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在总结汉朝的特点时，常常会说“汉承秦制”。
将秦汉并在一起讨论，这并非没有道理。
汉朝实行的郡县制、三公制等制度都是继承自秦朝。
但有一个方面是一个例外。
那就是，服饰。
汉代的服饰也继承了秦代的一些特点，但它更像是楚文化的“孩子”。
衣裳、发型乃至审美，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特色。
楚文化为什么特征那么鲜明？
这种文化又为什么会获得汉代统治者与百姓的青睐呢？
楚国国君姓芈，这个姓是祝融八姓之一。
因此楚国先祖理论上是“赤帝”，即火神祝融的后代。
但芈姓是个大姓，熊氏却不是个大氏。
芈姓熊氏的楚国先祖地位非常低下。
在周代分封中，他们只得到了南方荒蛮之地方圆百里的土地。
苏洵的“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对于楚国第一代国君熊绎来说，可不是一句玩笑话。
近期出土的清华简中就明确记载，熊绎去分封地赴任时，靠着偷邻国的牛才勉强完成了祭祖仪式。
古代人非常重视祖先与祭祀，宁可挨饿受冻也得认真把祭品凑齐去祭祀祖先。
熊绎身为祝融的后代，连一头牛都出不起，只能靠着偷才能凑齐祭品。
当时楚国的贫弱可见一斑。
楚国建国后的前三百年里，没少被邻国欺负。
更令楚国人伤自尊的是，中原列国都不承认有自己这么个“穷亲戚”。
他们称楚国为蛮夷。
这种不认可使楚国只能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文化。
但楚国也由此因祸得福，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张。
对此，感受最深的应该是封地在湖北的随国。
随国也弱。
但随国国君姓姬，与周王室血缘近。
因此，他们自认为是中原“文明人”，楚国不会也不敢侵略他们。
但他们没想到，楚国真的有这个胆子吞并他们。
当随国国君半困惑半愤怒说“我无罪”时，楚国国君给出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蛮夷也”。
我是野蛮人，野蛮人为什么要讲道理？
这是当时楚国人心态的一种缩影。
既然我融入不进去中原文化，那索性就不融入了，我摊牌了，我就是蛮夷。
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楚人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楚文化。
这种文化的不同，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
比如北方诸国主要祭祀“昊天上帝”，而楚国则祭祀自己的太一神，也就是所谓的“东皇太一”。
北方诸国追求“膀大腰圆”，而楚国则独树一帜地追求“楚腰”，也就是细腰。
北方诸国有诗歌总集《诗经》，而楚国则有可以分庭抗礼的《楚辞》。
这些区别并不代表北方诸国与楚国在文化上是对立的。
相反，楚国先祖本就是中原人。
楚文化本质上是中原文化的独特变种。
它的存在反而丰富了中原文化，使中国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楚文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可以与北方诸国的中原文化并驾齐驱了。
但是真正将楚文化大规模传播到北方的，是秦末大起义。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秦国统一六国是大势所趋，但却让关东六国的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旧六国的百姓、贵族不甘于丧失独立的地位，也不甘于生活在一个政法严苛的帝国内。
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高举祖先旗帜，力图复国。
而在这些人中，最跃跃欲试的无疑是楚国人。
楚地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这句话有深刻的历史缘由。
楚、秦两国之间的关系与20世纪前德国、沙俄之间的关系非常像，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处得非常和谐，说是铁杆同盟也不过分。
几乎历代秦国国君都会娶一个楚国贵族女性当夫人，而且她们往往都会成为太后。
华阳夫人、叶秋夫人、芈八子也即芈月，都是身为秦国太后的楚国人。
秦始皇自己长子扶苏的生母，也有可能是楚国人。
因此，即使在秦楚关系急转直下后，楚国也一直对秦国抱有一定的好感。
他们觉得只要修复好关系，秦国人就不会赶尽杀绝，更不至于“绝人之嗣”。
但楚国显然低估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决心。
楚怀王就曾想要和秦国好好谈谈，尽量化解恩怨，结果被秦国囚禁至死。
如果公子扶苏真的有母系楚国血统的话，那么楚国被灭国后，楚国人所有的希望应该都寄托在这个仁爱的公子身上了。
但历史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秦始皇去世后，赵高与丞相李斯联合伪造诏书，赐死了扶苏。
