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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宣德青花瓷造型装饰中的伊斯兰文化

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基本上在东亚文化圈内,以唐为中心,侧重于东方的朝鲜、日本等国。元代不同,当时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已经越过鼎盛时期并已形成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圈。

元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侧重于西方,主要是中国文化与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这两大先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这正是元代青花瓷大量出现的时代背景,因此人们看到了元青花瓷器上的异域风格,器型庞大。

装饰繁缛,它在整个亚洲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并通过陆地和海洋两种途径从景德镇向西方传播。刘新园先生曾在《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一书中指出:“就现有相关文献与遗物来看。中国官窑按外国人的需求而生产外销瓷似乎始于元代。”

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圈是“以巴格达为中心,往西经开罗和可尔多瓦传播到北非和整个欧洲:往东传到中亚、印度和东南亚”。

13-15世纪,随着南海、印度洋国家和地区多数完成伊斯兰化过程,广大的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西亚地区乃形成具有浓厚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区域环境,从而为青花瓷器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市场。

而这些地区,就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区域。郑和本姓马,回族人,信奉回教,与之同行的担任翻译的哈三、马欢等也都为回教徒,西洋世界的伊斯兰文化内涵应是回教徒郑和一行被委以下西洋重任的原因。

由于郑和的宣传、努力、鼓动和影响,各国使团纷纷搭乘中国船只来朝,回回中许多上层人物成群结队自愿为明朝效力。

有人据《明实录》统计,从洪武到成化的百余年间(1368-1487年)。西方来归的穆斯林近70批,其中宣德六年(1431)间一次来归人数即多达300余口。

此时期为历史上继元代之后穆斯林人附中原的新高潮。他们精于手工业制作,其中的手工匠艺人为明初的染织、制瓷、铸造等行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

永、宣青花正是在这种比较开放交流的社会条件下融合、吸收了大量伊斯兰手工艺品风格的产物。正如吴仁敬在其《中国陶瓷史》中所述:“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渐臻至完成之顶点。

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融合,对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

国外的学者在研究我国青花瓷发展的历史时指出,在15世纪早期,中国的青花瓷器上出现了明显的风格上的转变,从这时期瓷器的装饰风格上看相对于元青花来说更加中国化,

但同时指出,从永乐瓷器开始,出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在造型上多模仿伊斯兰风格的器物,主要来自于波斯王朝和马姆鲁克王朝的金属加工品甚至玻璃器皿,并认为这正是中国陶瓷生产适应外销市场的一种体现。

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历年的多次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伊斯兰风格造型的器物,目前收藏在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珠山御窑博物馆。

在首都博物馆和景德镇考古研究所最新联合举办的《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官窑瓷器展》中第五部分的展览主题就是“伊斯兰风格瓷器”。

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这种仿伊斯兰器物造型的瓷器最早体现在永乐白瓷上,白瓷是永乐帝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特征,这时许多白瓷的造型直接模仿于波斯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金属制品,后来在宣德时这些器型更被大量制成青花器。

就瓷器的装饰而言,自汉唐以来在与外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一直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完全模仿的装饰多是局部或点缀,惟独永宣青花瓷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

瓷器上这种风格的突现,唯一的解释是永宣青花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充当了“和平使者”。

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也证明,郑和船队到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明初青花瓷残片出土,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大多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国家。

全球范围内最集中最重要的境外明初青花瓷的收藏,要数伊朗的阿德比尔宫博物馆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博物馆。

这两所博物馆的前身,都是伊斯兰的宗教寺院,所收藏的明初青花瓷,大多是最高档次的精美官窑。结合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的考古发掘及国外收藏的明初官窑青花瓷看,永、宣时期青花瓷器中有不少奇异而神秘的具有异域风格的造型。

明宣德无挡尊

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青花无挡尊,是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被发现的。这件青花无挡尊装饰几乎完全模仿马姆鲁克王朝的雕刻金属工艺,而且还不太成功地模仿了上面的阿拉伯文的祈祷题记,唯一可以看到的中国因素是掩藏于口沿之下的蔷薇花形装饰。

