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四书集注》——儒家经学的一大变革
作者：任继愈 转贴自：岳麓书社版《四书集注序》
秦汉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为了加强政治的统一和教化的统一，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定儒家为一尊，用政府的权力推行儒家思想。“五经”成为国家规定的教材。
经书文字简古，传抄不易，传授经典靠记诵，古代没有工具书，识字断句 都要有人指点，经典传授必有师承，经师传授，既讲文句，又解释书中的道理，这是经疏章句之学的起源。汉以后，社会政治不断变化，为不同时代的政府服务的经学也跟着变化，因而经学具有时代特征。汉人解经，受天人感应思潮的影响，以天道附会人事，是为“神学经学”。它是汉代巩固统一政权的得力工具，神学经学，是一种比较粗糙的神学体系，但它体现了时代思潮，包含了当时许多学科(如哲学、神学、史学等)的内容，用经学为最高思想指导，有助于推行治国安邦的措施，如引经书决狱，施政等。
唐初编定《五经正义》融南方经学与北方经学为一体。它反映了唐初统一南北朝以后的新形势。唐永徽四年(653年)颁行天下，直到宋朝，一直用来作为明经科取士的标准教科书。维持的时间比汉代的神学经学长得多。但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社会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唐中期以后，《五经正义》已不能完全满足施政的要求，因为天下处于地方割据，与中央政权对抗，唐末五代十国，直到北宋建国，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作为稳定政权统治秩序，维护封建宗法制度，除了儒家经学以外，还有佛教经学、道教经学。为了加强经学的权威性，只有把当时社会思潮诸多文化因素吸收到经学中来，经学才有生命力。建成完整的上层建筑，不是一朝一夕建造的。汉初董仲舒的经学体系从汉初算起，经历了七十年。《四书》的出现《四书》的出现，标志着“新经学”的形成，这是《五经正义》以后，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某些宗教内容，而形成的“儒教经学”。从北宋建国算起，差不多经历了百年之久。
体现时代思潮的新体系的形成，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政局稳定。战争年月，兵荒马乱中不能出现新体系。第二，充分而必要的思想资料的积累。第三，新体系要有体现时代思潮的思想家。到了北宋中期北宋仁宗时期，出现一批思想家，正式提出“四书”与“五经”并重。才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南宋朱熹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贡献和作用大于董仲舒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贡献和作用。朱熹陪祀孔庙，享受的奉祀达七百年之久，直到五四时期，朱熹的牌位才被撤除。
《论语》、《孟子》是先秦的著作，《大学》、《中庸》成于汉初见《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第219～244页。，这是学术界的共同看法。这四部分各自独立，不相联属。这四部分组合在一起，命名为“四书”，并得到社会的认可，那是朱熹努力推行的结果。远在南北朝时期，《中庸》一书已受到重视，梁武帝把《中庸》与佛经同等看待，等于说《中庸》已从《礼记》中独立出来。见《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36～618页。《论语》在汉代尚不能与《五经》并列，与《孝经》地位相当，起着辅翼《五经》的作用。
《孟子》在汉代的地位不及《荀子》。唐朝韩愈著《原道》，倡言道统，以与佛教相颉颃，提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有一脉相传的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帝王而兼圣人，孔孟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有影响的思想家，但不具有帝王的身份。孔、孟的圣人地位，是根据他们留下来的言行记录《论语》和《孟子》而来的。柳宗元为佛教辩护，认为佛教讲的道理与《易》与《论语》合，他也把《论语》与《易》相提并论，《论语》也享有“经”的地位。稍后于韩愈的李翱根据《中庸》著《复性书》发挥圣人之教，唐人已开始注意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重要性。北宋张载少年时，喜谈兵，初次谒见范仲淹，范授以《中庸》，从此张载成了儒家的信徒。可见《中庸》一书从唐到北宋已相当流行，是一部随处可以见到的儒家典籍。
伊川程颐开创洛学，他经常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本教材教育门徒。这四部书成为儒家系列丛书，应当说是从程颐开始的。北宋仁宗庆历以后，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与洛学并峙的有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邵雍、张载许多学派。这些学派中，如司马光对这四部书并不完全赞成。“四书”虽在北宋受重视，还未能定型，“四书”与“五经”并列，公开主张“四书”优于“五经”，那是从朱熹开始的“《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语类》上九)。