楚人被秦国的高压政策搞得喘不过气。
本来想着能在扶苏即位后缓一口气，结果上来了一个更不省心的胡亥。
这种心理上的愤慨、不满与悲伤，在陈胜吴广起义后彻底爆发。
秦末大起义中，来自楚地的起义军人数最多、作战最活跃、战斗力最强大。
甚至都不用加之一。
首先发难的陈胜吴广是楚国人。
破釜沉舟、连破秦军的项羽是楚国人。
甚至攻入关中、建立大汉的刘邦也是楚国人。
楚人在秦末大起义中做出的贡献之大，从这些人名的“含金量”中就可见一斑。
在楚人子弟兵征战全国的过程中，楚文化也随之传播到了中国各地，并逐渐融入了当地文化。
秦末大起义表面上是一场旧六国人民的起义。
但实际上是一场楚人内部的巅峰对决，而这场对决的高潮，无疑是楚汉争霸。
项羽是下相人，也就是江苏宿迁人。
刘邦是沛县人，也即江苏徐州人。
他们两人都是楚人，同属于楚文化。
说他们之间的战争是楚国内部的“手足相残”，似乎也不为过。
无论是谁赢得了战争，最后的胜利者都是楚文化。
这种文化成为社会主流已经没有了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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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全明星”阵容中，楚人占了小一半。
韩信、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楚人。
这些王侯被分封到各地，将楚文化进一步扩展到了全国。
刘邦自己也致力于楚文化的传播。
他自己穿的是楚地的衣服，唱的是楚地的歌，跳的是楚国的舞。
上行下效，汉朝的官员在制定各种典章礼仪时，都以楚地的习俗、文化为最重要的参考。
汉朝并没有像明朝一样严格规定各级阶层的服饰穿着。
理论上只要不与皇家独享的服饰“撞衫”，大多数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穿着本地的服饰。
但王侯们的穿着代表着当时的时尚。
他们大多都是楚人。
因此楚地的服饰习惯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最能体现汉代服饰楚文化特点的无疑是各种“汉化”“楚冠”。
楚地的帽子特点非常鲜明，比较典型的是长冠。
这种冠“鲜冠组缨”追求华丽、高耸，讲究的就是一个气势。
刘邦当亭长时就很喜欢戴长冠。
因此在汉朝建立后，刘邦把这种冠改良后命名为刘氏冠，并苛刻要求“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
还有一种楚国特色冠，叫“獬豸冠”。
传说是用獬豸的角制成。
獬豸能辨别是非曲直。
所以在汉代，这种冠演变成了非常流行的“法冠”，成为汉代“执法人员”的标配冠。
与此同时，楚地的衣服也被汉代广泛接受。
比如低领衣。
楚国的低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低胸装之类的，而是说外衣低领，露出里面的内衬，最低的甚至能到腹部。
汉代穿低领衣时一般比较收敛，一般在胸口上下，不至于到腹部那么夸张。
汉代出土的“深衣”大多也是楚制深衣。
“深衣”的意思其实就是上下连在一起的衣服。
周代的衣服大多是上衣下裳，分开裁剪、分开穿。
但是深衣不一样，他是缝在一起。
穿的时候直接上下衣一起穿好了。
不太恰当地说，深衣类似于连衣裙而周代服饰类似于上衬衫，下长裙。
当然，这样说只是方便理解，实际上区别还是很大的。
汉代的服饰形体审美也和楚国的非常相像。
楚国的形体特色“楚腰”和审美特色“华美”，都一并被汉代继承。
汉代的壁画几乎看不到腰比较粗的女性形象。
用现在的话说，全是A4腰，与隋唐以胖为美的审美取向截然不同。
屈原的《离骚》中有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这说明楚国贵族有好华美服饰的风气，发掘的古墓也能证明这种观点。
汉初确实穷，但是贵族依然也有能力享受。
所以他们非常欣赏楚国服饰的华丽，拼命模仿，对秦国的呆板服饰不屑一顾。
非常出名的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不少衣服。
这些衣服都极尽华美，有很深的楚国烙印，材质多样、图案众多。
甚至颜色也非常丰富，有褐、红、灰黄、绿、白等。
秦国统一了全国，但其文化却终究因为自己的短命而没能成为文化的主流。
就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反而是被视作蛮夷文化的“楚文化”。
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后，凭借秦汉交接之际的楚人当权，其快速融入到了全国百姓、贵胄的生活之中，并在汉朝大放光彩。
随着大汉四百年时光，和“汉”这个字一样，嵌入进了所有汉人的记忆中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
《史记》
《楚辞》
《山海经
秦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为中国的地理版图、传统文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但秦朝存续的时间太短，国祚仅15年。
秦文化还没能普及到关东旧六国地区，就随着秦帝国的崩溃而一蹶不振了。
