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录先生
在明代近三百年的文学史中，虽然以辉煌的小说和戏曲的成就为人所称道，但一向被视为正宗的诗文仍然是不应忽视的，其创作与批评在当时都是最为盛行的。其中明代散文卷帙浩繁，清初黄宗羲编纂《明文海》六百卷，也远非明代散文的全貌。近年来，钱伯城等先生主编《全明文》，其《前言》中说：“据初步调查，现存的明人文集（包括未刻的稿本）约有三千余种之多，单篇的文章散见于各种总集、类书、史籍、地志、碑帖、石刻的，更是不计其数。”可见，这是一笔相当丰富的文学遗产。那么，如何对待这笔文学遗产呢？《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的同志列出了一个题目：怎样读明代散文？这是一个大课题，难以用一篇短文说清楚。我只是就自己多年来研读明代散文的体会，谈一些看法。
说到散文，人们往往对先秦两汉散文、唐宋散文，诸如《左传》、《史记》、唐宋散文八大家等比较熟悉。而对于明代散文，则往往比较生疏。因此，有必要了解明代散文演变的历史。明代散文的演变，大略分三个时期。自洪武至天顺年间，是明代散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开国之初，大乱始平，人心思治，散文的基调是恢复汉唐，崇儒复雅。易代之际的几位人物如宋濂、刘基以及高启等为代表。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人之首，其文雄视一代。他论文主张“文者，道之所寓”(《徐教授文集序》)，将崇儒复雅偏向于文以载道的雍容醇雅。他在洪武年间入仕之后，便热心于朝贺、宸游、台阁应制中寻找创作的题材，但他往往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塑造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竹溪逸民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便是较为优秀之作。名篇《送东阳马生序》，是劝学励志之作，风格温厚和平，语言简洁质朴，明白流畅。刘基(1311-1375)的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明史·刘基传》)。其散文内容丰富，闳深简括，体裁多样，自成一家。而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主要收录在他写于元末的《郁离子》之中。它如《卖柑者言》揭露统治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文章短小精悍，论述颇有气势。高启(1336-1374)之文受唐宋古文家的影响，峻洁雄健，尤长于叙事，如《书博鸡者事》塑造了一位为民除暴的任侠者形象，颇为动人。还有方孝孺(1357-1402)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他直接继承宋濂之文统，其散文纵横跌宕，出入于苏轼、陈亮之间，《越巫》、《吴士》和《蚊对》、《指喻》是其代表作。
随着朱元璋及朱棣等大兴党案，株连文士，废丞相，设厂卫，更加严君臣之防；颁行《性理大全》等，更加严理欲之防，便扼杀了文人的生机，在永乐至天顺年间的文坛上引出了台阁体的独尊。台阁体的代表作家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1-1440)、杨溥(1372-1446)，被宣德“盛世”幻影所笼罩，并且视“有雍容醇厚气象”的欧阳修之文为典范，其文努力表现尚雅、尚法、尚平易、尚流利的倾向，如杨士奇的《游东山记》等。但“三杨”侧重于朝贺、宸游、巡狩、征伐及官场迎送等方面的散文，大多是雍容华贵、平正典雅。
从成化至隆庆年间，是明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时期。随着台阁体“肤廓冗长，千篇一律”(《四库全书总目·<杨文敏集>提要》)的流弊日趋严重，台阁重臣中的李东阳(1447-1516)如“老鹤一鸣”，力图在“三杨”台阁体之外另辟蹊径，开创了茶陵派。他的散文中虽然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如《游西山记》、《听雨亭记》等气质娴雅、步骤谨严，但大多为宗庙朝廷的典册，公卿大夫的祭文、行状、墓志铭以及题跋、赠序等，或典雅正大，或雍容和平，重蹈着“三杨”台阁体的故辙，在成化、弘治和正德前期的文坛上如“衰周弱鲁，力不足以御强横”(《四库全书总目·<怀麓堂集>提要》)。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康海(1475-1540)等“前七子”勃兴。他们在对李东阳“天下翕然宗之”的情况下，“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他们力挽颓风，复臻古雅，有的作品内容较为充实，如李梦阳的《代劾宦官状疏》等能敏锐地洞察社会现实，深刻地针砭时弊；《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铭》等善于抒情，情真意切，诚挚感人。又如康海的《与彭济物书》等说理透辟，抒情真挚，寓郁勃于婉转之中。但他们有时被古人格套所束缚，句拟字摹，估屈聱牙。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为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所囿而卓然自立者：先有马中锡(约1466-1512)的散文刊落凡近，横逸奇崛，深刻隽永，名篇如《中山狼传》；后有王守仁(1472-1529)的散文多直抒胸臆之作，风格畅达俊爽；还有杨慎(1488-1559)别张壁垒，散文渊博婉丽。