韩愈、李翱对《大学》、《中庸》予以阐发，但没有把它们从《礼记》中分离出来，朱熹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子文集》卷八二)。朱熹进而说明学习《四书》的顺序，学者应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
朱熹晚年，发现《大学》一书学者不易领会，于是提出先从《论语》、《孟子》入手，然后再读《大学》、《中庸》。印书商人因《大学》、《中庸》篇幅小，放在一起便于装订，其序列为《大学》、《中庸》在先，《论语》、《孟子》在后。明代遵从朱熹说，认为《中庸》为子思作，应在《孟子》前。不论顺序如何排列，这四部书成为一组，已成定局。(《语类》十四)朱熹对《四书》的研究注释，投入极大的工力。朱熹对《大学》加工较多，从中分出“经”及“传”，并改变了原来的次序，还认为格物章有经无传，补写了一篇 “传”即《格物传补》。这一举动也曾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和反对。朱熹对《中庸》大体依照程颐的观点，重新分别章节，朱熹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对《论语》、《孟子》两书未曾改动，而是博览古今注释择善而从，称为《集注》。这四部书的合订本统称为《四书集注》。
朱熹以毕生精力从事学术活动，讲学、著述达四十余年。中国思想家中，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不过三五人，朱熹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四书集注》起决定性的作用，朱熹从三十四岁时，为《论语要义》，四十三岁时为《论语精义》，四十八岁时成《集注》，此后不断修改、补充。朱熹对《大学》、《中庸》用力最勤。六十二岁时《大学》、《中庸》尚未付刊，他六十九岁时自称：
某于《大学》用功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全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语类》十四)他自己认为对《大学》用功甚多，这是实情。像“格物”一词，在《大学》原著中，还算不上哲学范畴，经过朱熹的注释，“格物”成了后来儒教体系的中心构件，后来王守仁与朱熹的理论分歧，也发端对“格物”的理解。朱熹的“格物”说的意义，不在于解释《大学》，而在于建立自己的儒教新体系。
《四书集注》引用汉人以后注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十五家，引用宋人及同时人之说有四十一家。朱熹尽量博采众长。《孟子集注》引用王勉说三条。此人宋史无传，不是有名人物，有“绍兴进士王勉”的记录(参见钱穆著《朱子新学案》)。或问集注有两存者，何者为长?曰：使见得其长底时，岂肯存其短底?只为是二说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说合得圣人之本意，但不可知尔。复曰，大率两说前一胜。(《语类》十九)
也有朱熹按照自己的理解，发挥孔、孟的原意的。如《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接全体薰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而惟此一言此一言，即“思无邪”三字。足以尽其义，盖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朱熹注释的高明处在于从教育、心性修养方面提出了读《诗》的方法，教人善于从中“得其性情之正”。不像有些卫道士，板起面孔，对经书上的话百般回护，硬要说《诗经》的诗讲的都是大道理，没有任何邪思，这种笨拙的解经法，不符经书原意，也无说服力。朱熹在《诗集传》中已明确指出有些诗为“淫奔之诗”。
《集注》中还随时灌注等级尊卑秩序的思想教育。如《季氏篇》“是可忍孰不可忍”一章，注多解“忍”为“容忍”。朱熹则
朱熹讲书，着重发挥，这是宋代学者治学的风气。程颐任崇政殿说书(讲官)，给小皇帝宋哲宗讲论语，讲到颜回生活穷困，“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一章。门人认为这一章与皇帝没有什么联系，程颐怎样去发挥呢?程颐说：“陋巷之人，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之蠹也，而富于周公。
封建社会后期的哲学体系，特别强调了心、性，宗教内心修养中忏悔、禁欲、反省、自责的思想感情训练。这种训练是汉唐佛教、道教流行以后出现的，正像汉代经学必须吸收天人感应思潮才能具有生命力一样。宋代儒教经学的特点在于用心性论来解释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集注》，它强调为人处世的道理，主要教人如何修身养性、涵养性情，正心诚意。在家为孝子，做官为忠臣，成圣成贤，不离于人伦日用之间。以心性论解经，是中国经学中上前所未有的一大变革。
《 大学》出自《礼记》，是汉初综合先秦孔、孟、荀儒家各派思想，协调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大学》充分反映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的世界观。
《大学》与《中庸》都属于西汉初的儒家著作。近人也有人认为《大学》为荀子一派著作，《中庸》为孟子一派的著作参见
《四书集注》则把《大学》的纲领解释为“格物”，这是朱熹个人对《大学》的独特的解释，朱熹格物说与《大学》本身的涵义要区别看待。