汉朝取代秦朝后在政治上极力模仿秦朝。
“汉承秦制”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但汉初的文化取向却有些复杂，既不是纯粹的秦文化，也不是纯粹的楚文化，更像是秦楚杂糅之后的产物。
这种“混血”倾向在今西安、咸阳附近出土的汉初墓葬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之所以能下这样的判断，是因为秦、楚两国的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不可能被混淆的地步。
为什么秦楚两国的文化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这些墓葬又是如何“混血”的呢？
秦国先祖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根据史记的说法，秦国祖先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天下共主颛顼。
但更保守的说法，一般认为秦国祖先只能被确切认定为是商朝名将恶来之后，在商朝时世代镇守西戎。
恶来是勇将，却不是个好官员。
他只会助纣为虐，惹得天下民怨沸腾。
武王伐纣时，恶来被斩杀，嬴姓部落不服气。
因此在周成王时期，他们决定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发起叛乱。
上古时期非常重视家族、血缘的传承，比较流行“灭人之国，不绝人之嗣”。
也就是说，灭掉了他人的国家，但不能灭掉他们的家族，要给他们的家族一定的生活空间，让他们延续血脉。
因此纣王死后，纣王的儿子并没有被杀，反而继承了封地，有相当的实力，
嬴姓部族联合武庚叛乱的做法也不能说错。
但他们碰上了文武双全的周公。
周公很快就把武庚给收拾了。
战败后，嬴姓部落的地位一落千丈，丧失了独立地位，被周王室控制在手里，靠给周天子养马维持生计。
不过，嬴姓部落倒也没有沉沦。
后来，他们靠着养马养得好，居然又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此后，秦非子带着他的部族又回归到了老本行，世代镇守西戎。
不过这时秦国依然不是一个诸侯国。
他们只能算周王室的附庸，类似于士大夫的地位，位卑言轻，还要经常挨西戎的打。
其日子过得很是惨淡。
后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把自己的国家给玩灭亡了。
嬴姓部族辅佐周平王复国，建立东周。
直到这时，秦才真正成为了一个诸侯国，并在中国西北地区不断拓展势力。
此后，经过秦国历代先君的奋斗，秦国最终崛起并统一了中国。
从秦国的发家史中不难看出，秦国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他们是助纣为虐之人的后代，也是武庚之乱的始作俑者之一。
其地位低下、为人不齿、位卑言轻。
能在夹缝中生存下去，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因此，现实情况不允许他们享受，更不允许他们懈怠。
也是这个原因，秦文化给人的形象一般都是军人形象，突出的特点就是“粗犷”和“功利”。
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秦晋之风多剽急，而少舒缓之体。”
这种“剽急”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在音乐方面。
关东六国倾向于欣赏曲风华美、奢靡的音乐。
但秦国独具一格的喜欢“呜呜快耳者”，讲求一个朗朗上口，听起来活泼。
甚至在变法上，秦国也比其他六国更为“剽急”，并以严苛著称。
它极其强调等级制度，极其强调耕战。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商鞅变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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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变法能在秦国推行并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秦文化与商鞅变法内在精神的契合。
而反观楚文化，则更显自由与浪漫。
楚国建国的时间比秦国要早三百年。
而且楚国没有秦国那样的历史包袱。
楚国先祖很早就依附了周部落，算是“早期合伙人”，对周朝的建立并没有什么不满，也没有发起过什么叛乱。
但其部落不大，在分封时只分到了南方蛮夷之地方圆百里的土地。
这一分封对熊氏部落的影响非常深远。
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将熊氏踢出了中原文化。
芈姓熊氏是中原古老的部落之一。
但在受封前往楚地后，中原各国都逐渐不再承认芈姓熊氏的中原文化属性，而把他们当作蛮夷。
楚国对此的反应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回应。
第一个阶段是模仿，想要通过模仿北方列国的文化习俗，重回中原文化圈，得到列国的认可。
