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兴义
提起秦始皇，中国史籍记载，“暴君”论为多，正确评价为少。本文运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认知，用史实给以佐证，力所能及，实事求是，尽量还原秦始皇开拓创新的本来面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放光彩。
一、秦始皇的社会实践，决定了他一统华夏的决心
人的正确思想源于社会实践，是谓“实践出真知”。这个真理，具有两重性，即绝对性和相对性。当然，还存在真与假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所以，认识认知与反映历史人物，必须坚持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机械历史唯物主义，更不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对秦始皇给以正确的评价。
秦始皇，姓嬴，名政。生于公元前259年，卒于公元前210年。享年49岁左右，是英年早逝的首位创业皇帝。嬴政，十三岁继位，是为秦王，亦称秦王政。因其年幼继位，国权几乎由太后和宰相吕不韦把持。这种社会实践，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上了人前自立、奋发向前、不甘人后的思想烙印。
在宫廷，太后和相国吕不韦、宦官嫪毐擅权、专权用事，架空了秦王政，迫使秦王政不得不下决心，铲除这种无视、蔑视王权的宫廷势力。公元前238年，长信侯嫪毐（宦官）发动叛乱，被秦王政镇压。依法将“二十名主犯枭首，并‘车裂以徇，灭其宗’”（《中国法制史》94页）。此后，革去号称“仲父”、参与叛乱的另一与谋者吕不韦的宰相之职。自此，秦王政亲政，在秦国实施秦王专政。次年，吕不韦深知罪责难逃，便畏罪自杀。其“门下有食客三十，家僮万人”，（《简明社会科学词典》340页）被驱逐或被夺爵。只有舍人李斯等被任用。
上述生死较量，促使秦王政有针对性地颁布了法令，曰：“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中国法制史》94页）。就是说，从此以后，为国家办事，犯有嫪毐、吕不韦谋叛罪，不但诛杀谋叛者本人，还要诛连其族人。这是秦王政亲政后颁行的第一个巩固和加强王权专制的王令。向后世人显示的是：王权至上，“实践出真知”，封建立法源于社会实践。当时“法家”在律法方面的发明与创造，均是对战乱550多年国家运行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提升。
善于创新与坚持封建民主的秦王政，任用尉缭和李斯。听从李斯统一六国之策，任其为长史，吸取其父秦昭襄王执政56年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之策略灭小邦、扩张领土、却未曾灭掉一个较强国家的教训，派遣谋士贿赂六国大臣，离间其君臣关系，促使战略决策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军事进攻屡屡获胜。秦国由先王夺城掠地进入新兴兼并时期。由是，秦王政任李斯为“客卿”。
秦国日益强大，贵族势力进言秦王政，驱逐客卿以保秦国贵族不被挤兑，秦王政遂下《逐客令》。李斯上《谏逐客书》谏阻，力陈“客卿”在秦国之功，申辩逐客之害，被秦王政采纳，遂收回《逐客令》，升迁李斯为廷尉（是谓，当时的司法长官），佐秦王政兼并六国。
公元前230年，秦王政派内史腾攻打韩国，将其击灭，证明军事进攻必须跟“离间外交”紧密配合，双管齐下，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若是舍弃其一，就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由此，兵不血刃，首尾十年，兼并六国，一统中原。
在中国历史性社会的长河中，发挥民主，知错就改，收回成命的帝王，秦王政算是首开先河的封建性民主集中制的开创者。
实现中原一统，是就此止步，还是征南粤一统华夏？秦王政派兵攻打齐国的同时，就下定了派兵南进的决心。公元前221年，秦王政派遣屠睢，率兵50万，征南粤。遭到当地族人地抵抗，相持三年不能前进。
齐国被灭，中原统一，坚定了秦王政一统华夏的决心。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监御史禄掌管军需供应，率领士兵和民夫修建人工运河灵渠，以便给军队运送粮饷，为进取南粤铺平道路。经过5年多时间的军民磨合，即雇用民夫付给工钱、并管民夫饭吃，融合军民关系，使灵渠较快贯通，开始通水、通航。当地族人减少抵抗，秦军迅速进入岭南，设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实施郡县管理，华夏完成一统。将中国中原地区构建的社会文明史无前例的融入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华夏各地社会文明同步进步与发展。
二、秦始皇首开先河，纪元性创新
（一）国制创新
国制，即国家体制，亦即国体与政体之合是也。
姬周王国集权以掌控中国（姬周王国创造中国一词，意为：统辖各邦国的中心之国），分权即分封邦国以实行“拱卫王国”的自治。集权势强，分权自治尚可维继。集权削弱，分权自治就逐步转向分权自立，进而与姬周王国分离。550余年的战乱，就是这种从自治到自立、到独立再到邦国脱离姬周王国转为七雄王国的拼杀。这种社会实践促使秦王产生必须废弃旧国制、创新一种新国制的想法。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王政召开朝会，议论新建国家的国体与政体即国家体制问题。李斯等人建议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中国文书史稿》47页。
