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理趣”是宋诗所具有的独特审美特征，从宋代题画诗来分析宋诗的理趣，探讨宋代题画诗中“理”的内涵和“趣”的艺术特征，并分析宋诗“理趣”的表达方式，从自然、社会人生以及艺术之理的角度解析“理”的审美内蕴，同时就宋代题画诗的创作特点对理趣的表达方式进行探索，可以对宋诗的特征进行更具针对性的阐发。
【关键词】理趣；自然之理；人生哲理；艺术之理；象征；情景交融
关于“题画诗”的界定，学术界众说纷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孔寿山先生所说：“所谓题画诗者，是诗人或画家根据绘画的内容而起兴创作的诗歌。简言之，即根据绘画所题的诗”。实则，根据诗人创作题画诗的艺术形式，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说，凡是以“画”为吟咏对象的诗即谓题画诗，诗人可以直接题在画上，也可以不题在画上；狭义的题画诗即专题在画卷上的诗，以画的内容为诗的主题，并且要求诗画一体，画是诗的根基，诗是画的升华，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统一体。相比之下，广义的题画诗可供参考的诗歌数量更多，也就能较为全面的展现宋代题画诗的艺术风貌。
所谓“理趣”，即“理”与“趣”，“理”是“趣”来源，“趣”是“理”的延伸，二者密不可分且有机统一。关于“理”，一方面是指“玄理”、“理学之理”以及“禅学之理”。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文学创作中的说理或议论。至于“趣”，其审美内蕴丰富多样。如清人史震林在《华阳散稿》自序中曰：“诗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气与灵机也”，由此可知，“趣”是源于诗人内在的生命力，并于读者的审美经验中获得进一步的升华。而“理趣”一说最早则见于宋人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这里所说乃古人作诗能够穷天下之精气，状事物之理，而且趣味昂然。而后，随着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引入，人们对“理趣”又有了新的界定。葛晓音说：“蕴含在诗歌的感性观照和形象描写之中的哲理，便可称为之为理趣”。“理趣”源自于对平常事物的形象的描绘，而后提炼出有助于启迪人生智慧的哲理。“理趣”，即说理有趣，理中含趣。宋题画诗的“理趣”即借梅、兰、竹、菊、山水，等具化形象来传达对自然、社会、人生之理，且带给人以持久的审美体验。
一、理趣之“理”
宋题画诗涵盖内容广泛，从“理”具体所表现内容诸方面，我们可以将“理”大致分为以下三类：自然之理、人生哲理和艺术之理。即“理”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艺术审美诸方面的体现。一个“理”字即已涵盖了整个世界，由外而内的探索宇宙之妙，这正是宋诗之理的魅力所在。
1.自然之理
诗人对理的表现是具体的，理将融汇于具化的事物当中。其中最基本的“理”便是自然之理，即自然运行之法入诗，如一年四季的更替，这些寻常之理入诗而诗意盎然。从题画诗来看，对自然之理的表现颇具特色。
如苏轼名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这首诗是题在慧崇的《春江晚景》上。《图画宝鉴》中称惠崇“工画鹅、鸭、鹭鸶”，然其原画已失传了，唯此名篇流传至今。如果此诗只吟画作的内容，为咏而咏，就不会流传至今。此诗从画面的直观内容入手延伸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对竹子、桃花、春江、鸭、蒌蒿、芦芽等多种景物进行白描，烘托出一派生机盎然，万物复苏的景象。诗人寻常之理为突破点，即最先感受到春天温暖的是鸭子，揭示了朝夕相处的事物是最容易感受到双方变化之理。读者通过诗人的描绘很容易还原画作的原貌，但是诗歌对绘画本身的意境进行了隐性的思考，既深化了审美内蕴也揭示了自然之理，增强了诗歌柔韧性与可读性。
又如牟�t在《金南峰隐居图》“：身在山中不见山，却因远看更孱颜”近处却发现不了山中之美景，远处却能一览无余。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又如陈深《题王立章云山卷》“青山无古今，白云自朝昏”。以青山、白云自然变化规律，来写历史社会变迁之理，自然天成。