第二个阶段是弃绝，回归失败后直接“黑化”，因地制宜，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并利用自己不被认可这一特点为自己谋实利。
早期的楚国国君深受“被鄙视”的困扰。
但来到第二阶段时，他们发现，被鄙视并不是坏事，反而是开疆拓土的好借口。
比如，楚国在吞并随国时，随国国君就曾气愤地说“我无罪”。
而楚国人则直接回怼“我蛮夷也”。
显然，楚国人将早期中原列国对楚国文化上的鄙视转化为实际的好处，也由此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特点一个是“浪漫”，另一个是“华美”。
楚人不受中原正统文化的拘束，得以自由发展他们自己的中原文化变种，
这种文化变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无疑是《楚辞》。
《楚辞》之浪漫、华美，是中原列国的诗经无法超越的。
同时，在服饰方面，楚国的衣服形制多样、色彩丰富，比秦国清一色的黑衣要活泼的多。
楚、秦这两种文化在气质上非常“不搭”，本来不应产生大的交集。
但秦末汉初的楚人当权，使这两种文化“被迫”融合了起来。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楚人在灭秦之战中出力甚多。
陈胜吴广是楚人、项羽是楚人、刘邦也是楚人。
因此在秦末的混战中，基本都是楚人当权。
楚国子弟兵在征战全国的过程中，将楚文化大规模传播到秦地。
对这种传播做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刘邦与他们的功臣集团。
刘邦和他们的功臣大多都是受楚文化熏陶的楚人。
他们生活在长安，却习惯于用楚地的方式生活。
因此在秦末汉初这个阶段，长安墓葬秦楚杂糅的特点非常明显。
首先是墓的形制。
根据目前已经发掘的7000多座楚国墓葬来看，楚人习惯于建造竖穴土坑墓。
这种墓的建造过程比较简单，基本就是竖向挖一个深坑，然后竖直将棺椁放入，最后再放入陪葬品，重新填埋。
这种墓对墓道的形制非常重视，不同的等级能够使用的墓道台阶数量有较严格的规定，不能随便逾越。
比如士大夫一般五到七级台阶，普通人不能有台阶等。
而秦国则完全不同。
秦人不喜欢竖穴土坑墓。
他们更习惯建造洞室墓。
这种墓竖向挖一个墓道后，在坑底横向再挖出一个凹槽墓室，把陪葬品放在凹槽里面，类似于L型。
汉初的长安墓葬则是按等级选择墓葬。
一般中大型墓更喜欢楚人的墓葬形制。
而小型墓则更喜欢秦人的墓葬形制。
广告常年在外工作的老公，半年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十分开心...
这种按等级选墓葬的情况也许与汉初贵族集团多来自楚地、平民多为关中本地人有关。
但这个结论并不绝对，毕竟汉初也有很多大型秦文化墓葬。
最能体现秦楚文化杂糅的其实是陪葬品。
毕竟墓葬形制不可能同时为竖穴土坑墓与洞室墓。
但陪葬品可以同时有秦文化的与楚文化的。
楚文化陪葬品中最突出的就是泥币、陶币等冥币。
这在其他六国是很少见的。
甚至根本见不到的。
这种冥币在战国时期一般被称作“泥郢金”。
郢爰为楚国的黄金货币。
因此这种陪葬品的习惯可能和今天的烧纸钱在目的上是相同的，都是希望亡者能够有足够的钱花。
秦人的陪葬品则和他们的务实性格息息相关。
秦人墓中发现的比较多的一般都是生活器具。
比如罐子、盆子、甑等，非常接地气，很可能是希望亡者用这些在地下生活。
因此这些陶器、铜器一般也不会有太多装饰。
汉初墓葬则汲取了两者的优点，并融合了起来。
现在发现的汉初长安墓葬，一般都会有泥币、陶币。
比如泥半两、 泥五铢钱、陶金饼。
或许是汉初的经济不算发达，真的金币、金饼还比较少见。
秦文化务实的生活陶器、铜器也会有。
但是有些也加上了楚文化的装饰物。
比如特色鲜明的“云气纹”。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其实也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那就是，墓穴方向。
1400多座能够确定墓穴方向的楚国墓中，有1000多座都是南向的。
而在900多座能够确定方向的秦国墓中，则有近800座是西向的。
因此汉初的墓葬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展示出秦楚文化的势力大小。
很可惜，根据考古发现来看，秦文化的西向墓确实最多，能够占35%左右。
但其远远没能占据绝对优势。
因为楚文化的南向墓也有25%。
也许在汉初，两种文化确实无法分出高下。
秦末汉初，楚人当权，造成了旧秦国长安地区，大量出现楚文化特色墓葬的情况。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并非是楚人的胜利或者秦人的失败。
相反，这代表着楚文化的回归。
从此，楚文化不再“叛逆”，重新成为了中原的主流文化之一，并和其他文化比如秦文化、齐文化等再度融合。
等到了西汉中期，早已经没有了秦文化与楚文化之分。
所有的文化，都有了同一个名字，那就是汉文化。
参考资料
《考古学报》
《史记》
《资治通鉴》
《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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