类似的器物还见收藏于河北文物商店、天津博物馆,景德镇珠山御厂也有碎片出土。王健华先生认为这种器型应来自于叙利亚黄铜嵌银器座。

青花阿拉伯花纹绶带耳葫芦扁壶,明宣德

高29.9cm,口径2.7cm,足横7cm,足纵5.2lcm

清宫旧藏

在托普卡普宫博物馆和阿德比尔宫博物馆当中还收藏具有波斯或中亚风格的水壶,在我国又称为执壶。它们圆柱形的高直径,方形流以及肩部扇贝形图案一周,都显示了其模仿金属器原型的痕迹。

这种水壶是穆斯林举行朝拜仪式时沐浴净身之用,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阿富汗都非常流行这种腹壁出棱的金属制样,在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收藏中可见。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中也出土了永乐甜白釉和宣德青花的这种方流直径壶。

最代表性的器型还有青花背水壶,这种壶的器型一面扁平不施釉,另一面弧形凸起,凸起的一面装饰青花海水、花卉图案。

在凸起一面的中部还有凸起的圆纽,这种凸纽上往往装饰有典型伊斯兰特征的八角星图案。

在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展览中,这种青花背水壶是和一件伊斯兰风格的金属镶嵌装饰的器物同时展出的,连尺寸都惊人地相似。

青花阿拉伯文烛台,明正德

高24.6cm,口径6.7cm,足径13cm

故宫博物院

永宣八棱烛台,这种造型的烛台,在波斯地区很容易找到相似的金属制品,在大英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英国牛津Ashmolain博物馆的藏品中都可见到。

明正德青花梅花罐

台北故宫藏

景德镇珠山御窑厂曾出土复原了一件青花折沿大盆,完整的器物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伊斯坦布尔以及日本的收藏中。

这种大盆上的装饰往往是中国风格的,但造型上却起源于穆斯林教徒的净手盆,多为铜制,流行于埃及等地区。

伊斯坦布尔收藏的青花折沿大盆,在内沿上是传统的缠枝花卉图案,在花卉图案中间穿插着弯弯曲曲的线或字的摹写,当是阿拉伯文字的书法,可解释为顺从真主安拉之意,体现了浓重的伊斯兰文化气息,也体现了其对金属制品的模仿的痕迹。

在众多造型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笔盒,据学者的研究,它不是为中国文人设计的,其原始造型来自波斯金属器物,这种文具是波斯细密画家常用的器具,波斯细密画虽受宋元工笔画影响,

但画幅却偏向细小,描绘精细,毛笔细小,墨的消耗量不大,因此这种笔盒与调色盘的混合多层式设计,非常适合描绘细密画之用。

这种造型的笔盒还见于15世纪的菲律宾沉船中,应该是景德镇专门为波斯细密画师设计生产的综合式笔洗。此种器物一直到弘治时期还见生产,且见于托普卡普博物馆的收藏中。

明永乐 青花缠枝花纹花浇与十四世纪伊斯兰黄铜鎏金花浇

1983年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附近出土的永宣瓷器中还有一种被称为三壶连通器的器型,“口作盅状,盅底有花形筛孔,通过颈部的内管及其下的三扁管与三个带圈足的球状皿相连通。

颈之外层以镂空花纹为饰,器身有七道凸起的弦纹,其间锥刻阿拉伯錾金纹饰”。关于这种器型的用途,学者们并不是很清楚。似乎我们可以从另一种器型“酒瓶”之中去寻找线索。

土耳其托普卡普·赛拉伊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酒瓶有很窄的瓶颈,瓶上端塑造成杯形,并有滤孔装置,这种窄的瓶颈造型源自波斯地区的同类金属器物。