嘉靖年间兴起的唐宋派，其代表人物是王慎中(1509-1559)、唐顺之(1507-1560)、归有光(1506-1571)、茅坤(1512-1601)等。他们既主张学习唐宋古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又力求神似，“法出乎自然”(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唐宋派在散文创作上呈现出理性化与生活化、有法与无法、雅与俗相结合等特征。其成就最大者当推归有光。他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寓理于事，以情动人，颇有纯真自然之美。当然，唐宋派的散文中还暴露出浮言心性、流于庸肤等弱点。
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宗臣(1525-1560)等“后七子”复起于嘉靖、隆庆年间。“后七子”中不同的成员乃至有的人前后期对复古的态度有所不同，甚至有所省悟与变异，在散文创作中有失误也有实绩，如王世贞的《题海天落照图后》等感情深挚，平淡之中有余味。还有宗臣的《报刘一丈书》描绘奔走权门的士风和世态，穷形尽状，笔锋犀利，语言简洁流畅，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从万历至崇祯年间，是明代散文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万历、天启年间，涌现出一股文学解放思潮，其主要特征之一，是摆脱久已形成的复古思潮的束缚，高扬个性自由。其先驱是徐渭(1521-1593)、汤显祖(1550-1616)、李贽(1527-1602)等，公安派、竟陵派将其推向高潮。公安派中的袁宏道(1568-1610)力倡“宁今宁俗”(《与冯琢庵师》)、“独抒性灵”(《叙小修诗》)，在散文创作中心眼明而胆力张，呼唤自由，舒展性灵，文风清新活泼。但有时在大放厥辞之中滑入浅俗率易。后期有所修正，多有性灵与神韵相结合的散文，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虎丘》，袁中道(1570-1626)的《爽籁亭记》等，均是空灵洒脱、神韵悠扬之作。竟陵派主张抒写“幽情单绪”，其散文风格幽深孤峭，奇奥隽永。他们的小品文，如钟惺(1574-1625)的《浣花溪记》、《夏梅说》，谭元春(1586-1637)的《三游乌龙潭记》等，往往给人以超脱感、奇特感、幽深感和朦胧感，有意矫正公安派的浅率和俚俗。还有张岱(1597-1684)、王思任(1574-1646)、刘侗(约1593-约1636)等，其小品文往往有空灵之美与充实之美相结合的特色。
晚明时期，也有作者兴起了师古复雅的思潮，如艾南英(1583-1646)、张溥(1602-1641)、陈子龙(1608-1647)、夏完淳(1631-1647)等。夏完淳在就义前用血泪凝成的《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等，纵谈国事、家事和身后之事，措辞凄哀，悲壮动人。
▲陈书录《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演变》
我们对明代散文的了解，要点面结合，不仅要熟悉明代散文演变的历史，而且要解剖典型，研读文集，突破一点，深入理解。这可以选择一个流派，如唐宋文派，或秦汉文派(指力倡“文必秦汉”的前后七子)，或台阁体，或茶陵派，或吴中派(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或公安派，或竟陵派；也可以选择一位较为重要的作家，如宋濂，或刘基，或归有光，或王世贞，或李贽，或袁宏道，或钟惺，或张岱。用“突破一点”的方法，在研读文集、引征文献的基础上，将阅读中的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加深对明代散文的认识。例如后七子中的王世贞，为明代秦汉文派后期盟主。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弇州山人续稿》207卷、《读书后》8卷等，洋洋数百万言。但是，以往人们仅仅从《古文观止》上读到他的一篇散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通行的几部文学史上也只以很少的篇幅介绍王世贞的散文，而且不少人视王世贞的散文为“摹秦仿汉”或“古人的影子”。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研渎王世贞的文集，便知道其中虽然有一些庸俗的应酬之作，有一些刻意追求古雅的痕迹，但他的散文中积极的方面是反映现实，抒写性灵，间或率领时代潮流，并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而且，王世贞的散文已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其一，沉博幽深，气味雄厚，显示出散文大家的气派。《仲宣楼记》、《重刻尺牍清裁小序》等将记事、说理与考据相结合，隶事用典，生动贴切，奇俊辨博，深重典雅。其二，平淡自然，清新灵动。如《与李于鳞书》、《与吴明卿书》等短札，叙离合，感时事，娓娓道来，情真意切，风格清新，自然可爱，犹如“清水出芙蓉”。《竹里馆记》描绘自然环境生机盎然，天趣流溢，与颇有魏晋风度的馆主汪惟一融为一体，显得清新可人，意境灵动。其三，纵横捭阖，姿态横生。《宗子相集序》的开头突兀，气雄万夫：“呜呼！此广陵宗子相之诗若文⋯⋯”，接着，勾勒出一幅幅从建安到盛唐文坛龙奋虎跃、群雄争胜的状景，纵横捭阖，气势恢宏。《书<项羽传>后》有战国纵横家之风，行文洒脱不拘，姿态横生。其中论楚汉相争之中项羽负汉者一，刘邦负楚者三，议论滔滔汩汩，酣畅淋漓。其四，玄思独造，翻新出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是驳论文章，其开门见山地说：“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尔后翻新出奇，化虚为实，独辟蹊径，自成一说。