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用于架笔。有些作品形状较团紧，重心又低，还可以用作镇纸。玉制笔架大约在汉代就已出现，但目前发现较少，一些作品既能架笔，又能他用。浙江衢州宋代墓葬中发现了水晶笔架，呈山峰形，是很成熟的样式。水晶的加工方法与玉器的加工方法相同，皆为铊磨而成，且水晶较玉材更为难得，因而宋代已经具有了制造玉质山形笔架的条件，也具有了对玉笔架的需要，山形笔架的存在是可能的，只是我们尚未识别。目前已知的一些宋代兽形作品， 背部凸凹有序，是为架笔而设计的。明代的玉笔架以山形为典型样式，另有动物形作品。山形笔架多为三峰，峰柱短而粗，架笔时，笔架不会翻倒。清代山形笔架也很流行，或瓷，或铜，或石，各种质地者都有，但玉制山形笔架很少，皆因此时琢玉技巧高超，山形笔架不易表现琢玉技巧，反而不被重视了。即使有所制造，也要缀以树木人物，增加景致，架笔之外，又可用作摆件。
清宫玉文具中有两类笔架最为珍奇: 一类为桥形，桥下有木桩、桥柱，其旁泊有小船，桥面琢为桥板相连，其上行人往来，挑担者，骑驴者，商贩行旅，往来穿行，各具形态，形成高低相错的榫形，用作架笔。另一类为婴戏形，童子十数人前后两行排列。有童子手持玩具，有童子肩负小童，相邻两童间有空当，可以架笔。清代宫廷玉器中玉笔架琢制精致者甚多，可见当时对于玉制文具的重视。
臂搁是写字时垫于肘下的器物，以竹木制品最常见。宋代的文人笔记中已有使用臂搁的记载，据宋代经济文化及玉器发展情况看，玉臂搁可能已出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批玉臂搁，分别为元、明、清时期的作品。元代的代表作品是一件双螭臂搁，呈长方形片状，两侧为直线形，边缘向下卷，两个卷边可以撑于纸上， 使臂搁主体悬起，不使纸上墨迹被污。作品的前后两端微呈“S”形，作品的正面雕双螭衔灵芝图案，图案为浮雕，螭头大而圆，细颈，臂搁的背面雕阴线云纹。
这件臂搁较明清时期的作品要窄小，表面有较重的斑状沁。双螭衔灵芝图案在宋、明时期非常流行，螭形特点依时代不同而有变化，这件臂搁的螭，灵芝纹具有明显的元代作品风格，被鉴定为元代作品，是已知臂搁中较早的作品。
明代臂搁的代表作品是北京故宫收藏的青玉松鹤臂搁及青玉鸣凤在竹臂搁。两件作品皆为清宫遗玉，带有“子刚”款，片状，两端呈“S”形，两侧下卷，表面浅浮雕图案，图案微凸，似贴片，结构简练，为明代图案风格。鸣凤在竹臂搁背面琢有诗句“虚其心，实其节，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以比君子之德”，并“子”“刚”二印，两件作品的作者是否为陆子刚，目前尚不宜作结论。
清代玉臂搁的形状同明代作品近似，但用玉要好，雕琢要精，有一些作品上带有“子昂”款诗句，应为清早期所制。
玉杆笔之难得，缘于笔杆细长，玉质稍差，制成笔杆则易断裂，因而非好玉不能制。又因笔的使用频率高，已制成的玉笔杆极易被摔坏，因此古代的玉杆笔流传至今的很少。我们现今已见到的早期玉杆笔是明代作品，《古玉精粹》收录了一支明代玉杆笔，仅有杆、帽，笔毫已无，青玉制，杆上及帽上雕螭纹，螭头呈方形、爬行状。螭的小腿细长，纹饰以浅浮雕方式琢出，似贴片。清代玉杆笔皆为圆柱形杆，有的镂雕管状，有的为实心。制造最精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白玉山水纹斗笔，笔长30厘米，白玉杆，一端为碧玉顶，一端为碧玉斗， 杆上镂雕巨石古树，山泉自石上淌下，童子于泉旁洗砚，一老人持笔仰立，欲题诗崖壁，此为清宫传统图案，笔杆雕琢精致异常。
笔筒是文房用具中最常见者，竹、木、牙、石、漆、铜、珐琅，质地较多，其中以玉制最为珍贵。笔筒属大件器物，较其他玉饰用料要大。加工时，整块玉制成的笔筒，掏膛非常费事。据推断，大口径的笔筒需先将内膛下部掏成向中部斜下的坡状，然后再铊平筒底。现今见到的玉笔筒，较多的是清代制品，以乾隆或其后所制为主。这些作品的制造，受到了竹雕、木雕作品的影响，器外纹饰加工较精，或薄地阳纹，似竹雕的留青，或刀法险峻，近似透雕。图案亦为竹雕作品中常用题材，花卉、人物一应俱全，著名作品为带有竹林七贤、樊桐仙侣、云瀑飞棂、西园雅集等图案的笔筒。
P.S 古人使用的玉文具很多，主要品种有砚、砚滴、水丞、笔架、镇纸、笔掭、臂搁、笔插、印盒、玉管笔、笔筒、墨床、笔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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