诗人并不是着意为文，却又在无形之中将这些自然之理显现出来。正如钱钟书先生所云：“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宋诗对理的体现即是如此，读时无感，而后意犹未尽。
2.人生哲理
对人生哲理的表现是宋诗理趣的重要方面，这既是“理”的表现内容，又是“趣”的审美方式。人生哲理即从社会的角度去体察人生在世所要明白的道理，在诗中显露人生态度，反映出诗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诗人虽是因画而题诗，却总能在平凡的事物中联想到人生哲理，并给予生动的表现。
例如：黄庭坚的《题阳关图》：
人事好乖当语离，龙眠貌出断肠诗。
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离人作许悲”。
此诗题李公麟《阳关图》，究其源头可到唐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然而二者相比，其显然侧重于表现离别之思和离别之物的关系，而非一味抒情。整首诗都是以议论的笔调在论述“离别”二字，写人世之悲当以离别为最，而离别又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场景。揭示了画家笔下的离情别绪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提升。诗人认为，悲伤情绪的萌发源于人们内心对离人的不舍，无关风月。生活中人们面对离别也往往寄寓山水，殊不知真正的离别感伤都只是源于人们心中的一片赤诚，离别之无可避免，也恰恰反映了人生的无常，从而也体现出诗人对人生的思考。
又如陆游《绵州录参厅观姜楚公画鹰少陵为作诗者》：
我来访古涪之滨，不辞百冈冀一真。
走马朝寻海棕馆，斫脍夜醉鲂鱼津。
越王高楼亦已换，俯仰今古堪悲辛。
督邮官舍最卑陋，栋挠楹腐知几春？
岿然此壁独亡恙，老槎劲翮完如新。
向来劫火何自免，叱呵守护疑有神。
妖狐九尾穴中国，共置不问如越秦。
天时此物合致用，下�x指呼端在人。
会当原野洒毛血，坐令万里清烟尘。
老眼还忧不及见，诗成肝胆空轮�铩�
全诗表现的“理”是万物更替，物是人非，时光流逝且一去不返。画卷一派陈遗古迹，流连这古滨之上，看尽世态沧桑。昨日之日已是不可挽留，光阴度过多少春秋也只有栋楹方才知晓。诗人通过不断更换的“越王高楼”、或加以对“官舍”几重挠腐的追问、或借“此壁”岿然来衬托时光不可逆以及历史浩瀚的变迁。时光流转，理之所至，并无苦涩与艰晦，反而以力拔山兮的气概一气呵成。将历史的残骸废墟以形象多维的方式跃然纸上，诗人在此正表达了对岁月流逝、社会更替的感叹，也是他对社会人生的智性思考。
题画诗吟诵的是具体的事物，却在其中挖掘出人生、社会的道理，从有形的具象上升到无形的领悟，如阎福铃先生所言“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事物的吟咏描绘或刻画来展示诗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与体悟、阐说道理而有诗趣诗味，既能给人诗美的愉悦，又能启迪人的心智”。这些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事物的直观反射，但是深入研究却可以带给人以无尽的人生启示。
3.艺术之理
宋诗的“理”还体现在艺术创作上，宋代文人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均有造诣，故常以诗歌来论艺术之法，并巧妙地将艺术之理融于诗歌之中。
如吴则礼《戏嘲壁上画轴》：
寒林淡墨人争看，对面奇峰孰会心。
可是世人唯识假，只缘清静少人寻。
此诗旨在表明学画当以“师法造化”为主，讽刺了只看表面的“寒林淡墨”，忽视了绘画创作的之本乃师法造化的人。诗人最后发出“清静少人寻”的无奈之感。诗歌突出了“绘画之本”，议论作画的本质，从艺术创作角度去阐释艺术之理。
又如李唐的《诗一首》中写道：
云里烟村雨里潭，看之容易作之难。
早知不如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全诗写“画风”日下，世人爱牡丹的富贵而忽略淡雅的山水，早知此，不如当初多买胭脂画牡丹，极尽讥笑之能事。“看之容易作之难”，诗人深感作画不易，寥寥数笔，殊不知极需工夫。然画风日下，人们便已忘却绘画应有的真纯。诗人从艺术批评着眼，阐明自己对绘画的理解，也对当时不良画风提出批评。
艺术之理是宋题画诗最重要部分，他们常品赏他人画卷，题诗以回赠。故扩大了理趣的表现范围。文人在诗中表达耐人寻味的“理”，也就使得宋诗更具柔韧性，相比于唐诗的万种风情，宋诗则更刚健劲道，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唐诗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二、理趣之“趣”
