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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 | 中国国家博物馆铜器精品类赏析(四)





景泰鎏金雕龙铜炉

高12.3厘米,口径18.2厘米,底径14.5厘米


炉通体鎏金,饰立体五爪双龙。龙发后披,独角上竖,龙口衔炉沿,双须在沿口左右分开,身有背鳍及火焰状髦,前肢撑炉壁支起身体。炉外底錾楷书“大明景泰年制”款。


铜□鏄

春秋

乐器

传1870年山西荣河后土祠出土

通高65厘米,鼓间34.5厘米,铣间44厘米


青铜铸成。鏄身呈圆筒状,中空,上小下大,平口,口部与舞部横切面作椭圆形。钲上有圆形微凸钉状枚3行,每行6枚,前后共36枚,篆间。鼓上饰雷纹。舞上饰扁钮,主体圆像为镂空对称龙兽搏斗。龙头有弯曲角,圆眼,张口吞兽,龙颈向下弯曲,身向上扬起,有翼,尾翘外卷。纹饰奇异。器身有铭文173个字,为□祭祀其母仲姜,并祝愿自己和子女幸福。


龙钮铜鏄

春秋

乐器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最大一件通高28.2厘米,鼓间15.9厘米,铣间21.1厘米;最小一件通高12.6厘米,鼓间7.5厘米,铣间9厘米

铜鏄一套9件,属编鏄,乐器。青铜铸成。体上小下大,呈中空圆筒状。两侧起棱,平口,口部与舞部横切面作椭圆形。钲上有乳状枚3行,每行6枚,前后共36枚,枚上纹饰为一条头向上扬,蛇身紧盘的龙纹。舞上饰镂空龙形扁钮,龙头有角,兽身拱起,长尾垂地,有足,呈对称站立状。


“北单”提梁铜卣

盛酒器

1950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

通高28厘米,口径7.3厘米,足径9.3厘米


青铜铸成,小口、细长颈,鼓腹圆底,矮直圈足。腹部两侧有对称小环钮,其上安有龙头提梁,梁面正中起脊,饰棱格纹,与两端龙头相连,代表龙身。龙张口,上吻长须,“目”字目,眼珠凸起,头有两弯角,卣附盖,盖面上有一活动环扣,两端为圆环,中为蝉形构成,与盖钮及提梁上的小环相连,可自由开启,盖、颈、足分别饰角云纹、兽面纹及雷纹。


夔纹铜簋

盛食器

高27.2厘米,口径31.7厘米,足径21.7厘米

1960年周德蕴先生 捐赠


青铜铸成,圆口,沿外折,鼓腹下敛,弧形底,底下正中有一半环钮,为系铃之用。圈足甚高,足身有十字镂孔三个。器全身饰纹,口沿下由张口吐舌、卷尾夔龙组成纹带一周,二龙相对。其下为变形蝉纹。再下凸弦纹二周。此器造型特殊,高足周壁下层尚有突起的大兽面纹,空白处填以雷纹,在商代青铜器中,是一件较少见的佳品。 


铜瓿

盛酒器

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

通高34.2厘米,口径21.8厘米


青铜铸成,敛口窄沿,带盖,短颈,圆肩,鼓腹下内收,近平底,有高直圈足。口沿下饰夔龙纹,腹部饰饕餮纹三组,饕餮两侧各有一侧夔龙,圈足饰夔龙纹三组,内底有铭文“妇好”二字。


红铜刀

新石器

甘肃永登连城出土

长3厘米、宽1.3厘米


中国远古就使用红铜与黄铜工具,除此件红铜刀外,在陕西姜寨还发现有黄铜器物。


四叶八凤佛兽纹青铜镜

晋 西晋

照面用具

1975年湖北鄂城出土

直径16.4厘米


青铜镜的主纹为四组相对的双凤,柿蒂形钮座的四瓣内饰有佛像。其中,三瓣柿蒂纹中均置一尊坐佛,佛像有肉髻、头光,上有华盖,下有莲座。另一瓣内是一尊坐于莲花座上的佛像,后有一侍者持曲柄华盖,前有一跪拜供养人。镜缘内侧是16个弧形,内分饰龙、虎和凤。