《中庸》这一章讲的是儒家的社会思想，讲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它指出：为人处世，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恰到好处，才是 “中庸”。中庸不是在两极端之间截其平均值。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最合理的行为抉择。难就难在“恰到好处”——适度。行为的适度，取决于行为者的道德修养的水平，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最平常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行为中都能自觉地做去，而且做到恰到好处。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在当时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它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中庸准则，重点在伦理方面。《中庸》中还有一部分关于人性论方面的论述，集中讲到“诚”这个范畴。可惜两汉经学的兴趣在于建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到处弥漫着天人感应思想。《中庸》中关于人性论的阐发如：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没有引起更多的反响。《中庸》把孟子、荀子的人性论给以综合，采取兼容的态度，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兼容并蓄的倾向，从《吕氏春秋》就已开始了)。因为当时需要统一的哲学体系。《中庸》力图用“天人合一”的理论解释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化。
《中庸》对“诚”的作用做了无限夸大，使之神秘化。这种倾向在汉代没有引起注意，当然也不会发生社会影响，而被搁置起来。只是经历唐宋几代人的发挥解释，更主要的是时代的需要，人类认识的深化，心性论的不断从佛、道二教的著作中得到充实。《中庸》的价值又重新被认识。
《四书集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四书集注》吸收了唐宋以来的文化积累，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建立了完整的儒教体系，它把各等级的人排到一个被认为适当的社会位置上，建立了封建社会成员的全方位的岗位教育，对安定社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四书集注》是一部强化内心修养，涤除心灵杂念的儒教经典。把 “正心诚意”、“主敬”、“守一”、“格物致知”、“存诚”作为人生修养内容，最终目的在于教人成圣贤，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人伦日用之中得到精神解脱。“极高明而道中庸”，贯彻“内圣外王”之道。
第三，《四书集注》打破传统注释的旧模式。简明通脱，新人耳目。宋儒自称得尧、舜、禹的“心传”及文、武、周公、孔、孟以下千古不传之秘。朱熹的注解，有的有根据，有的根据不多，也有的直抒胸臆，不要古代书本的根据。它的特点是摆脱依傍，不受古人的束缚。
司马光《论风俗諸子》中说：
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识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司马光对当时学风不满而发牢骚。其实不能责怪“新进后生”们，当时青年学者的这些疑古倾向，也是跟他们的前辈们学来的。疑古代经典在北宋已成为风气。疑《周易·系辞》非孔子所作的有欧阳修；疑《周礼》的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疑《孟子》的有司马光，李觏；疑《尚书》的《允征》、《顾命》的有苏轼；疑《诗序》的有晁说之；王安石贬《春秋》，他说《三经新义》，抛开旧传统，独标新解。南宋朱熹疑孔安国《书序》是魏晋间人作。
第四，《四书集注》被指定为国家教科书，元明清各代用来开科取士，作为选拔政府官吏的标准。除了用它的学术影响以外，它还得到历代政府强迫性的灌输。读书人参加国家的各级考试，不能背离《四书集注》的观点，否则难以被录取，这也是《四书集注》流传久远的一个因素。
如果汉代的经学称为前一时期的神学经学，后一时期的经学可称为“儒教经学”。前一时期的经学以宇宙论的形式出现，后一时期的经学(儒教经学)以心性论的形式出现。中间经过魏晋南北朝佛教经学的补充，使儒教经学增加了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内容。它超越了宇宙论和本体论，上升到心性论的理论高度，它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学的高峰，同时也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学已走到了尽头，经学的历史使命已完结了。
★ 朱熹名言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诌媚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
守正直而佩仁义。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宋：操守。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
朋友，以义合者。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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