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约２８１～３４１年）字稚川，自号抱扑子，道号葛仙翁。晋·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是我国炼丹术的发明者，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特殊的贡献。
葛洪，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曾当过中、小官吏，后因在官场不得志，而专门研究炼丹术和医学。一生读书很多，知识面很广，上至诸子百家，下至一般杂文，都广为阅读，并能诵记其中很多内容。因受当时社会条件及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热衷于神仙导引之法，从事了很多年的炼丹事业，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发现了有一些丹药，可以用作治疗疾病；也发现了某些药与另外一些药，合在一起，炼制时可生成另一种东西，即化学制药的开始。葛洪生活的年代，社会动乱不安，人民生活涂炭，传染病流行，病魔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葛洪从事了医学，并致力于传染病的研究和治疗工作。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初步认识了天花、肺痨、沙虱病（包括现代医学的恙虫病和流行性出血热等病）的发病规律和传染性，对我国传染病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葛洪一生，在医学上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他的医术，很多地方夹杂着神仙导养之法，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封建迷信思想分不开，我们不能割裂历史而片面地看葛洪及其著作，要善于批判继承，从中吸取其对医学有用的部分。
葛氏治学是非常讲求实用的，他敢于对前世医学家，诸如张仲景、华佗，以及对《黄帝内经》的一些看法提出异议，认为他们的著作篇幅浩繁，一些治法不适于一般群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作了大量工作，广搜民间简、便、验、廉的治法，多用“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葛氏在医学上取得较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有关温病学的认识：葛洪在“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及其他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伤寒学说并不能完全概括一切发热性疾病的发病和治疗规律，还需另立新法，方能应付一些不属伤寒范畴的疾病。他在《伤寒论》麻黄、葛根、桂枝、柴胡、青龙、白虎、四逆等二十余方之外，自行设计了四个应急易得的方子及其它单、验方，补充和发展了《伤寒论》治疗温病的内容。他在急性热病的病因分析上，明确提出温病、时行、伤寒三种，并指出温病与时行、伤寒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不是由于一年中天气变化异常所致，而提出，“病气廉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的理论，“病气”及“鬼毒”两个概念，不仅包括有传染性的意思，还包括有些尚未被认识的东西（如病毒、细菌等），这对以后温病学派的出现和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他不可能认识到细菌、病毒等致病病原，但他通过长期深入细致地观察，第一次描述了沙虱（恙螨）的形态和生活习性。
基于葛氏对温病基本理论的认识，使其得以对当时流行的一些传染病，有较深刻的认识，除沙虱病外，他对天花病、肺痨等病都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尤其对天花病的记载与现代医学的有关描述极其相似，他认为天花是“恶毒之气”，这里的“恶毒之气”，不仅是天花病名的原始称呼，且与前面谈及的“病气”、“鬼毒”，以及书中描述结核病提到的“尸注”、“鬼注”等，都是同一性质的概念，都是当时不能发现的不同致病物质的代名词，同时，又可看作不同疾病的不同病名。
（二）免疫学的先驱：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治疗狂犬咬伤，有这样一段话：“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当然，他的这一疗法，是在中医“以毒攻毒”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此法施后，若再被狂犬咬伤，是不会再发病的，这种非常朴素的免疫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对以后免疫学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流行病学、寄生虫病学的先驱：葛洪对沙虱病的昆虫媒介“红恙螨”的形态、生活习性以及与沙虱病（恙虫病）的关系，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并作了科学的记载，他还把沙虱和疥虫作了比较，这说明疥虫的发现，较恙螨还要早，他指出：沙虱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恙螨的幼虫与疥虫的外形是非常相似的，疥虫的大小不到一毫米，这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能用肉眼观察到，没有科学的态度，是很难进行鉴别的，葛氏对疥虫的描述，要较其它国家对这种虫的认识至少要早八百年。在寄生虫病学方面，他首先发现了：“血吸虫病”，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江南有射工毒虫”，“东间诸山县，无不病溪毒”（射工又名短狐、蜮；中溪毒又名中水毒、水病、中洒、中溪，或称“水弩毒”）。根据其对症状的描述：发热，头痛，四肢振淅，下部有疮色赤，或出现“疮痢”等，与现代医学的血吸虫病的证状非常相近。