佛像作为青铜镜的装饰纹饰是三国时期吴国和西晋时期青铜镜的特色,考古发现的此类青铜镜多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中,佛教在江南传播之初,是与神仙崇拜并存的,它的图像也是混杂于仙人、瑞兽之中。作为一种新的信仰,佛教是附庸在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之中进行传播。但是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到东晋南朝时期,佛教逐渐发展成为普通百姓虔信的宗教,并深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佛像在宗教生活中越来越受到尊重之后,佛像作为生活用品装饰纹样的习惯也就消失了。


吴向里柏士作车马神人铜镜

汉 东汉

照面用具

传浙江绍兴出土

直径20厘米,边高0.9厘米


镜圆钮,连珠纹钮座。四乳钉将镜面纹饰分为四区,分别为东王公趺坐、西王母赏乐,四马驾车、狩猎图。其中狩猎图表现的是二勇士跨马并驰,一人手持长矛回首刺一翔龙,另一人则弯弓搭箭,回射一奔跑猛虎,这样的题材表现了勇士与神兽的抗争。东王公与西王母是道教的神仙。镜外围饰篆书铭文带、一周栉纹和两周锯齿纹加一周双曲线纹。


至元四年双龙纹铜镜

照面用具

直径25厘米,边高0.6厘米


镜圆钮,长形钮座内有“至元四年”铭文,钮座上下饰两条穿行于云朵、花叶间的四爪龙,龙身弯曲起伏,龙口大张,作吞火球状,形象生动威猛。


“长宜官 寿万年”龙凤纹铜镜

直径13.4厘米,边高0.3厘米


镜圆钮,圆形钮座,宽平缘。钮上下饰直铭“长宜官”、“寿万年”六字篆书。铭文两侧各饰一龙凤合体纹,龙头、凤头共有一身,外环十二内向连弧纹。龙凤合璧是商、周玉器常用图案,后来发展为“龙凤呈祥”吉祥图案,喻示美满姻缘;吉祥祝语也是汉镜上常见的。


云龙纹葵花铜镜

直径19.5厘米 边高0.4厘米


镜圆钮,八出葵花形边,饰一蛇颈兽身龙像。龙回首向钮,状如吞珠;三肢着力似蓄势前行,缺又将尾搭绕于扬起的右后肢上形成收敛之态,姿态顽皮生动。唐代铜镜上常见这种身姿的龙像。


蟠龙纹铜镜

直径9.3厘米,边高0.5厘米


镜圆纽,一龙盘绕其周,独角、张口吐舌,部分肢体压于钮下,露尾及三足,龙身拉长。其外饰栉纹、锯齿纹各一周。


蟠螭纹铜镜

战国

直径19.2厘米,边高0.4厘米


镜三弦钮,绳纹钮座。在细云雷地纹上对称饰三个长柄尖形叶,将主体纹饰分成四区,每区均饰勾连缠绕的蟠螭纹。


四神十二生肖铜镜

香港海关截获走私文物,1987年归还

直径18.2厘米


错金青铜舟

战国 韩

酒具 

1965年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出土

高8厘米、口长17.1厘米、宽12.3厘米


此铜舟器身饰错金夔纹,颈与圈足饰错金斜角云纹,制作精巧,造型优美。长治在战国时称“上党”,为韩、赵、魏三国交错地区,韩曾在此建立“别都”,可见其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分水岭墓地在长治北郊,墓地形制阔大,出土器物非常精美,当是韩统治者重要人物的墓葬。 

整体呈椭长杯形,束颈,腹长壁两侧有一对宽边环形耳,矮圈足。通体有错金纹饰,颈和圈足饰斜角云纹,腹部饰简化的“S”形龙纹,纹饰皆错金。

该出自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同出其他文物大都损坏严重。关于分水岭墓地的国属,众说纷纭,因为它地处东周的上党地区,赵、韩都曾在此有势力范围,战国以后的墓葬一般认为属韩。


四叶八凤佛兽铜镜

晋 西晋

照面用具

1975年湖北省鄂州市出土

直径16.4厘米、边厚0.4厘米


湖北鄂城公元221年至229年为孙吴都城,改名“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也是当时铜镜铸造业的中心之一。这面铜镜,主要纹饰为四叶柿蒂纹,叶间有4对(8只)凤鸟,叶内各有1个佛像。用佛像作为铜镜的装饰,始于三国时期。这说明佛教信仰在三国两晋时期正在内陆迅速传布,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冠军将军印”青铜印、“高城侯印”青铜印、“怀州刺史印”青铜印