自此，秦王政废除王制，创立帝制，是谓：皇帝；王国被提升为帝国，是谓赢秦帝国；国王被皇帝取代，王权移位成皇权，秦王始称秦始皇。国家制度之立法，由皇帝下发“制书”。在《秦律》中明确规定：“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并且，将此文字书契在泰山刻石中的开头。（《中国法制史》88页）朝臣在朝会上有事陈事，或谏言、或反映问题、或提出建议等，是谓“奏”，体现的是封建民主；而皇帝的裁决，则体现的是封建性集中。
上述文字告诉人们：秦始皇创新的国家体制是：皇权统治封建制国家。其国体是：皇帝集权专制；其政体是：封建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含义，请参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38页）
（二）创新国家运行新体制
姬周王国创新国家运行机制，是为“大宗维翰”、“宗子维城”。用现代人话讲，就是以王族为统治国家的骨干，其宗族的分支为“小宗”被分派到各地是谓邦国（商朝为邦伯）进行管理，受中心之国姬周王国即中国的保护，邦国拱卫王国，开创中国雏形层级管理的先河，这种有序治理，使国家兴盛近300年。
周幽王损毁《周礼》之法，引来杀身之祸。周平王东迁洛阳，国家进入自行其是、无序运作状态，史称春秋战国时期。拱卫姬周王国的各邦国，由有序管理演变成我行我素式操作，出现了“臣弑君”和“子弑父”的现象。《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叙当时状况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种我行我素、无序运行的社会，导致中华大地战乱550余年。
历史的现实向秦始皇展示：必须弃旧创新。国中之国，王中之王的历史性旧制度若不改变，新建的帝国就无法长治久安。于是，创新国家体制、破旧立新。
1、创新国家体制
秦始皇一统华夏，舍弃分封邦国体制，传承“郡县制”，在全国设四十郡，由皇帝直接掌控，治理全国各地；在朝廷，创立“三公九卿制”。所谓“三公”：一：丞相，分管朝廷行政运作事宜；二：太尉，分管军事；三：御史大夫，分管监察；所谓九卿，是指：奉常、郎中令、太仆、卫尉、典客、廷尉、内史、宗正、少府，分管朝廷各方面事务。
地方机构，郡：设郡守，下设郡尉、监御史、断狱都尉，分管军事、监察和狱讼；县：设县令，下设县丞、县尉；县下设：乡、亭、里，百家为里，十里为一亭。（参阅《现代行政与管理》41页）乡、亭、里设管理者，时称“长”。
这种沿革性创新，构建出全国性比较严密的管理系统，在国家体制运作上，非常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所以，汉承秦制被沿袭下来。并且，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国家体制运行的蓝本。各朝各代虽有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国家的整个运行体系没有实质性地改变。
2、废除封王，创新选官和用官制度
（1）废除封王制
据史籍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酒宴祝寿，有70位功臣前来敬酒祝寿。齐人淳于越提议，封“子弟和功臣为王，作为自己的辅助势力。现在陛下统一天下，而子弟却是平民百姓，这是违反先君古法的。”李斯反对说：“淳于越所说的古法是不可效法的。”（《成语故事365》253页）秦始皇采纳李斯之说，（焚书坑儒《简明社会科学词典》980页）废除封子弟为王制，保留有“列侯”、“伦侯”等爵位（分封制《简明社会科学词典》159页）。由是，在赢秦帝国，只有皇帝，没有王。爵位只是一种尊号，不是官职。
（2）创新选官用官制度
姬周王国以宗亲、族亲为根本，选用官吏，用政绩考核官吏，选优去差。秦始皇废除宗亲、族亲，创新文化考官选录与政绩考官制。通过文化考试，合格者选之，或现选现用，或先选后用，无有官吏空缺，则等待后补。如：“萧何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之。”再如：“夏侯婴因试补为县吏”。（《中国文书史稿》47页）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不世袭，通过秦律规定的政绩考核，决定留用与否（郡县制参阅《简明社会科学词典》798页）。郡、县属下官吏的任用，由郡守、县令根据任命标准将选用人员报请上一级衙门核准、审批，从而把中国的古代层级管理发展到了极致。
（3）创新性依法治国，依法治吏
据史籍记载，秦始皇创新性依法治国的突出体现是：“明发度，定律令”；“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并且将上述文字铭刻于泰山石上，昭示世人，万年不衰。
依法治国的突出运作是：在全国开办律法国学，取代私人学馆，进行法制教育，力求人人懂法。即“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上述引文，参阅《中国法制史》89页）《中国文书史稿》54页说：“以吏为师，致使秦王朝妇孺皆言律法”（王朝实为皇朝，引者注）。显示的是，赢秦帝国依法治国加强法制活动的概况。
