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以人类健康为目标，面对同一对象-疾病，各自独立发展又互相影响。因此中医有必要解放思想，兼收并蓄，把西医检测指标融入中医辨证论治，通过长期努力，创造新中医。
当我们考察机体生命现象的异常情况时，不难发现，疾病状态所反映的信息，不外乎自觉症状、他觉异常及理化指标与影像异常。中西医医学工作者长期致力于将这些异常恢复正常，治愈疾病。可事实上，中西医都无法单独解决疾病的所有问题。检测指标是西医与现代科学交叉渗透的科学研究成果，西医已为此建立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并应用于临床。而中医理论却很少或不能将其纳入自己的范畴加以运用，即使运用，也往往回到西医理论体系，缺乏两者有机结合的创新。这就迫使现代的中医教育和临床必须系统完整地学习西医理论，并面对病人的病情做出双重诊断（中医和西医），即辨证又辨病，甚至于先辨病、后辨证[1]。这是中西医结合或中医现代化特有的医学现象，虽然可以解决当下临床诊疗的部分问题，但在实践和理论上仍然机械、牵强，尚未找到内在的有机契合，如果中医辨证接纳了现代现医学检测指标，那么中西医结合或许会迎来新的突破，两种医学或许会得到较好的融合。所以，钱学森说：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道路上来；周竞昌也认为，中医药科技是世界生命科学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中医理论方法符合医学发展方向[2]。现代中医应该接纳包括西医检测指标在内的现代科技，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辨证方法，这应该是中西医结合的必由之路与发展方向。
张仲景反对“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强调真实客观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和“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疾病状态的所有信息包括西医的检测指标背后均隐藏着疾病本质（病机）。所有的西医检测均是借助有关仪器、试剂及其相应技术、方法，来延长和补充感官无法感知和捕获人体疾病状态的深层次变化的，如细胞、神经递质、激素免疫乃至基因调节等，通过了解整体状态下的局部变化，借以判断整体变化。这与中医四诊所收集的资料没有本质区别，只会使中医望得更远、闻得更清、问得更细、切得更准。这些通过提高技术、改进方法取得的资料仍然须结合病人实际病情综合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结论。指标永远只能代表局部，选准选对才可较大范围地代表整体，进而揭示本质，如同预测地震要选取的观测点一样。如果对疾病所表现的异常指标不去接纳重视，研究分析，仅仅依靠逻辑推理予以审证求因，就使得辨证施治缺少了现代科学元素的支撑，阻碍了辨证施治的创新发展，这不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纵观现代中医对待西医检测的态度，可分为3种模式：1种是以“铁杆中医”为主的经典学派。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依靠“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的辨证基本功，能解决不少临床问题。但他们很少或没有精力刻意关注西医检测指标，解决疾病的办法就是审证求因、辨证论治。随着中医病、证、症的改善或消失，指标异常的情况会随之改善或消失。在他们看来，中医的辨证已经完美，无须纳入现代检测指标。2种是现实条件下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者。他们主张中西医共诊共治，即对疾病的诊断，采用中西医各自确立的病名证型、治则、方药，两套理论并列独行，从中选择最佳的有机组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明确要求中医诊断后要有西医诊断及检测结果，西医检测指标应作为中医疗效判定标准之一。这就为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作了行政与学术上的规范。3种是中医现代派。主张对西医检测要“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纳入中医范式，赋予图像、数据、指标的中医学含义，寻找病机根源，总结规律。即所谓“微观辨证”、或“辨证微观化[3]”。3种模式并存于临床，有明确的合理性，却都存在缺陷。模式1由于没有象西医那样关注局部或结构内部变化，仍然用古文化型态表述疾病概念，注定了对于疾病的病理状态的预后较为模糊或至少没有找到用现代元素和语言表达的路径。模式2的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看似天衣无缝，相互取长补短，实则牵强附会。中西医各自关于症状、体征、指标与病机之间及中西医流派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加之理论体系及思维方式不完全相同，这种结合实际上是双重诊断下的中医加西医。唯有将检测指标纳入自己理论体系，实现中医理论与现代检测指标对接，在宏观辨证指导下赋予检测指标中医特性，经过临床方药反复验证，建立辨证的客观标准，反过来指导临床，才不失中医思维的科学性，最有可能破解医学发展的现实和长远难题。