南北朝 北朝 北魏

印章

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

印面均长3.5厘米,宽3厘米


这3方印是北魏人封磨奴的官爵印章。2方印为龟钮,1方印为环钮,印文均为篆书。

勃海封氏是西晋以来的士族。在十六国前燕、南燕、后燕政权皆有人任高职。北魏有封玄之参与司马国璠、温楷谋乱将要被杀,家族受牵连应一同被杀,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准备赦免封玄之一个儿子,封玄之决定保全弟之子封磨奴,封磨奴于是获生。以后封磨奴被赐爵富城子,官至冠军将军、怀州刺史,封磨奴的高城侯爵位为《魏书》未记。


青铜尺

南北朝 北朝 北魏

量具

长30.9厘米

1952年罗福颐先生 捐赠


此尺正面刻10寸,每寸格内线刻山峦、屋宇、禽鸟,为北魏绘画风格。此尺久经使用,磨损较严重,当为日常用尺。

北魏官员为了多向国家交纳赋税取得政绩,也为了增加自己的粮食布帛等实物俸禄收入,收取租赋时采用“大斗”、“长尺”、“重称”。汉代一尺的长度是23—24厘米,东晋的一尺增加了一厘米,南朝的一尺也是25厘米,然而与南朝同时代的北魏一尺将近31厘米。


圈足青铜鍑

南北朝 北朝 北魏

炊具

1961年内蒙古自治区吐默特旗出土

高19.5厘米


这件青铜鍑的口沿上有双立耳,腹部呈筒形,圈足上有镂孔。

青铜鍑适宜游牧时野炊之用,是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炊具,也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青铜鍑的使用范围广泛,从欧洲多瑙河流域到中国黄河流域的古代草原居民多有使用。西周时期,中国黄河流域的北方少数民族就已使用青铜鍑,6世纪以后,中国使用青铜的现象逐渐消失。而在更北的地区,青铜的使用则延伸到了8世纪。


重轮星芒纹铜镜

新石器 齐家文化(前2500-前1500年)

照面用具

传甘肃省出土

直径14.6厘米、边厚0.15厘米、钮高0.5厘米


镜面中央微凸,桥形钮,镜背以钮为中心饰三道凸弦纹与两周锯齿纹。

此面青铜镜属齐家文化,由合范铸造,是目前所知时代较早的青铜镜之一。其镜身与镜钮形制为后世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及明清时期的青铜镜所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讲,齐家文化的这面青铜镜奠定了我国古代青铜镜的基本形制。


铜锥和铜钻

夏至春秋 齐家文化

生产工具

1960年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出土

铜锥长7厘米,铜钻长10.2厘米


这件铜锥呈长方形四面体,为纯铜制品,锤工精细,表面光滑。锥体棱角分明,一端为锤击而成的扁平锋刃。铜钻是用来穿孔的工具。此铜钻为纯铜制品,经锤打而成,因纯铜质软,又经使用,钻体己略为弯曲。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铜器,至齐家文化时,人们则已经比较多地使用铜器了。齐家文化是分布于中国西北部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早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下限还当更晚,所出铜器除由锤击而成的小件器物外,还有冶铸而成的铜镜等物。冶铸的模具有合范、单范两种。铜的质地除赤铜以外,还有铅青铜与锡青铜。


铜刀

夏至春秋 齐家文化

生产工具

1959年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出土

大的长11.5厘米、宽3厘米,小者长6厘米、宽3.9厘米


经检验,这两件铜刀为纯铜制品,锤击制成,表面有磨光痕迹。刀刃呈弧形,后端向内凹入,形成弧形把柄,刃锋较为锋利,可作切割工具使用。


青铜面具

商 蜀

祭器

1987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出土

高85.4厘米、宽78厘米


长方形脸,长刀形粗眉,“臣”字形目,眼珠呈椭圆柱形突出眼眶,鼻部卷曲,阔口微张,露舌。戈形耳向两侧展开。额正中有高高竖起的额饰,上端内卷,中部饰刀状羽翅。左右两侧有方形铸孔,当为祭祀时便于扛抬使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坑遗存。出土的大量玉器、铜器等物,有许多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晌,如铜尊、铜罍等。这个遗址的发现,表明商、蜀之间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种铜面具是古蜀人心中“神”的化身,此凸目面具应是蜀王蚕丛的神像。 