研究人员认为,顶端杯形口的设计,是为了方便液体倒入,并具有漏斗功能,瓶颈窄,液体流出就比较慢,而且从瓶口唇边斟出液体时就不会沿瓶边流下。

这是由于波斯地区气候干燥,易倒入不易倒出可以节省食水,有滤孔设计更可防昆虫落入。这件永乐白釉三壶连通器,除了底部分叉成三个独立的球状器皿外,杯形口、窄瓶颈以及镂空装置的设置几乎和上面酒瓶如出一辙,二者在使用功能上也应该具有更为相近的地方。

青花酒瓶的造型在15世纪菲律宾发现的沉船瓷器中有大量发现,从当时青花使用者的阶层来看,研究者进一步推测可能是皇族或社会上层的人用来装葡萄酒的瓶子,因为当时波斯地区盛产葡萄。

除此之外,模仿伊斯兰造型生产的永宣白瓷和青花瓷器还见有带盖豆、花浇、双耳绶带瓶、抱月瓶、军持、天球瓶、大扁壶、灯笼瓶、卧足碗、盘等造型,这类器物不但在景德镇考古挖掘中大量出土,还见于中东等地的收藏中。

永乐青花方流执壶

在伊斯兰世界,由于陶器的质量不是很高,社会上层使用的多为金属制品。自元以后,特别是随着郑和下西洋的进行,迎合伊斯兰地区市场的模仿当地金属制品的青花瓷器被大量引入,

逐步和金属制品一起融入到上层社会的生活之中,因此青花瓷器也就成为了当时绘画中的重要题材,它和金属制品一起在当时的波斯地区盛行的细密画中有大量的体现。

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图书馆收藏有一幅绘画,描绘的似乎是婚礼的场面,里面包括了中国人和中亚的人,画面当中大量出现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风格的青花瓷,也见有与金属器同时出现的情景。

人们推测,这当是帖木儿帝国的绘画,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生活的场面。在稍后的公元1450-1460年的土耳其的细密画中也可见到中国青花瓷的影子。这些绘画内容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前后青花瓷器在伊斯兰世界中使用和影响的情况。

世纪青铜盆(局部)

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不仅从造型上大量模仿伊斯兰世界金属器的原型,纹饰上也和其存在着很大的渊源关系。

正如前面提到的青花扁壶腹部的大朵花、无挡尊以及三壶连通器上的花纹均是伊斯兰金属器上的錾花纹饰。而且许多青花瓷器上直接描绘的是伊斯兰风格的图案。

伊斯兰文化“尊奉独一的真主安拉,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在他们的清真寺中,几乎都是植物和几何图案,而没有人和动物的画像和雕像。但是阿拉伯的艺术家,匠心独具,他们利用阿拉伯字母和几何图案,把清真寺装饰得华美壮丽。”

伊斯兰文化的图案装饰中采用的题材是植物花卉,它常采取繁缛的缠枝图案,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从而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梦幻之美。他们的这种特征和审美取向同样体现在了永乐、宣德时的青花瓷上(见于前面提到的青花折沿大盆)。

宣德青花单把罐

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它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跌宕起伏,具与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和前面提到的青花折沿大盘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伊玛目清真寺穹顶

穆斯林向来比较重视天文学和数学,随着农业和航海发展的需要,其天文学更发达。数学又与天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阿拉伯的数学也发展到了很高水平。

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与理解。从青花瓷的造型到装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所不在。

在图形方面常见的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等等。这些因素在前面提到的青花无挡尊、背水壶、八方烛台、带盖豆、花浇、双耳扁壶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自元代始,中国与西域世界文化交流的主要对象是阿拉伯一伊斯兰地区,这时丝绸已不再是对外交往中的主打物品,交流主题往往通过青花瓷来完成的。

由郑和下西洋开创的明初海陆朝贡贸易体系,更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成极致,作为朝贡外交,赏赉中国瓷器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青花瓷大量输出伊斯兰地区,得到那里上至君王及达官贵族,下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喜爱,早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的主流装饰风格就是为适应这一市场而设计的。

而青花瓷器的输出海外,又促进了中外青花原料与技术的交流。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生产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以其胎、釉的精细,青花的浓艳,造型的多样和纹饰的优美而负盛名,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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