诗人要在诗歌中表现一定的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理，唐人那种以意象为肌理编织一个不泊可凑的明净诗境的写作方式，则已经不能满足宋代诗歌的写作需要。换而代之的是以时间，地点或议论为主的线性结构的说理方式。难能可贵的是，宋代诗歌虽以说理见长，却终究没有落入嚼蜡之味的枯燥深渊，反倒以“趣”为胜，且硕果累累，这主要源于宋诗创作的以下几个艺术特征。
1.巧用象征见其趣
诗人在观赏和吟咏画作时，很容易就将人格和道德等内在修养的要素与画作的具体形象相结合，从而赋予具体物象以人格力量。象征是宋诗中常见的艺术手法，通过象征，诗人内在的审美意蕴便能通过形象的外化所显露出来，对于读者也是获得审美愉悦的主要途径。千百年来，诗人笔下上至千山万水、碧海青天，下至梅兰竹菊，芬芳桃李，都被赋予了不同的人格。如咏梅诗有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同样竹也被世人冠以君子之称，苏轼曾赞扬竹：“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这些代表着人格的意象在宋题画诗中随处可见。
如黄庭坚的《题竹石牧牛》：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
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此诗是黄庭坚题苏轼与李公麟合作《竹石牧牛图》，苏轼画竹与牛，李公麟画前坡，黄庭坚认为此画颇有深意，故吟咏之。首先，“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即以禅宗中“牧牛”喻“调心”。然心性难驯，故诗人云：“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诗人又以“牛砺角”喻“修心”。最后，诗人曰，“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宁可让牛去砺石头，也不能够让牛伤了竹子，到此其意以明，竹子已非自然之竹，而是象征着高风亮节的人格品质。全诗运用象征手法，表达要修心但不可失节，使读者在赏画之余还能体悟做人的道理。诗人一气呵成，全诗无一丝乏味，反倒给读者带来无尽的艺术遐想。
又如，陈与义的《和张矩丞水墨梅》之一：“巧画无盐丑不除，此花风韵更清姝。从教变白能为黑，桃李依旧是奴仆。”诗人以典故“无盐”起笔，以此引入对墨梅的叙写，画上之梅虽用乌黑的墨汁画成，依旧未能掩盖其高洁与雅致，明显胜过那些妖娆貌美的桃、李花。诗歌描写“墨梅”――这被赋予淡雅的形象，并突出人内在的情操与品性，不能一味贪图外在的貌美而落入浅薄俗套的深渊。
本诗通过咏赞墨梅高洁淡雅，流利畅达地言出画中之理，诗中之理，自古以来，因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在题画诗中所谓的“象”是固定的，也就省去了“立象”的过程，而在宋诗的创作中，诗人往往由此及彼，借用象征之法传达“理”的内涵，生动形象，并且明净洗练，趣味盎然。
2.形象说理显其趣
“理”是形而上的范畴，而景与物属于形而下范畴，语言则是二者沟通的媒介。诗歌创作是审美的活动，是讲究审美情趣的创造，这就决定了“理”的表达需要具体的形象（景与物）来呈现。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强调：“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表外。”如何能不下理语，而又能使诗充满理趣呢？即通过丰富而生动的形象来表达。宋诗虽“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情为诗”，但宋诗在议论说理的时候也注重形象性。单纯地说理，绝无“趣”可言，缺乏形象的可感性根本无法表现诗歌的艺术特征。概念化的客体，几乎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所以审美主体也难以对其产生审美愉悦。故宋诗之所以在说理时能有趣味，其原因就是说理极富形象性。
例如黄庭坚的《蚁蝶图》
蝴蝶双飞得意，偶然毙命网中，
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
全诗语意简单，内容明晰，写两只蝴蝶得意双飞，不小心毙命于网中，群蚁自认为能“坐收渔人之利”，殊不知到头来却只是“南柯一梦”。画上的蝴蝶与蚂蚁虽是平常不过之物，而在诗人的笔下却构成了戏剧式的场面，一场动态的蝶蚁图浮现读者眼帘，诙谐生动。诗人以蝴蝶和蚂蚁的遭遇反应人事之无常，涉笔成趣而发人深思，读者在阅读原诗的过程中，正如看一则趣味小故事，看到结局处，便恍然间明白了这人事之理，生动活泼，形象自然，宋诗之趣也多表现于此。