青铜人首

商 蜀

祭器

1986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出土

高37.5厘米、重0.6千克

铜人头的面部方正,顶部平展,铸有子母口,以便戴冠。面部表情粗放,双眼圆睁,阔鼻,鼻梁突起,双唇紧闭。双耳垂穿孔,并以云雷纹为饰,脑后铸有长辫,发丝根根可见,颈部可接插木柄,其形象当与蜀人中的巫师有关。


青铜提梁卣

春秋 越

盛酒器

湖南省湘潭市出土

高49厘米,口长27.2厘米,口宽19.5厘米


这件提梁卣器身呈壶形,带盖,扁腹,圈足。器盖及器身都铸有鼍龙紋、蛙纹、蛇纹相互混杂的图案。这些图案与云雷底纹相交织,构成一幅具有浓厚南方水乡地域色彩的图景。鼍龙,即扬子鳄,与蛇、蛙等相同,多见于南方潮湿多水的地区,以其形象为纹饰的器具当时很常见。


蛇蛙纹铜尊

春秋 越

盛酒器

197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县加念出土

高16厘米、口径16.8厘米


铜尊呈圆形,腹部外突,颈及器腹饰有4组以云雷纹为底的双蛇蛙纹。双蛇与蛙采用浮雕方式、花纹生动。铜尊的器型与中原铜尊相似,但装饰图纹却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表现出春秋时期中原与南方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双耳扁足铜鼎

商 越

食器

1974年江西省清江县吴城出土

高30厘米、口径20厘米


铜鼎口部饰双耳,耳上各有一拖尾卧虎,虎口大张,尖牙毕露,腹部饰兽面纹。三足铸成卷尾兽形,头接鼎底,造型飘逸,是鼎足中少见的形制。鼎的造型明显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但鼎足的形状以及耳上卧虎,都表现了地域性的风格。出上铜鼎的江西地区,是古越人的聚居地。越人是散居于中国东南部地区的民族,支系甚多。由于地域相邻,商越文化互相交融,这件铜鼎即是这种融合趋势的体现。


青铜尊

春秋

盛酒器

1957年江苏省武进县出土

高26.5厘米、口径27厘米、重3.06千克


此铜尊为圆形,敞口,腹部饰有格局规整的变体夔龙纹。器物形制与中原颇为近似,只是短而外凸的腹部与中原略有不同,体现出东夷或吴越地域性风格。简化的变体夔龙纹,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主要铜器纹饰。

圆形,大敞口,颈部收束,鼓腹,圈足较高,圈足上壁较直,下壁外撇呈喇叭口形。颈下部和圈足上部各饰一周细密的三角纹和一周云纹。腹部饰细密的蟠螭纹。

尊在商代到西周中期流行于中原和关中地区,西周中期以后,在中原和关中地区则极少见,但在江淮流域与江南地区春秋时期仍存在。春秋时期江南地区的青铜尊,器形虽渊源于中原,但已有所变形,器体趋矮粗。安徽寿县春秋时期的蔡侯墓,也出土有器形与武进青铜尊相似的尊。


三轮铜盘

春秋 时期

水器

1957年江苏省武进县出土

高15.8厘米、盘径26厘米、轮径7.8厘米


盘呈圆形,平沿方唇,盘腹向内弧收,腹部饰一周雷纹,腹底接直壁的圈足,圈足与三轮相连。盘前圆轮上铸有一对回身欲饮的龙,龙首有目冠,吻部突出,龙身从盘底横出,折向上,回首向盘。龙颈部饰鳞纹,身部饰云纹,它也是推转轮盘的把柄。在盘的左右两侧下方,另装有两轮。盘上所饰编织纹,与印纹硬陶器上所饰编织纹相近。出土地当时为东夷或吴人聚居区,这件铜盘无论器型、纹饰都带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盘出现于商代二里冈时期,在两周时期比较流行,其腹部均较浅,有耳或无耳,有圈足或无圈足,有的圈足下设三足。此盘出于江苏武进,在春秋时期为东夷或吴人聚居区,其形制、纹饰都富于地方特色


四羊青铜方尊

商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盛酒器

1938 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

上口最大径44.4厘米、高58.6厘米、重34.6千克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铜斝

