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也晚，并没有亲眼见过胡琏兵，但关于胡琏兵的故事，我和粤东家乡的众多百姓一样，却是耳熟能详的。
“胡琏兵”这几个字，在如今的粤东地区，也有了特殊的含义。例如，“你们这些胡琏兵！”，就是一句骂人的话，指的是被骂者，像胡琏手下的兵士一样，蛮不讲理，横行霸道，丧尽天良。而“走胡琏”，则是形容一种混乱的局面。
胡琏兵团是蒋介石集团的嫡系部队。1949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席卷两湖，侧击江西，直下粤东一带。当时胡琏兵团原驻江西，因解放军大军压境，而节节败退，经闽粤南逃，沿着韩江流域，退入潮汕地区，一路见人拉人，见物抢物，无恶不作，造成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给粤东地区的人民带来许多惨痛悲怆的苦难。
我的舅公就是被胡琏兵抓走的。舅公家在丰顺县砂田镇的桥头村。当时舅公正在地里干活，过路的胡琏兵，强迫舅公给他们“挑担”。舅公被押送到沙田圩的一个山坳口，和众多被抓的人一起，被绑在路边的一棵棵树上。
年迈的外婆太，拿出家里仅剩的几十元的金圆券和几斤大米，向胡琏兵求情，希望换回她的儿子。金圆券被扔到了地下，那时通货膨胀，几十元的金圆券已经是一文不值了。三斤大米倒是收下了，但外婆太的恳求，终于没能打动胡琏兵的铁石心肠。最后，舅公在外婆太揪心裂肺的哭喊声中，被持枪的胡琏兵押走，离开了村庄，去了台湾。
晕倒在地的外婆太醒来时，身边只有泪流满面的年轻的儿媳妇和不满三岁的小孙女，从此，三个女人就在期盼舅公回来的等待中，相依为命地熬着日子。
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一年又一年的绝望，舅公始终杳无音信。好多年之后，在外婆太的主持下，舅婆重新结了婚。上门的新舅公是一位忠厚善良而又特别能干的人。他的到来，苦难的家庭才重新有了欢笑。
舅公去了台湾，却给我的父辈们带来了许多的麻烦。平白无故的蒙上了“国民党兵”的阴影。无论是在上学、招工还是转干，“台湾关系”都成了我父亲和叔叔们无法逾越的障碍。好在后来得到一位当公社干部的贵人的指点，在我父辈的履历表中，有了全新的表述：“舅父，吴绍光，被国民党抓壮丁时，因逃跑被枪杀。”这成了我家族的一棵救命稻草，也成了今天才可以公开的“家族秘密”。
四叔是亲眼见过胡琏兵的。只是当时他才五岁。听说胡琏兵进村了，全家赶快往外逃。爷爷挑起早已准备好的一担大米，藏到屋后树林里去。曾祖母则指挥家人赶紧从后门逃到屋后的树林。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家中最担心的，就是“走兵”。爷爷是独子，最怕被抓去当兵。按照当年实行“两丁抽一，三丁抽二”的政策，爷爷本来是不用当兵的。但爷爷还是被强迫缴纳“人头费”。
因此，家中对“兵祸”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但即便如此，慌乱中还是把我四叔落在了家里。当醒悟过来时，胡琏兵已经进屋了，再不敢赶回家里去。没有跟上队伍的四叔，赶忙藏到蚊帐背后，看着胡琏兵在家里生火做饭，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曾经听我祖母讲述这段往事，她依然为此感到非常后怕不已。
当时被胡琏兵抓走了多少人，我一直想了解，却始终没有得到准确的数字。据说，一个小胜镇，被抓走的，至少也在十人以上。
小胜镇珠坑村的云南伯，被抓走时才是燕尔新婚。胡琏兵二话没说，就把他带走了。等了几年不见丈夫回来，妻子只好改嫁了。云南伯的母亲，名叫运池伯婆，是一个性格坚韧而又充满智慧的人，她在儿媳妇改嫁之后，给自己收养了一个孙子。人们问她，为何不是收养一个儿子，运池伯婆笑而不答。她含辛茹苦地把孙子拉扯长大，供他上学读书。她心中始终坚守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等到儿子归来。
只是，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小胜镇田背村的正宏伯，遇到胡琏兵来抓人，他倒是非常淡定。正宏伯是一个胆大心细而又富有谋略的人，他见过很多的世面，还曾经多次替人去当兵，赚取一些生活费用，然后寻机再逃跑回来。临走前，他非常从容地叮嘱两个儿子：在家要好好听话，然后跟着胡琏兵离开了家乡。想不到的是，这次他再没有获得逃跑的机会。当他和儿子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后,已是“儿孙忽成行”了。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小胜镇荐江塘村的育芬伯。他是在路上遇着胡琏兵并抓走的。他还没有来得及跟新婚妻子说一声再见，就被胡琏兵押着走上了奔赴台湾的路途。他当时心中的恐惧与痛苦，我没有机会当面采访，不得而知。但将心比心，多少还是可以想象出几分。
当时，在路上同时遇着胡琏兵时，还有小胜中村的一位村民，名字已经说不上来了。看见前面走来两个扛着枪的兵，他马上装扮成一个瘸子，一拐一拐地走路，骗过了胡琏兵的眼睛，没有被抓去“挑担”。
育芬伯挑着沉重的担子，一路颠沛流离，最后被押送到了台湾。五年之后的1955年，思家心切的育芬伯，终于找到了逃回大陆的机会。他当时所在的部队，守驻在浙江省东部的一江山岛。这是一个面积不足1.7平方公里的荒凉小岛，军事设施却是星罗棋布，它是国民党护卫台湾的北大门和反攻大陆的重要跳板。
当年的1月18日，解放军在张爱萍将军的指挥下，强攻一江山岛，三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夺取了一江山岛。战斗一开始不久，育芬伯趁机诈死藏在尸体堆里，在战斗结束时，向解放军投降，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