依法治吏的创新性作法是，律文规定：官吏“审悉无私”（不能有私情、私心），“审当赏罚”（赏罚要适当即符合律法规定）。律文规定：“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同时规定：“吏有五失”之罪，曰：“五日非上，身及于死”。就是说官吏所在辖区内发生了重大事情如灾害，要及时向朝廷报告，超过五天，以死罪论处。（参阅《中国法制史》102页）《秦律》规定，各级官员不但平时要书写和熟悉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法律，而且每年要向朝廷主管司法的官员进行执法核对。把执法情况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
比如：玩忽职守官吏要承担罪责；挪用公款与盗窃同罪；对于作奸犯科的官吏，除了处罚制一个甲胄的钱外，还要一律撤职；任用官员不当，也要受到“赀二甲”即制作两个甲胄的处罚；成绩考核劣等者，职务不同，要受到制作“一甲”或“一盾”的惩罚，不能胜任其职的，要免职。参阅《中国法制史》103页。
对于司法官吏，在上述规定外，还有专门规定。如：对辖区犯罪活动，不能及时发现的，按照“不胜任”罪论处；处刑不当，失轻失重的，按照“失刑”罪惩处；还有“不廉”罪、“不直”罪和“纵囚”等。
例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判处“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参阅《中国法制史》103-104页。
3、创新性依法治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生活基础的国家。立国前，以“天下家”为根本是这样；建立国家后，以家族为骨干即“家天下”管制“天下家”同样是这样。姬周王国实施农、工、商“不迁”，秦始皇则“明发度，定律令”，规定“上农除末”。并且，前无古人将“上农除末”作为铭文石刻于泰山之上，万年行之。在《秦律》中以农为主，制定《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工律》、《司空律》和《徭律》等，确保促进和发展农业生产有法可依。
例如：私自移动田界（陕西关中人称地坢子）要判处“耐”刑，即剃去须鬓，不去头发，服劳役二至四年。再如：“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就是说，一户不能征调两个劳动力，违反规定，要受“赀二甲”的惩罚。《司空律》规定：“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大意是，田农播种或田间管理时，各债主要将赎罪抵债者放归回家务农，不能耽误农时。违者，要受到一定的处罚。
《秦律》还创新性对“籽种储藏，稻、麻、禾、麦、黍”等有一定的规定，除此，还规定：“议种”即因地制宜地下籽种。从文字记载看，赢秦帝国依法治农，完备得史无前例。
赢秦帝国农业发达，秦《司空律》记载：“当时粮价‘石卅钱’，万钱可买粮食三百三十余石。”粮食充足，粮价如此便宜，前所未有。上述引文参阅《中国法制史》96、101、100、93页。
4、全方位创新，构建社会文明
许多史书记载，秦始皇“不师古”。其实，从其社会活动看，为了构建社会文明，秦始皇力所能及地进行全方位创新。从史籍记载看，归纳起来大致有：
（1）器械一量（度量衡统一、车同轨）；（2）同书文字（全国使用统一文字）；（3）治道运行（修筑秦直道即如今的高速公路、秦驰道即如今的普通公路和云贵山区修筑五尺道即如今的山区普通公路）是世界上最早修筑的各种公路；（4）废私学、创办学习律法的国学、统一文字；（5）收缴民间各种兵器，确保国泰民安（传承至今日，国家实行收缴凶器）；（6）统一货币；（7）首创封建民主集中制，即朝臣早朝陈事、议事和决事制度；（8）首创皇帝亲自断狱。“史籍关于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亲自断狱”有很多记载；（9）对少数民族首领犯罪从轻区别对待。如：“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大意是，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首领犯有耐刑以上的罪，准予赎免；（10）首创封建定刑原则12条。如：“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区分故意和过失犯罪。”“自首减刑”等；（11）官民共治犯罪。得知犯罪，必须追查与检举，不追究、或隐匿，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12）禁止刑讯逼供，违者，要受到律文规定的处罚；（13）首创设立封建司法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府），监察百官。“这是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发端。”（14）首创法定成年人与老年人年龄界限和养老。出土秦简《编年记》书契：“男子十七岁要‘傅’，”（傅：按规定服劳役）“直到六十岁‘免老’。”即是说，十七岁为成年人，六十岁为老年人，规定“免老”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养老”。可见，养老制度，始创于秦始皇时期。上述引文，参阅《中国法制史》120、110、112-113、124、98页。
2020年6月13日17: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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