酒器

1957年安徽省阜南县出土

高46.5厘米,口径22.2厘米


铜斝器身呈圆形,一侧有鋬,腹壁饰有兽面纹,口沿有两柱作为装饰。 作为酒器,在中原商文化中发现很多。在淮夷聚居区的安徽省境内发现的这件铜斝与中原极其相似,表明了当地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亲密交流和融合,并已达到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龙虎纹青铜尊

商 淮夷

盛酒器

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 重26.2千克


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活灵活现;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寓意诡秘;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龙虎纹青铜尊腹部的虎食人纹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口含一人。人无衣冠,身饰花纹。采用这一构图意在从正面表现猛虎的完整形象,但正面又无法体现虎的雄伟身躯,于是便采取轴对称的布局使虎身向两侧伸展,商代饕餮纹也是运用此种构图。此外,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上、“后母戊”青铜方鼎耳外侧及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鸟兽龙纹壶腹部,均有类似的虎食人像。今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虎食人青铜卣,整器为猛虎食人的立体形象,更为逼真。在商代玉器上也见虎食人像。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记有虎噬鬼魅之说。此种虎食人像或许是取于此意,借以震慑邪祟。

今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部族的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龙虎纹青铜尊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铜匜

夏至春秋 夏家店上层文化 公元前1000—前300年

水器

1963年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出土

铜匜的型体较小,器身饰有凸棱状瓦纹,足为人腿形,肢体、关节、足上穿鞋俱全,铸造比较精良。铜匜是西周以后中原多见的器型,它的出土,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青铜鼎

夏至春秋 夏家店下层文化 公元前2000—前1500年

炊器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出土

高53.9厘米、口径37.7厘米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早期文化,主要分布在燕山山脉南北和河北张家口地区。此铜鼎的造型古朴,器身饰有一圈单层的夔龙纹,器壁较薄,具有某些商代早期铜器的特点。它的出土表明了当时已经具备了采用复合范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不过数量稀少。


空首布

春秋

货币

1956年山西侯马出土


空首布是中国早期的金属铸币,有耸肩和平肩两种,大小不一。1956年山西省侯马出土的耸肩尖足空首布,形体较大,一般通高为13~15厘米左右,每件重量(含布首泥芯)在34~44克之间,这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平肩空首布一般体形稍小,有的上面铸有地名。金属铸币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商业交换的发展,而商业交换的一般发展途径是从实物交换经一般等价物再形成为金属铸币作中介的,故中国这种最初的铸币形式多取自生产工具,空首布就是仿照农业工具镈的形式。

这是两种样式的空首布,一种是平首耸肩尖足,一种是平首平肩弧足,其共同特点是首部如同农具一样,有装柄的銎。

春秋时期的空首布有大型平肩、小型平肩和小型斜肩三种,有的表面还铸有当时周地的地名和“王”字,表明这些钱主要在周王室的辖区流通。


牺形青铜尊

春秋

酒器

1956年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

高29厘米、长31.5厘米


这件尊整体呈兽形,立耳长竖,张口,口中有齿,长颈较粗长;体较长,下有四足,相对较短而细;身后有短尾。兽背上连有豆形器,下部内束,似圈足;上部类似豆盘,外饰三角形穷曲纹。兽身通体有纹饰,多为卷云纹。此尊继承了西周时期动物形尊以写实为主形态的传统,仅在纹饰上有细微的变化,但其尊口很大,为以前所不曾见。


铜盏

春秋

盛食器

1978年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楚墓出土

高19.5厘米、口径23.2厘米


铜盏盖上有握手和4个环钮,器有2兽耳和2环耳,下有3个足。盏盖握手及器下三足镂空,玲珑剔透,铸造工艺精致,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铸造工艺是先将易熔的黄蜡制成蜡模,然后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再经烘烤使黄蜡流出,形成型腔,最后浇铸铜液成器。与此器同出的一件铜禁,亦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其透空部分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铜梗组成,纹饰极其精美。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失蜡法铸器,表明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

盏是楚国特有的一种食器,进入春秋后才出现。这件青铜盏直口,腹微鼓,圜底、三只镂空螭纹足。盖正中有平环形捉手,由八组对称的蟠螭纹盘绕而成,螭首上下盘绕,螭身卷曲,螭尾接于器盖。捉手外侧盖面上有4个环钮,腹侧有环耳,器身上有2兽耳和2环耳,盖面有绹索纹、蟠虺纹和蟠螭纹所组成的纹饰两周。盖沿饰锯齿纹一周,沿下饰附兽首状边卡三个。器身饰绹索纹、蟠虺纹带各二周及锯齿纹一周。盏盖握手与器下三足镂空装饰是采用失蜡法铸造。

