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在寻自己的文化之根”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史，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但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如何起源、何时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等问题，其实并不十分清楚。随着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如仰韶晚期、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遗迹和二里头夏代文化的重大发现，以及自然科学如现代物理学、天文学、计算机等相结合运用于考古，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物质和技术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厘清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学界相继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但要开展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必须首先对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进行完善。因为只有三代界限清晰，才能由近及远开展上溯式研究。因此，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前，首先开启实施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三代的相关记录，频见于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但三代的明确纪年最早却只能上溯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尽管自西汉刘歆开始，几千年来众多学者都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但由于学者们“各自为战”，加上资料有限、技术不发达，所以一直没有突破。而且由于缺乏考古遗存的佐证，有学者甚至认为“春秋以前无信史”。

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及几十年的发掘研究，“新的考古资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因此，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设定了四个目标：其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从周武王到周厉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二，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到帝辛，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三，商代前期从商汤到小乙，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其四，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自启动以来，这项“史无前例的宏大学术工程”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感慨地说，“龙的传人在寻自己的文化之根”。与此同时，国外学术界也非常关心，美国的《中国古代通讯》作为欧美国家研究中国古代的最主要期刊，对这一工程作了详细报道；还有些外国学者寄来关于武王克商年代研究的最新成果供我国有关专家参考等。

经过200余位多学科专家历时5年的联合攻关，2000年工程结项。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这份年表把我国有科学依据的历史纪年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工程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这些作为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批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给后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编年史打下了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经过两年（2002—2003年）的预研究，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2004年正式启动。第一阶段（2004—2005年）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的文明形态开展研究；第二阶段（2006—2008年）的研究上限向前延伸至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起步更早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第三阶段（2006—2015年）重点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开展工作。2016年整体工程完成结项，考古调查及发掘实例说明，在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也即是说，自1996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至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工程完成结项，经过20年的研究，中国人终于对自己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有了科学的答案认知——即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成长起来的，并呈现出多元多点出现、最后融汇为“一体”的发展特点。

20世纪90年代开始酝酿、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仅具有史学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学术上，工程研究团队累计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和出版数十部学术专著，培养了一大批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推动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并探索出一条多学科联合研究的道路。在社会上，最新研究成果呈现于新修订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利于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国际上，不仅可以对中国的文明古国形象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说明，而且可以为有关人类古代文明的研究提供技术、方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