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儒家雅乐的“中和之美”

2020年12月31日 12: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甜甜 张建平

儒学是教化之学。为达成道德教化之目的，儒家特别推重“礼乐”，故其有“礼乐教化”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虽合用“礼乐”以行教成化，然“乐合同，礼别异”，“礼”和“乐”发挥教化作用的形式却是有区别的。大体而言，礼使人有差有别，乐使人有合有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审视儒家的“礼乐之道”，如果说，其“礼”论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差等之美”的话，那么，其“乐”论思想中则潜藏着一种“中和之美”。

当然，儒家所推重的“乐”，并非泛指一切音乐，而是能陶冶人之性情、涵养人之德性的“雅乐正声”。荀子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常闻儒家雅乐正声，不仅能“感动人之善心”，使我们摒除邪情恶欲，不断涵养德性、向上向善；还能节情养情、得美成善，使我们在声音高低起伏的变化中，在情与理、美与善的统一中体认其“中和之美”。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儒家雅乐的“中和之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

一是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儒家雅乐追求一种“和合”的审美境界，以“和”为美。如何才是“和”，才是“美”？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通过“和同之辨”，深刻阐明了“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所谓“和而不同”者，以“不同”为“和”，认为只有包容差异才能达成和谐。而这种和谐的状态才是“美”。儒家认为，“音”有高低、大小、轻重、清浊等变化，才能“合”（和）而成“乐”。我们很难想象，单一枯燥、缺乏变化的音调音符能够成其为“乐”。当然，尽管音有高低、大小、轻重、清浊等变化才有乐，但在高低、大小、轻重、清浊等之间又要持“中”，无过而无不及，如此，才又有乐的中正平和之美。儒家这种“持中贵和”的雅乐观，在《吕氏春秋》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其言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又：“何为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按我们的理解，这里所谓“适”正是儒家雅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适”的理想境界是“中”与“和”的完美统一，所彰显的正是儒家雅乐中正平和的中和之美。

二是情理统一，发而中节。如果说在乐之形式上，儒家雅乐的中和之美主要表现为中与和的统一，那么，在乐之内容上则主要表现为情与理的统一。《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诚然，虽有外物所扰而不发喜怒哀乐之“情”的“中”的状态固然美好，然恐“持论过高”，一般人实难企及。“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平实而论，儒家更相信，乐是人之“情”（喜怒哀乐）的自然宣泄和表现，这是人所不能免的，只是“情”之所“发”应合乎理性规范（礼、理）之要求，否则“情”势必流于奸邪而致“恶”致“乱”。“乐”的作用正在于，一方面使人可以将“不能免”的“情”自然表现出来（发），此可谓“以乐养情”；另一方面又使人“情”之表现（发）能够合乎“理”、中其节（受到一定节制，符合理性规范），此可谓“以乐节情”。喜怒哀乐之情之所发，发而皆能中其节，儒家对雅乐的这种养情节情的教化作用的重视，彰显了其所追求的那种合“情”合“理”、情理统一的中和之美。

三是尽美尽善，美善相乐。在音乐形式上，注重“中”与“和”的统一，主张“和衷共适”；在音乐内容上，注重“情”与“理”的统一，主张情理交融，这构成了儒家雅乐所追求的中正平和的艺术审美境界。不过，儒家雅乐虽有“中和之美”，然儒家并不认为，乐只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相对于对乐的美学化理解，儒家还特别重视其德性滋养作用，赋予乐以“善”的道德性评价标准。《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儒家创始人孔子看来，只有《韶》这样“尽美”又“尽善”的音乐，才是真正的“雅乐正声”。孔子对《韶》乐、《武》乐的不同评断，很大程度上厘定了儒家的音乐审美标准，即美好的音乐不仅要有艺术形式的“美”，还要有艺术内容的“善”。在孔子“美善统一”的音乐美学观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美善相乐”的思想。他说：“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孔荀之后，“尽美尽善”“美善相乐”成为了儒家最高的音乐美学理想。儒家雅乐所追求的美善统一的音乐美学理想，亦颇能显现其中正平和的精神智慧。在儒家这里，如果说“尽美”又“尽善”的音乐才是美乐、好乐，才是真正的雅乐正声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儒家雅乐还追求一种尽美尽善、美善统一的中和之美。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时下，各种摇滚、重金属甚至歇斯底里的所谓“流行音乐”充斥着我们的世界，在快的生活节奏下，人们有时也会沉溺于这种音乐所带来的情感宣泄。殊不知，在这种音乐的“熏陶”下，我们只会更加狂躁不安、难于平静。在音乐的世界哪里有净土？不妨多听听中国古典雅乐，多感受一下儒家雅乐的中和之美吧。这种“寻根之旅”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的享受，还有“善”的滋养。在这喧嚣的世界，让我们多聆听儒家古典雅乐，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恬静淡

关注儒学视域中钢琴艺术的中国化2020年12月31日 12: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宁 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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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心魂”。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虽然其理论形态与内涵随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演化，但儒学的精神却一脉相承，并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因而对近代以来不断发展的钢琴艺术亦有深远的影响。