《游张公洞记》写作者一行不从前洞入而从后洞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看张公洞，移步换景，皆臻妙境，显得匠心独运，构思巧妙。尤其是巧用了一系列比喻：“石状如潜虬，如跃龙，如奔狮，如踞象，如莲花，如钟鼓，如飞仙，如僧胡，诡不可胜纪。”多彩多姿，亦真亦幻，以奇笔异想在读者面前展示了无比瑰奇的艺术画廊。显然，如此研读王世贞的散文，就突破了以往文学史和《古文观止》以及有关散文选本的定势，再现了这位明代秦汉文派后期盟主和明清散文大家的风貌，对其散文的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认识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读明代散文，除了上文所说的点面结合、相互促进之外，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贴近历史。如我们在阅读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阅江楼记》时，应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朱元璋推翻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而定鼎金陵(南京)，大力张扬民族意识，努力恢复儒雅精神。据《明太祖实录》卷三〇载洪武元年(1368)：“诏复衣冠如唐制”，一洗所谓的“胡元”旧习。早在吴元年(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出于宋濂之手、以朱元璋的名义发布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有云：“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只要我们将阅读作品与广证文献结合起来，贴近历史真实，就能正确理解《阅江楼记》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在恢复汉唐、崇儒复雅的历史背景下颇具时代特色的应制散文。
（2）前后比较。我们研读明代散文，要了解明代以前的散文历史。中国散文史上曾经有几个辉煌的时期：先秦诸子散文与历史如《庄子》与《左传》等，两汉史传散文如《史记》与《汉书》等，唐宋散文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八大家。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又一脉相承，明代散文是中国散文演进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定的地位。我们研读明代散文，既不能割断它与明代小说、戏曲之间的联系，也不能割断它与明代以前散文的联系，而应该前后比较，触类旁通。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容易地为明代散文寻根溯源，把握其来龙去脉；才能心中有参照系，在比较中加以鉴别，较为正确地评价明代散文的得与失。我们在阅读明代中后期的散文时接触到一批文人为商贾立传的散文，诸如王守仁的《节庵方公墓表》、唐顺之的《程少君行状》、茅坤的《歙州处士程次公墓志铭》、徐渭的《伯兄墓志铭》等。尤其是王世贞文集中有墓志铭等340篇，其中为商贾作传的59篇，约占总数的17.4%。而其他文体中也有为商贾立传的，如《许长公小传》展示了儒商许铁为富而仁、“不能忍人困”的高贵品格。显然，明代中后期散文创作与商品经济潮流同步，领时代风气之先。在这方面，超越了唐代与宋代散文。当然，就整体风貌而言，明代散文比唐代或宋代散文逊色。
（3）阅读体验与审美思辨同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这就是说，要凭触觉才能感到水之“暖”，要用思维才能想出鸭之“知”。这对我们读明代散文也有启示：如果仅仅读文学史或别人的论文与论著，而缺乏亲身的阅读体验，就不能感受到明代散文之“冷暖”；如果仅仅停留在自己的阅读体验上，而不进行审美思辨，就难以“知”明代散文的得失，难以进入审美境界，难以把握明代散文演变的规律。我们应该将阅读体验与审美思辨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人们往往对唐宋派有一种成见：认为他们过分地强调“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而罢黜意象。其实，我们在研读唐宋派散文中将阅读体验与审美思辨结合起来，便可知唐宋文派在意象创造上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如王慎中的《海上平寇记》、《游清源山记》、《金溪游记》，唐顺之的《西峪草堂记》、《任光禄竹溪记》等，尤其是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往往在平易自然、风韵疏淡的意象中蕴藏着悱恻动人的情感。
明文总集有明清之际黄宗羲编纂的《明文海》、明代程敏政辑的《明文衡》、清代薛熙辑的《明文在》等，《全明文》正由钱伯城等先生主编，前几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选评性的著作有明代陈仁锡辑评的《明文奇赏》、刘士鏻辑评的《明文霱》等。今人刘世德的《明代散文选注》、郭预衡主编的《明代散文选注》、钱仲联主编的《明清散文八大家文选》丛书中的《刘基文选》、《归有光文选》、《王世贞文选》，以及郭预衡著《中国散文史》中第六编《明代》、廖可斌著《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陈书录著《明代诗文的演变》等，均可作为参考。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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