对“疟疾”的认识，葛氏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了六种疟：即疟疾、老疟、温疟、瘴疟、劳疟、疟兼痢，并且提出治疗方法，其中常用者有常山、豆豉、蒜、皂荚、鳖甲等。而更为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应用青蒿抗疟的方法。他写道：“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一发现，不仅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抗疟新药，还为近代药理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四）化学制药的先驱：葛氏一生精于炼丹术，炼丹是化学制药的萌芽。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我国就有炼丹方士，秦、汉时，炼丹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葛氏总结了秦、汉以前炼丹术的经验，并接触到一些重要的化学原理。他接触的化学药物是比较多的，仅其著作中提到的就有汞、硫、铝丹、雄黄、雌黄等二十多种矿物药，还有很多不纯的无机物，如石胆（碳酸钙）、矾（明矾）、石膏等，对每味药的化学特点、产地、药用价值，进行了解释；并通过长期地观察和实验研究，认识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
首先，他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还能成丹砂”。丹砂是红色的硫化汞，加热后，可分解出汞；而汞硫化合后，又可生成硫化汞。
其次，他发现了在化学反应中的金属置换作用，认识到天然硫酸铜溶液，涂于铁器表面，铁就被铜取代了，其表面生成一种红色的东西——铜。
他还发现了硫的升华作用，他用雌黄或雄黄等硫化物，进行加热，而升华提纯硫，这个工艺过程，实际上就说明了硫的升华作用。
此外，他还认识到铜盐有杀“菌”作用，其著作中提到：“铜青涂脚，入水不腐”。
（五）对临床医学的贡献：关于脚气病，他说：“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痹，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这里不仅提到了脚气病的临床表现，似对神经型（“行起忽弱，微觉疼痒”）、心脏型（“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等不同类型的脚气病作了鉴别。在当时，他是不可能认识到脚气病与维生素Ｂ１缺乏的关系的，但他却提出了用含有丰富维生素Ｂ１的药物，如大豆、牛乳、蜀椒、松节、松叶等进行治疗，这较国外的类似发现，要早出一千多年。
他在《肘后备急方中》最早使用“角弓反张”一词，为我国医学家一直沿用至今，从其所描述的症状（“四肢不随，烦乱欲死”）来看，似指破伤风症。
关于用催吐法救治药物中毒，关于对霍乱病的认识，对晕动病的描述等，在我国医学史上都是最早的。
《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初名《肘后卒救方》，共八卷。成书于公元３４１年（？）。应用简易的处方和易得的药物，使患者在仓促发病的情况下很快可以应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全书不仅包括了各种急性传染病，内科杂病，寄生虫病，外科，五官科急症，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引起的急症的治疗方法，甚至对一些牛马疫症，也作了简要叙述。书中曾详细论述了天花流行的情况及症状，为天花病史的最早记载。同时，还对很多疾病的病因学，有较详细的论述，对一些疾病的病原病理变化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疫、痢、瘟、毒等的特点，及其传染途径。为祖国医学病因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料，进一步推动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学术的发展。在《肘后备急方》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医学家的经验资料，为研究这些医学家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宝贵史料。
《肘后备急方》问世后，经梁·陶弘景补其阙漏，得一百一首，改名为《肘后百一方》。后又经金·杨用道参考唐慎微《证类本草》，进行了增补，易名为《附于肘后方》。历代对《肘后备急方》虽“颇经增损”，但“大旨精切，犹未尽失其本意”。
《抱扑子》，这是一部综合性丛书，其中“金丹”、“仙药”、“黄白”三篇，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和化学制药方法的名著。葛洪一生著书很多，除上述《肘后备急方》、《抱扑子》之外，还有《金匮药方》一百卷，《杏仁煎方》一卷，《玉函方》、《葛氏单方》等，可惜均已散佚。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