“中和”观推动中国钢琴艺术发展

《礼记·中庸》反复倡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观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重要的审美价值取向， 这一观念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表演与教育影响甚大。“和”作为儒家思想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中国文化本质的体现，并在思想层面影响着中国作曲家们创作的钢琴音乐。与西方钢琴音乐相比，中国钢琴音乐更加追求神韵空灵的意境，其深层是音乐适中、不偏不倚的“中和”文化的积淀。“中和之美”的倾向在黎英海的《夕阳箫鼓》、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杜鸣心的《春之采》、陈培勋的《平湖秋月》等作品中得以传神地展现，在音乐作品的结构、节奏、速度以及音乐表演的各个层面，无不印证着中国钢琴作品的美学思想内核——“和”。“中和”文化渗透于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历程，从1915年创作初期中西音乐文化“和而不同”的交融萌芽；1919—1937年间探索中国风格与欧洲音乐理论、钢琴演奏技巧结合的“中和”发展；1950—1966年间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政策，钢琴音乐文化呈现出的“乐与政通”的文化映射；到1977年至今的多元化、国际化、政通人和的文化取向，中国钢琴艺术始终与西方钢琴文化融汇“中和”，以兼容并包的姿态持续发展。

中国钢琴表演艺术在世界舞台地位愈渐提升，蜚声国际的中国钢琴艺术家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支撑：傅聪的钢琴演绎富有中国文化的意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气质便是源自孔子的“中和”思想；朱晓玫以温暖和谐的演奏风格，在音乐诠释中尽现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溪山琴况》，将丰富的琴艺理论践行于琴技审美，其“和”况中的“心通造化，德协神人”，以习琴修养性情；“雅”况中的“明心见性”，以习琴提升心性境界；“静”况中的“静由中出，声自心生”，以无尘翳之心领悟声中求静的真谛等古琴表演美学思想，至今影响深远，对中国钢琴创作、演奏与教学亦可发挥巨大启示作用。在王建中的《梅花三弄》、赵晓生的《太极》、黎英海的《夕阳箫鼓》等作品中，都能感受到古琴这一民族乐器的特殊音色，也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韵味和意境。

中国钢琴艺术展现“仁爱”观

子曰：“泛爱众，而亲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仁爱”思想由自我为起点，进而扩展到宇宙万物，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便是赵元任秉承儒家“仁爱”思想，以天下为一家，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艺术展现；钢琴协奏曲《黄河》中的《黄河颂》，饱含着伟大宽宏的母亲之爱，将中华儿女的心凝聚在一起；而将一种永存的、超越民族和国界的“普世之爱”作为艺术理想的黄安伦，在其《舞诗第三号》和两部钢琴协奏曲中都有体现普世仁爱的内涵精神。享有“中国钢琴教母”美誉的周广仁先生，在长期的钢琴教育实践中广施艺术仁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钢琴教育模式；著名钢琴教育家但昭义先生，立足于“真善美”合一的育人理念，以“仁义”之爱对待学生，创造出教学的奇迹，即“始于情，成于势，达于声，精于度，施于勤，归于一”。儒家的“吾道一以贯之”正符合但昭义强调的弹琴要“通”，唯达者知通为一；而“道”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这最终成就了但昭义以“养育”为特色的教育学说。

儒家“弘道”观融入中国钢琴音乐

历代儒学家们都认为“文” 可以“明道”“贯道”“载道”，可以成教化，主张融艺术以仁道、人格、政治和责任，表达艺术家的思想和情感，实现社会与人格的和谐，达到“立身成德”的艺术理想。在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演奏与教学中，儒家“弘道”说也有突出的体现。

秉承儒家“载道”思想，周文中先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在音乐中立言，传承传统文化，其饱含家国情怀的《柳色新》便是明证；而努力探索中国音乐创新之路的杜鸣心先生，继承中华民族以“仁”“礼”为美的伦理观，其钢琴协奏曲《春之采》饱含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博爱，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以《皮黄》铸就钢琴作品经典的作曲家张朝，其《中国之梦》以钢琴承载中华民族悠远之历史文化，将儒家《易经》之“道”以审美意象的形式艺术化呈现。

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获奖的钢琴诗人顾圣婴，将全身心倾注于祖国的钢琴音乐事业，以崇高的人格和赤诚的爱国心，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以不懈刻苦的努力为祖国拼搏，成为中国艺术家永远的楷模。作为钢琴明星，郎朗在美国白宫演奏《我的祖国》，这也是对祖国深沉的文化自信与国家认同。从本土文化思维构建钢琴艺术理论体系的专著《钢琴演奏之道》，是赵晓生先生为钢琴艺术的中国化作出的开拓性理论贡献。赵晓生从东方哲学层面领悟钢琴艺术之道，创立“太极作曲系统”及“音集运动理论系统”，这正如儒家所说的“格物致知”，当探究事物的本质、穷尽事物的道理时，就能明晰逻辑根源、通达宇宙万法的真理。

总而言之，钢琴艺术的中国化，既是一种发出中国声音的话语自觉，更是一种表达中国智慧的文化自觉。在儒家“中和”观、“仁爱”观、“弘道”观等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钢琴艺术在创作美学观念、演奏风格实践以及教育教学体系中，无不渗透着儒学的思想文脉，并正在走向人文关怀与美学汇流的未来之路。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中国古诗词钢琴音乐审美意象的儒学探究”（19CWYJ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