端、歙、红丝、洮河四大名砚而澄泥砚的工艺也很发达。宋代由于瓷业的大发展，瓷砚烧制种类尤多。近来发现有北宋元符三年款的影青砚，此外还有龙泉砚、建窑黑瓷「足爰」砚；辽瓷砚以及绿瓷砚等。此外宋代即已制作漆沙砚，虽便于携带，但终不适用，未能通用。宋代还制过铁砚，也不适用。
元代雕砚风格比较粗犷、浑朴自然。元代砚解放后亦有所发现，大同西郊冯道真墓出土一长方形石砚，砚面水池部分作葫芦形，盖墓主为道士，想系其自制。同时出土一锭大墨，上有“中书省”字样。元代以蒙古入主中国，本不重文事，惟对于砚石一事亦知所宝，虽未大加采掘，但对于砚坑的保护颇有成效。元代于端歙各处设把总一员，守兵若干专司守坑，律盗坑石比窃盗论罪，故元代虽未有多大新产，然端歙两地砚坑尚未毁损。
明初时开时禁，定制未周，且以宦官当权，贿赂成风。开采时，质量之佳者、纹理之美者尽流入阉寺权要之手。禁采时，居民群相盗采。端溪唐代开采的龙岩，宋代开采的上、中、下岩已不可用，又在水岩开采，分为大西洞、小西洞、正洞和东洞四个洞。由于在水下，非冬季浅水时不能开采。开来时先抽水，洞小水寒，工人裸身在水内凿石，虽是盗采，亦至为辛苦。明末盗掘之风尤甚，民盗不已，又继以官盗。崇侦末，蜀人能文煤总督两广，终日指挥部下任意盗取，不择肤理，乱肆凿伐，一般人盗石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方便，于是灵秀之脉遂遭卤莽割裂之毁。清初三藩作乱，砚坑禁驰，易采之石均为当地百姓剥取以尽。乾隆朝重新整理，并大肆开伐，凡以前不易得、不能得之端石，均能设法挖出。故乾隆朝所产的端砚以质地、花纹而言，均优于以前任何一朝。清末张之洞总督两广，又行采取，所获既多，且为大件。
明清时，山东的红丝石砚渐衰落，端、歙更加讲求石质，雕刻花纹、造型式样等日渐丰富，并在砚上镌刻名人诗词、题识，同时也在外装砚匣上追求装璜考究、华丽美观。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制砚名手，有顾二娘、王岫筠、汪复庆等。雕刻艺术上追求自然，出现了隋形砚式，因材制砚，形式多样，至使明代砚从使用价值转化为艺术价值，成为达官贵人的附庸风雅、收藏砚台的风气大为流行。
除了各种砚形样式外，还刻以山水、人物、鸟兽、花卉各种图饰，以砚石质细、雕刻加工作为品评端砚的两个方面。端砚也由此除实用外，又增加了作为工艺品的欣赏价值。由于文人、士大夫、艺术家的参与，他们亲自选材，亲自设计，亲手制作，大大提高了砚石的质地与装饰。由此，古代的砚石分为使用砚和玩砚，也有一部分砚台既可使用又可把玩。明代的砚端庄厚重，纹饰也较古朴，除仍以端、歙石砚为人所宝重外，澄泥砚、瓷砚、漆砚、铜砚也有制作。另外，还有用木、铁作砚的。并且在砚上雕刻诗句、铭文，成为风气。这些砚的制作，有逐渐脱离实用，走向工艺美术品的趋势。
但到了清代砚的制作极注重雕刻，方法，题材和其它石雕、牙雕、玉雕也很类似。制砚工艺更为发展，砚材的品种，雕刻的技术，形式的精巧，以及砚匣的装璜，都有许多考究。但和明代一样，有些偏重美术而不问实用的倾向，成了供欣赏的装饰品。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砚台的材料丰富多样，当时仍推石砚最流行，有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红丝石、砣矶石、菊花石，此外还有玉砚、玉杂石砚、漆沙砚、铁砚、瓷砚等不下几十种材料。由于清代统治者重视始祖发祥地东北，所以在这时推崇了产于东北混同江的“松花石砚”为“御用”石砚。由于一些不太发墨的材料如玉石、翡翠、水晶也用来制砚，美观性増多了，但实用性却大为减少。古砚除了石砚外，还有用陶土烧成的陶砚，著名的唐代问世的"澄泥砚"即是陶砚中的名品;瓷砚，有南北朝时期青瓷砚，宋时的影青瓷砚、绿瓷砚、龙泉瓷砚、建窑墨瓷砚等。除此之外，还有以汉魏宫殿瓦制成的瓦砚等。明清亦有瓷砚，有的瓷质花纹极为精细，有的是腹空灌水的暖砚形式，多是用作绘画，或朱墨研磨之用，用作墨书的已经很少了。
现在谈砚，当以实用为主，至于形式的美都是余事。好砚细而不滑，坚而不燥。不滑取其出墨快，不燥取其蘸墨润。由于有这些特点，所以研出的墨细匀，不损毫尖；写出来的字光彩焕发，不致有渴笔。据说，端、歙两种作砚石料，都是由泥变成的岩石，实际上是一种硬性粘土，所以性质细腻，便于发墨，为人所称道。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来看，砚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它从最初的研磨工具，逐步变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宝”；因此砚的历史，也是我们历史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反映，它与每一时代风尚和生活、生产情况，都有关联。例如汉石砚多为圆形、三足平面，可能与当时所用的墨有关系，看来这时的墨还不能直接研磨，须用另外两种工具来研磨。从唐代开始，一方面墨可能有了很大的改进，可不用研石在砚上研磨；另一方面又发现了端石、歙石、鲁石、洮石等适宜造砚的材料，使砚的制造在式样和选材等方面有了突飞猛进，并出现了端砚和歙砚两大名贵品种。又如唐宋时代多为席地而坐，所以砚的后部高，前部低，与当时的生活方式很有关系。又如青瓷的发展，而瓷砚盛行一时，与当时生产情况很有关联。若是能根据现有实物、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进行关于砚史的研究，把这一文化工具发展情况理出脉络，倒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前人出版了不少砚史、砚谱，如米芾的《砚史》，除其“样品”一章，提供了一些砚史资料外，其余各条，实为砚谱，不能算作砚史。其余砚谱，多讲砚石；高南阜的砚谱想以《史记·列传》制谱，实为他自己制砚的谱录。因此真正一部讲砚的发展的历史，还有待于今人努力。各省博物馆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及其它各地博物馆，解放后都搜集了许多砚台，有些砚是从考古发掘中获得，其确实使用年代也可查考。因此今天完全有条件以实物对照文献编出一部真正的砚史，完全能写出这一历史文化工具发展变化的全貌。
砚历来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因而也就有了"石虚中"、"即墨侯"、"万石君"、"石乡侯"、"铁面尚书"等别号。
除石砚以外，我国还生产过一些用其它原料制作的墨砚。汉代有瓦砚，陶砚，玉砚，铁砚和漆砚，晋代有木砚，瓷砚，和铜砚，唐代有泥砚，宋代有水晶砚，石泥砚，砖砚和天然砚，明代有化石砚，清代有纸砚，而今有橡皮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