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无论是“夏文化”还是“二里头遗址”都早已经不算是新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学界对二者的探讨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显示出“夏文化”历久弥新的学术魅力。就核心观点而言，国内学界于20世纪末已基本达成共识（抛开上、下限的分歧），基本可用“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来概括。但自21世纪以来，夏文化的研究又出现了新动态，刘绪认为这种新变化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受14C测年数据的影响，回归旧说——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二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反对或拒绝探讨夏文化。”一方面受新的14C测年数据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的影响”也值得我们重视，这主要指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文献中的“夏”作为一个王朝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其中被国内学者讨论最多的是美国达慕思大学的艾兰（Sarah Allan）以及她的“夏代神话说”。
通过艾兰的夏文化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于“夏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是“分而治之”的。在“夏文化”研究方面，艾兰认为“夏”的研究依其最根本的性质而言属文献学的范畴，应采用文献学的方法来研究。艾兰发现文献中对“夏”的描述与商人的神话在多方面都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对立”反映了结构主义神话学意义上的“结构”。商人的神话体系中存在一种二元对应论……商人跟太阳、东方、生命、天空、天界神灵相联系；夏人则跟月亮、水、龙、西方、死亡、下界、下界神灵相联系……。夏、商神话群间所体现的对立关系与“世袭与禅让（美德）”中所体现的结构性对立是一致的，对“结构”的“遵从”会影响内容的书写，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传世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以上引自论文《从艾兰“夏代神话说”看中西方学界夏文化研究的差异》
任何有价值的文章或论文，都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或结论，成为将研究引向深入发展的基础。在夏文化与商文化研究中，文章中的夏文化与商文化“在多方面都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是笔者最欣赏的结论与观点，与本人前期文章《夏商周是对立部落的权力更迭，夏朝国都不会存在于商周中心区域》里的观点不谋而合。
二里头遗址从徐旭生开始发现时的商代遗址，发展为夏商时期遗址，到二里头一二三四期皆为夏时期，各个观点都有一定的代表学者，各方争论不休，是考古界中的一个广为关注的问题。虽然，二里头遗址当前被定义为“夏文化”“夏都”，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夏文化”“夏都”却无实质性的关联。不过是一句反问“二里头遗址进入了夏时期，与一些夏王朝传说地点相符，不是夏文化又是什么呢？”而考古学定性的。缺乏严谨的中国历史学研究与考古学多方证明，是二里头遗址夏文化定性的根本问题。
一山不容二虎是一种自然生物规律，是大自然的法则。作为具有很强地盘意识的人类，同样适用这一法则。在同一地方，是不可能出现两个族群共同生活繁衍、发展各自文化的局面。夏部落与商部落的生存环境，一定存在着根本不同。
大禹通过治水成功，建立了夏王朝，形成了夏文化；商汤因为干旱求雨，赢得了周边氏族的民心，团结了周边部落族群，成为远征灭亡夏王朝的主力军。治水与抗旱是大禹与商汤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如何解决当地氏族的现实情况，是大禹与商汤赢得民心的根本。大禹与商汤面对的不同自然灾害，显示了其族群分别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这种不同的自然条件，表明了大禹的夏王朝存在于今天多雨温暖的中国南方，商汤的商王朝生活于今天干旱少雨的中国北方，夏商王朝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伊尹离夏奔商，协助商汤灭夏，同样显示了夏王朝与商汤氏族的遥远距离，而不是商部落生活于夏王朝触手可得的范围。否则的话，夏商生活于同一地区，夏桀可随时讨伐商部落，抓回叛逃的伊尹，让伊尹有时间谋划灭亡夏王朝的机会。伊尹离夏奔商，显示了夏氏族与商氏族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各自为政。
许多考古学者把历史记载中的“商汤八迁”，毫无根据地联想引申夏氏族与夏王朝也为经常迁都的氏族与王朝，是大错特错。之所以中国典籍重点记载“商汤八迁”，是因为商王朝与夏王朝有着根本不同，是一个偏于游牧的部落，与以定居农耕生产的夏王朝有着许多生活习性、民风民俗的巨大差别。“商汤八迁”与夏王朝的定居农耕生产，同样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显示夏文化与商文化的原则不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文造就一方文化。夏商文化呈现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告诉我们二里头遗址的夏商文化学术争议，或商、或夏、或前夏后商，存在一种显然违背学术研究、违背客观规律、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定向思维。“以前认为，二里头是商汤亳都。邹衡先生在会上横空出世，成为一匹黑马。他提出，二里头应该是夏。所以，北大孙庆伟教授在他近年的学术史著作中，专门用了一个小节描写“搅局者邹衡”。邹衡先生提出，二里头是夏，当时大家都接受不了，群起而攻之。在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邹衡先生则得意于他的观点成为多数派了。”（许宏）。二里头夏文化的观点就此正式诞生，为二里头而二里头文化，为二里头文化而夏文化研究。不论商汤代夏还是周灭殷商，夏与商、周与商都呈现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周王朝继承夏文化的衣体，向世人展现周代商继承夏文化的合法合理性。
华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殷商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一段历史存在；华夏文化与殷商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同样呈现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华夏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本质，殷商文化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阶段。
二里头遗址考古显示的二里头文化不间断性，与二里头遗址周边考古遗址的商文化属性，如偃师商城，告诉我们二里头文化不过是商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前商文化，是商王朝形成前的一种自然文化状态。二里头文化并非主流学界理论推导的“比商王朝时期早的历史遗址，不是夏王朝遗址是什么？比商时期商文化早的文化，不是夏文化是什么？”，这种缺乏严密逻辑理论的二里头文化观，将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夏文化研究，引入了一条死胡同，早已脱离了学术研究追求历史真相的基本原则。
被殷商文化所包围的二里头文化，并非我们中华民族所孜孜追求的夏文化，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研究并非夏文化研究。一个缺乏广泛夏文化生存空间的地区，孕育不了华夏民族最辉煌的夏文化。一个缺乏夏文化传承的地区与人文环境，是创造不了、传承不了、发展不了、引领不了华夏民族的独特高度文明。
因此，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破解夏文化孕育源头，根据夏文化与商文化的二元对立性原理，只能到与殷商文化存在长期对立的文化地区东南夷地区去探寻、去寻找，而非在殷商文化的核心地区二里头文化地区进行垄断研究。“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过去、现在、未来同样适用。（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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