所谓失蜡法是指将易熔的黄蜡或蜂蜡制成蜡模,然后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再次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出,剩下的泥壳形成空腔,借助这一空腔浇铸青铜液成器。下寺1号楚墓属于春秋晚期前段的墓葬,这件青铜盏是目前已知较早使用失蜡法铸造的器物,纹饰精美,工艺成熟,显示失蜡法铸造在中国已经有较为悠久的历史。


栾书缶

战国

盛酒或盛水器

通高40.5厘米、口径16.5厘米、足径17厘米


此器光素无纹,器颈至肩下有铭文5行40字,由左而右,字皆嵌金,为栾书子孙祭祀祖先而作,但多年来习称栾书缶。器盖上亦有铭文8字。栾书又称“栾武子”或“栾伯”,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执政14年,于鲁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将中军,卒于公元前573年。器上错金铭文字形规整,至今熠熠生光。错金技法创于春秋中叶,但此缶无论从器形还是字体看,都属楚国作风,故实际是后来入于楚国的栾书子孙的遗物。

“栾书”青铜缶器形似壶,小口,短颈溜肩,圆腹,矮圈足,圈足外缘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片状饰向外侧伸出,底部作十字形凸起。盖顶弧形,盖面内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微凸的卡。盖上和腹侧各有四个对称的环形耳,耳上有阴线的云纹。缶盖与腹表均有铭文。盖铭2行8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腹铭错金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

此器相传出土于河南辉县。1958年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将其定名为“栾书缶”,认为栾书即为栾武子,“栾书”青铜缶铸成在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将“栾书”青铜缶作为春秋中期晋国的器物来看待,视之为一件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

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新发掘的考古材料,对传世的“栾书”青铜缶的年代和产地有所质疑,指出该器应定为楚式器物,而不是晋器。作器时间,有的认为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或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也有人认为应在战国时期。

金银错工艺产生于春秋中期前后,其工艺程序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浅凹的纹饰或铭文,如果是特别精细的纹饰,则是在器表用墨笔绘出纹饰,按纹饰用硬度较大的工具錾刻浅槽,然后在浅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金银丝,再进行打磨,使嵌入的金银片与铜器表面相平滑,最后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进一步打磨,使器表增光发亮,从而利用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映衬出各种色彩。这种工艺在初期时比较注重施于铭文,“栾书”青铜缶的铭文正是这种工艺最初兴起时的产品。


嵌赤铜狩猎纹壶

春秋

盛酒或盛水器

1951年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出土

高34.9厘米、口径10.9厘米


铜壶腹部饰以由双重结纽绳索形纹饰构成的12个方格,上下两层,每个格内均用赤铜嵌出狩猎纹。狩猎纹中有人物和禽兽等图形,人手持长矛,与兽争斗。兽形可辨的有牛、象等,禽有奔走和飞腾两种。嵌出的赤铜纹极清晰。在铜器上用赤铜镶嵌图案,始见于春秋晚期,除燕国外,在代、蔡、赵等国铜器中亦有发现。

这件青铜壶鼓腹、长颈、颈部有一对环耳,有盖,盖顶有一环钮。壶腹部在由双重结纽绳索形纹饰构成的12个方格内,用赤铜镶嵌平错出狩猎纹,表现人物手持长矛与牛、象等动物搏斗的场面。

在青铜器上用赤铜镶嵌图案的工艺始见于春秋晚期,除燕国外,代、蔡、赵等国的青铜器也有使用这种工艺的。


铜斧

春秋

采矿工具

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矿冶遗址出土

长25厘米、刃宽22厘米、重3.5千克


此斧首端有长方形銎,用以安插斧柲。斧身呈亚腰形,器形扁平,器身近銎部有一方形穿。平刃,一角残。

大冶铜绿山遗址,是春秋至汉代的一处大型矿冶遗址。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矿井分竖井和斜井两种,内用木料制成方形框架作为支护。大冶古矿冶遗址表明,春秋时期人们即已采用竖井、斜井、平巷、斜巷结合的开采方式,能够准确找到矿脉中矿体富集、品位较高的地方进行开采,并且初步解决了通风、照明、排水、巷道支护等问题。青铜斧属于挖掘矿料的工具,此外还出土有青铜铲、木铲、竹筐、藤筐和辘轳等挖掘、运输矿料的工具。