又如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二首》之一：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这首诗是晁补之收藏文与可所画竹子，请苏轼所题。苏轼同文与可是表亲关系，对文与可画作特征十分清楚。诗人借此传达了中国古代绘画中“神”（精神实质）与“意”（思想内涵）统一之理，即所谓的“传神”“写意”，不赞同纯粹客观的描摹物象，而重视主观的体悟与发现。即形象说理的确切体现，“见竹”、“见人”、“不见人”，平常之言却意味深长，其借“竹”这一具体形象说明绘画艺术讲求形神合一。宋诗形象说理的特征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王夫之曾表明：诗中之理并非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经生之理，不关诗理，犹浪之情，无当诗情。”他批评严羽“妙悟”说：“非谓无理有诗，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王夫之所言诗理，非直白的概念化，而以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是体现在形象之中的。因此，“通人于诗不言理而理自至”也正是宋诗形象说理的具体方式。
3.理中含情增其趣
宋诗以理见长前人多有论述，但同时也强调情理结合，从而进一步增添宋诗的趣味。有关情与理的关系，我国古代诗论家们颇有体悟，清人邹祗谟在论诗文情与理的差异中说：“作诗之法，情胜于理，作文之法，理胜于情。乃诗未尝不本理以纬夫情，文未尝不因情以宣乎理，情理并至，此乃诗与文所不能外也。”宋诗理趣之趣，不单单因为趣在有“理”，也在于有情，也正是二者的相互交融才能尽显其“趣”。 诗歌非排斥义理哲思，而是要做到情理的混融。
如苏轼《书晁说之考牧图后》：
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
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
我鞭不妄发，视其后者而鞭之。泽中草木长，草长病牛羊。
寻山跨坑谷，腾�}筋骨强。烟蓑雨笠长林下，老去而今空见画。
世间马耳射东风，悔不长作多牛翁。
诗人想象自己放下一切世俗，卧在牛背上牧牛，“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既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之理，同时又表现了自己追求闲适生活，逍遥自在的心境。寄情于理，情理结合，通过写牧牛之事来表现诗人对自然生活的向往，这本身也是一种“趣”，与此同时，诗人在叙述自然之理的同时，不忘融入自己的畅达乐观之情，理中含情增加了几分达观处事之“趣”。
又如释德洪《蒲元享画四时扇图》：
万事浮云定何有，白鹤归来千载后。
江山长在身世忙，岁月不移舟壑走。
江山常在，时光长流，纵使诗人不愿，但也无法挽留。人生万事如浮云，一去不返，唯江山永固，历史的沧桑感跃然纸上。融情于说理之中，情理交融。又如楼《次韵赵子野石城钓月图》中写到“回头明月只如故，世上兴废徒纷更”这两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阐明时间变化之理又融入历史沧桑之感。
三、结束语
宋诗饱含“理”的特质是它简明质朴的外衣，也是其华丽大气的内在。因为在宋诗这里“以理入诗”得到了繁盛的发展，一方面是对诗歌抒情本源的一种解构，即对唐诗“正宗”范式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就宋诗本身来说，更体现了宋代文人力求突破而另辟蹊径的一种超越与创新。宋诗从数量上说是浩如烟海，质量也参差不齐，本文通过对题画诗的研究挖掘了宋诗的“理”与“趣”，探索了宋诗究竟以何种艺术方式体现着宋代文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以及普遍持久的生存哲理，从而对宋诗的特征进行更具针对性的阐发。然而无论是宋诗的“理”还是“趣”，必须肯定的是宋诗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智性诗”等的创作也具有指导性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