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张沛超近日在湖南省脑科医院进行了一次题为“自杀与自伤行为的动力学理解”的演讲。他从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自杀及背后的动因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并结合自己的咨询案例,分析了自杀风险的识别和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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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在某些情况下,
是一种看起来理性的行为
自杀是一门将社会学、心理学到人类学打通的学问。我自己从本科开始,经历了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三个专业,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谈自杀。
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自杀是由基因控制的。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它至少不是一个单基因的显性症状。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单基因的显性症状的话,你要看基因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如果他在生殖前期发挥作用,就是青少年自杀,会造成基因频率在群体当中迅速衰减。在有能力产生下一代之前,这个“牌”应该很快就被洗出去了。
大家会觉得有点意外,为什么一个基因需要发挥某种作用,在性状上导致个体的死亡,进化的单位并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所以如果进化的顶层设计不是为了保障单个人是否活得足够长,而是这个群体是否足够长的话,理论上他有可能会损失个人,带来群体的扩张。即使这样,自杀肯定不是一个单基因的性格所决定的,如果是的话,以目前的基因组学的研究技术早就会筛出来。它应该是一种数量性的多基因性状,甚至包含了一定的表观遗传作用。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父母都是非常开朗的人,却有一个带有生物学气质的抑郁的孩子,那可能是父母经历的环境修饰了他们的生殖细胞,即使基因序列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表型上可能发生变化。如果母亲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负性生活事件,有可能会导致她的糖皮质激素水平高,持久的激素水平高,有可能就会关闭一些基因的表达。即使基因序列本身没有变,她的孩子可能一出生就处于一种比较应激的、比较难抚养的状态。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个体的死亡有可能带来群体、整体的增益。在细胞学上有一类现象叫做PCD——编程性细胞死亡,它就是一类细胞在特定的情况下,自己启动的一个细胞水平的自杀过程。这一类细胞水平的自杀是有益的。如果它不死的话,有机体本身将可能会有肿瘤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同样的道理可能适用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那一个人的自杀会不会是像一个程序?它具备编程性质,群体需要裁掉某些人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像一些信号蛋白接收到一些压力信号一样,被损失掉。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保存着这样的现象,比方说“向我开炮”,就是损失我一个,但是全排人可能活下来。在生物学的层面上,自杀是一个从进化上,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看起来理性的行为。
承认这一点有些困难,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是重生恶死的。当一个群体的资源不足的时候,牺牲老人有可能会带来新生儿成活率的增高。所以在文化当中也会保存一部分的弃老现象,主动或被动。
我们为什么要在生物学上为自杀讨一个说法呢?因为没准个体的自杀是一个经历了无意识的运算过程之后的结果。自杀不是人类的特权,比如鲸也会自杀,当大象预知自己死亡来临的时候,就会走向自己的坟场,在那里死去。我们把对自杀的理解,如果完全放到人类的视野里来看,它可能是一种大自然进化出来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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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不少对自杀和自残的保护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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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自杀就像是一种“清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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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干预要有针对性地开展
张沛超
武汉大学哲学博士
资深心理咨询师
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师
武汉大学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
被誉为“国内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
著有畅销书
《过好一个你说了不算的人生》
(张晓玲 杨醉文 段涤非整理)
编辑 / 张昊华
制作 / 坤子
审核 / 孟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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