薛子仲安簠

春秋

盛食器

1973年山东省滕县官桥乡出土

高16.5厘米、长29厘米、宽24厘米


此器内底部有铭文15字,为薛子仲安作器。同出土有铜簠4件,其中3件的形制、大小相同,铭文也完全相同。另一件为薛仲赤作器。薛国任姓,祖先奚仲为夏代的车正,居于薛(今山东省滕县南),一度迁于邳(今山东省微山西北)。春秋后期薛国迁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县西南),薛成为齐邑。

青铜簠是由形制、纹饰基本相同的器、盖两部分组成的一种食器,两部分均呈长方斗形,有斜直的四壁,两侧短壁上对称分布有半环形兽首耳,方形圈足四壁均有近长方形缺口。这件青铜簠失盖,通体有纹饰,四壁近口部饰一周穷曲纹,穷曲纹和圈足之间则饰一周龙纹。器内底阴刻有铭文15字,显示该器为薛子仲安所作。其形制在青铜簠中较常见,是春秋早期的流行样式。

据文献记载,薛为黄帝之后,妊姓,西周克商后即受到褒封,都于滕州一带。但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仅在滕州市南找到薛国春秋时期的都城—薛故城,西周时期的都城尚未确定。薛子仲安为薛国贵族。薛故城所在的狄庄一带为春秋时期薛国贵族埋葬地,1978年发掘过多座春秋中晚期的薛国墓葬,其中还包括几座出土七鼎六的大型墓葬。


神兽纹青铜镜

三国 吴

照面用具

直径12厘米


青铜镜背面中央有一圆钮,钮外侧以高浮雕形式装饰相间排列的四组神人与神兽,镜边缘环绕着乳钉及饰有勾连云纹的圆弧,并刻有铭文:“永安五年十月十九日造作明镜,可以照形……”

神兽纹镜是较为常见的古青铜镜式样,始作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重列式、环绕式、区段式、对置式神兽纹镜和佛兽纹镜等多种形式,其基本特点是以神像(或佛像)与神兽为主纹,再衬托装饰花纹和铭文。

“永安”为吴景帝孙休年号。三国时期,吴国的青铜镜制造业最为发达,这得益于中国东南部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从东汉中期起,会稽郡(相当于今浙江东部)就成为了青铜镜制作的中心,神兽纹镜为其主要产品,会稽镜制作精良,远销各地。曾作为吴国都城的武昌(今湖北鄂州)是另一个制镜中心,这一地区近年来出土了大量吴国青铜镜。根据部分青铜镜铭文的记载,武昌青铜镜许多是由会稽制镜师制造的。


铜啄

汉 西汉 战国晚期—西汉初期

兵器

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长26.1厘米、高14.8厘米


铜啄为汉代滇族常见兵器。


鎏金四人舞俑青铜扣饰

汉 西汉

佩饰物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长14.5厘米,高10.4厘米


此扣饰作4人并排站立舞蹈状。4人均头戴尖顶高筒帽,帽上饰带柄的小圆片,帽后有两条下垂及地的飘带;身着长衣,肩部披帔,腰束带,带上佩圆形扣饰;右手执铃,左手挥舞于胸前;口微张,似乎在说教。这四人服饰相同,均头戴冠,作舞蹈状。西南地区的民族自古以来均能歌善舞,喜以吹笙、击鼓相伴,踏歌为乐。

滇国时期,当地居民普遍相信,大自然的一切事物和早已逝去的祖先都具有潜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为取悦和祈求他们给人间带来恩赐和保护,滇国居民常举行繁杂的祭祀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巫师承担着沟通人与神之间信息的职能。他们一般有两种形象,一种服饰虽与众不同,但形象平和、稳重,以说唱表演为其作法方式;另一种不仅服饰奇特,而且装神弄鬼,狂奔乱跳。此扣饰表现的是滇国巫师起舞作法的场面,巫师的形象和风格属于前者。