中医和西医同时起源于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可西医在文艺复兴后就引入了实验和数学，用解剖麻雀的还原方法，认识整体和局部，使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演化为生物实验医学模式，并与科技发展同步，容易与现代科学思维融合、渗透。但常暴露出对机体局部与局部之间、物质与功能之间、自然整体与合成整体之间属性联系的特殊差异性和复杂多样性认识不足的缺陷。中医发展始终延续着自然哲学医学模式，通过干预——观察——再干预的人体实验过程，提出假说，验证假说，从而获得对疾病本质的正确认识，构建出理论体系。但因理论仍属古文化形态，概念表述表现出笼统模糊且有歧意等特点，与“现代科技挂不上钩，语言和概念是两套”[3]，不易被现代科学接纳。人体不但是开放的巨系统，而且是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它比许多物理、化学的巨系统要复杂得多，复杂在于组成巨系统的子系统结构花式繁多且相互作用，功能既交叉又重叠。迄今为止的现代科学里没有一个理论框架能容下中医[4]。显然，现代科技或西医不能解释改造中医，更不能用西医理论研究中医。只有中医理论本身能够理解运用包括西医检测指标在内的现代科技知识。中医的“天人合一”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学说指导下的证候诊断是一个非线性的可以无限组合的复杂系统，组合的多样性、系统性、复杂性由医生根据病人病情的特殊性而使“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和“治病求本”成为必然，它是迄今为止唯一能揭示人体复杂巨系统生理病理本质的科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理论是“源”，检测指标是“水”。中医理论是“根”，检测指标是“木”。循此思路，应该努力寻找西医检测指标与中医证、症、病之间的特异性与非特异性的有机联系，并进而找出指标背后隐藏的病机，发现和总结规律，丰富和发展中医理论。中医理论的“现代语言版”或检测指标“中医化”，能够实现其与检测指标的“无缝”对接，以丰富辨证论治。后者更符合医学发展方向，并最有可能在中医现代化方面取得突破。
辨证论治接纳和运用现代检测指标的工作可先从实践或实验观察起步，而后上升为理论，走出一条中医理论构建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微观指标是器官水平、细胞分子水平甚至基因水平的中医“症状”，具有专一性、客观性、微观性等特点，与中医证侯之间存在非线性和非线性对应关系，除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数据及临床资料和研究方法外，应该充分运用中医的“象”思维，并注意发掘中医经典中辨证解决疑难杂症的经验。对检测指标的“象”作全面归纳概括，“象”以统数，以“象”尽意。“象”思维是以物象为基础，从意象出发类推事物规律，解说、推衍、模拟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结构、形态运动变化规律，具有宏观、动态、整合的特性。例如关于血液黏稠度指标与瘀血痰浊证的关系，既有“久病多瘀”、“怪病多痰”的泛义“象”的中医理解，又有定性定量的“黏稠”物质“象”的西医佐证。将其纳入胸痹心痛证观察，确定与正邪盛衰、虚实寒热的关系，透过外在的痰瘀指标“象”，分析体内病理变化，辨证论治的可靠性增加了许多，疗效评价会更加确切，检测指标也发挥了中医功用。事实上，至今尚未找到具有相对排他的某一或某些理化指标可以作为某一证候的判定标准[5]，很可能是仍然使用了分析还原法试图揭示“证”的物质本质的原因，而生命活动的动态性、复杂性是不可还原的。
运用中医思维对检测指标及相关症状、体征的“象”进行慎密观察和精密彻悟，提出假说，尔后再验证确认假说，揭示证与检测指标之间的本质联系，构建微观辨证理论，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探索的。实现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检测指标“无缝”对接之时，也就是离中医现代化不远之日。
参考文献
[1] 吴伟，卿立金.辨病为先，辨证为次[J].中医杂志，2010,51（12）：1061
[2] 鲍艳举.中医的科学性[J].辽宁中医大学学报,2008,10(6):77-125
[3] 沈自尹.微观辨证与辨证的微观化[J].中医杂志，1986，27（2）：5557
[4] 钱学森.钱学森文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257
[5] 郭蕾，王永炎.论中医证候中的复杂现象及相应的研究思路[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0（2）：35
作者：王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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