这时，家乡还是那个家乡，但早已物是人非了。昔日的妻子，已经改嫁，成了一个邻居的妻子。育芬伯没有怨恨，没有失望，不久他又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想不到的是，回到家乡后，育芬伯却是命运多舛，背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嫌疑，长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性格顽强的育芬伯，并没有向命运低头，靠着自己辛勤的双手，在顽强的生活着。
当时被胡琏兵抓走的，还有杨梅印村的阿城伯。他也是在路上遇到胡琏兵，被抓走的。留下年轻美貌的妻子和两个年幼可爱的女儿。妻子名叫李四娘，也是当地一位传奇人物。丈夫走后，她承担起抚养两个女儿的重任。除了参加生产队艰苦的劳作之外，为了帮补家庭，她还主动参加了政府卫生部门举办的接生员培训班，成了当地著名的接生员。在丈夫杳无音信多年之后，她在热心人撮合之下，重新结了婚。新婚丈夫是一位国民党的老军医，医术高超，治病救人，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而心灵手巧的李四娘，也因为精湛的接生技术而远近闻名，脚步踏遍小胜、谭江、砂田、黄金、留隍等村落。她在处理横产、逆产等难产问题，以及小孩出生后失气急救，都具有独特的经验和技术。她不需借助任何设备，就可以帮助产妇调整胎位。她曾经把众多的婴儿从死神手中抢夺过来，被人称为送子观音。
新的家庭，夫妻恩爱，夫唱妇和，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但不幸的是，在文化革命那个动乱的年代，她这个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关系，却又给他们幸福的家庭引来横祸。丈夫李继光先生，文革中又不幸被错杀，在二十年后，才平反昭雪。沉重的苦难，不禁让人唏嘘不已。如今，老人已经是九十八岁高龄了，身体依然硬朗，这总算给人带来无限的安慰。
三十多年时光转瞬即逝，三十多年的岁月长夜难眠。时光的车轮来到了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海峡两岸的关系趋于平和，寻找亲人的梦想又在许多家庭中重新点燃。
八十年代末，奶奶重新提起她失散多年的弟弟，我的绍光舅公。于是我们开始通过广播寻亲，通过台湾事务办公室寻找舅公的下落，却是大海捞针，毫无所得。
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珠坑村的云南伯从台湾回来看望母亲，无意中给我们带来了天大的喜讯：舅公跟云南伯竟然同在一个部队，退休后，还住在同一个小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我们以爷爷奶奶的名义，开始与舅公书信往来。那时候，刚刚有了程控越洋电话，远隔海峡两岸的姐弟俩在分别三十多年之后，终于通上了电话。那一天，奶奶脸上流满了幸福的热泪。不久，舅公又从台湾取道香港，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
云南伯回到家乡，见到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激动得紧紧抱住妈妈泣不成声。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他也“儿孙成行”了，两个孙子，也已经上了大学了。
后来，运池伯婆在自己儿子、孙子、曾孙们的陪伴下，安享了幸福的晚年。而云南伯，虽然在台湾、大陆两地奔走，也享受了人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光。
最富戏剧性的算是育芬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老兵委员会”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育芬伯，并组织当年的老兵聚会，畅游东南亚国家，而且，还提供每月3500元的津贴补助。这给一生辛劳的育芬伯，总算带来一些安慰。
当时，电视台现场采访育芬伯，请他畅谈东南亚之行的感受。忠厚老实的育芬伯脱口而出：“早知如此，我当年就不回来了！”育芬伯的话，一时传为笑谈。但细细品味，却也让人心酸不已！
田背村的正宏伯，幸福晚年也是在家乡度过的。如今，他的两个儿子伟城、伟坤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谈起他们父亲在台湾的经历，眼睛依然会流露出别样的光芒。那是一种在经历了苦难之后的一种宽慰的眼光。
如今，他们家中还保留着正宏伯的有关日记。其中写到，当年正宏伯跟着一群老兵，第一次重回大陆，在深圳罗湖海关过关时，看见一群身穿军装的士兵，吓得面如土色。当得知这群士兵是政府安排专程前来迎接他们的，老兵们浑身的恐惧才平复下来。
当年舅公回到家乡之后，家人向他打听台湾的一些情况，他也是吓得连连说：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可见，这些国民党的老兵，对大陆是多么的不了解，脑子被洗到了何种程度！
而今，当年被胡琏兵抓到台湾的人，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的故事也慢慢成为一种传说，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但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一段不应该忘却的历史，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对许多相关家庭如此，对我们的国家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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