吊人青铜矛

汉 西汉

长兵器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长38厘米,宽5.4厘米


本世纪50年代,在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滇人墓地出土了青铜兵器约1千余件。这些兵器既有墓主人生前实用器,也有仪仗用器,有戈、矛、剑、斧、钺、啄、弩机、叉等种类,显示了滇人高超的青铜制造工艺水平。这件铜矛,刃两侧用细链各吊一名头梳锥髻、双手背剪的裸体俘虏,器型奇异,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堪称滇人青铜兵器中的珍品。

此矛为圆銎,刃部呈柳叶形,前端收束成尖锋,中间起脊。刃部近柄处各吊一裸体男子,头梳棰髻,双手背剪,似为受刑之人。

滇人青铜矛可以分为阔叶形和柳叶形两种基本样式,其中柳叶形的数量最多。此吊人青铜矛器形奇特,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是滇人仪仗用青铜兵器中的珍品。


纺织场面贮贝器

汉 西汉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通高27.7厘米,盖径26厘米,底径31厘米

此器在直径不到25厘米的器盖上,铸有铜俑18人,均为女性,主要表现一个家庭的奴隶从事纺织生产的场面。其中坐于矮榻上的,为滇国的上层人物,正在监督一群妇女从事纺织活动。这些妇女向心踞坐,正在用踞织机织布。类似的纺织场面青铜贮贝器在云南江川李家山也出土过一件,器盖上的妇女同样在使用踞织机织布。 纺织作坊设在露天,女奴们箕踞而织。      

踞织机也称腰机,是斜织机(竖机)出现之前的一种较简单的织布工具,主要由经轴、分经杆、布轴、幅撑、打纬刀、投纬工具、背带和综杆等部件组成。战国至西汉时期,我国内陆已普遍使用有机架的斜织机,踞织机的使用已经成为历史。云南地区的情况与内陆不同,滇人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纺织工具和青铜器上的图像,都说明滇人的纺织技术比较落后。此器为研究汉代滇人的手工艺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


铜錞于

汉 西汉

打击乐器

传四川省成都市出土

高59厘米


秦汉时期,今四川地区的经济、文化已高度发达,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历史上曾在这里产生并得到长足发展的巴蜀文化虽然逐渐与全国统一的汉文化相融合,但其灿烂辉煌的尾声依旧可寻。这件铜錞于,为虎钮,肩部膨出,腹部为椭圆直筒形,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蜀人或巴人遗物,为了解古代巴蜀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越式青铜鼎

汉 西汉

炊具

1983年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

高28.5厘米、口径30厘米


此鼎为南粤青铜器中的典型器物。越式鼎在先秦时已形成,鼎足明显外撇是其特征。一般说来,汉代的越式鼎制作较粗糙,无纹饰,底部多有后烟炱,为实用器。


羊首铜刀

汉 西汉

餐具

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县查布哈河采集

长23.3厘米、宽3.9厘米


此铜刀为古代乌孙族的典型器物。乌孙于西汉前期西迁后,其活动中西移至伊犁河流域。乌孙人过着随牧逐水草的游牧生活,多良马。墓中常出羊骨,并往往与小铁匕首共存,有些匕首还插在羊骨上,反映了乌孙人“肉食酪浆”的生活习俗。


“汉归义羌长”青铜印

195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于什格提出土

高3.5厘米、印面每边长2.3厘米


此印为卧羊钮,印面阴刻篆文“汉归义羌长”5字,为汉政府发给羌族首领的官印,其中“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      

汉代羌族主要包括分布在今甘肃、四川西部的白马羌、青衣羌和旄牛羌等,分布在河西走廊以南、青海东部的黄河河曲及湟水流域一带的羌族,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内迁金城、陇西、汉阳诸郡的西羌和内迁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郡以至三辅地区的东羌,还有分布在西域南山中的葱茈羌、黄牛羌等。从出土地点判断,此印当是汉政府颁发给西域南山某羌族首领的。

汉代在西域昆仑山北麓分布有羌族,称南山羌,它与西城其他各族都接受汉政府的统辖。


铁镞、铜镞、鸣镝

汉 西汉

兵器

1956年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


此为东胡族使用的远射器,同时出土的有细石镞、骨镞、铜镞、铁镞,大致可分为翼式、棱式、扁平式和矛式。矢杆多用竹材。其中的“鸣镝”为铜制球形,中空有孔,射出后因风吹其孔,发出响声,俗称“响箭头”,又称“号箭”,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信号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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