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三次遭贬的故事

作者：林辉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欧阳修三次遭贬的故事。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享年66岁，祖籍沙溪原归庐陵吉水县管辖，后归吉安市永丰县管辖，出生地为四川省绵阳市。欧阳修为官多次被“放逐流离”，但他却“志气自若”，最终成就一代文宗，苏轼评价他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他的文风一直影响到宋、元、明、清。

下面我们讲欧阳修被贬夷陵的故事。

欧阳修幼年孤寒，四岁父亲去世，家贫如洗，母亲以芦杆为毫，在沙滩上教他读书习字，这就是“沙滩画荻”故事的来由。从宋仁宗天圣元年秋参加乡试，到天圣八年春取得进士，24岁的欧阳修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公务员”资格，调西京（今河南洛阳）任推官，推官一职主要是协助留守长官负责审讯罪犯等事务。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28岁的欧阳修经过“一推双考”，来到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任馆阁，实为学士院的图书校对。

在欧阳修任馆阁的前一年，欧阳修写了一封被怀疑为巴结中央领导隐含伸手要官的《上范司谏书》私人信件给范仲淹。

范仲淹“少有大节”，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年，范仲淹被提拔为谏官，相当于现在中央监察总局局长或中纪委书记。“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官小却责任重大，可见谏官之位非常重要。欧阳修对范仲淹这样的一位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美誉的才德之士被提拔为谏官，感到由衷地高兴，于是，写下这封信向他表示祝贺。

范仲淹读罢欧阳修的来信，非常高兴，两人从此书信来往不断，结为挚友，并被反对派讥为“朋党”。但范仲淹并没有据此关系提拔欧阳修，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1），身为陕西都转运使的范仲淹也只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聘请他做一个撰写军中公文的书吏而已，欧阳修立即以母亲病重为由婉言谢绝。

欧阳修虽然没有得到范仲淹的推荐和重用，但欧阳修却十分敬重范仲淹，工作上与范仲淹相唱和。在《上杜中丞论举官书》中，欧阳修陈述了对官员任免“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的用人观点，这和范仲淹在《帝王好尚》、《选贤任能》中提出的主张遥相呼应。可范仲淹惩治官吏腐败的主张却遇到当朝宰相吕夷简的指责，吕夷简以辞职相要挟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遭贬饶州。

范仲淹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贬，可是，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责的谏官高若讷却在背后说范仲淹，罪当贬黜。欧阳修听了高若讷的辩解，越想越气，慷慨陈词，写下《与高司谏书》一文。

欧阳修“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道：“范仲淹果真不贤吗？那么，你高若讷身为谏官，在他被提拔使用的时侯，为什么不辨其不贤，现在他遭贬了，你怎么能在背后说风凉话呢？假如是贤才，那么，今日皇上与宰相以莫须有的罪名逐赶他，你就有责任站出来为范仲淹说话。”也即，范仲淹不敢贤与不贤，你高若讷都难逃其咎。象这种“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在其位而不言”的谏官，就应该滚蛋。

欧阳修这篇义正辞严，慷慨激昂的信，骂得高若讷暴跳如雷，他读后立即将信件交付朝廷，并说欧阳修攻击天子。于是皇帝降旨，将欧阳修逐出朝廷，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去做县令。这是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的五月，欧阳修时年30岁。

对于这次被贬，欧阳修既在意料之中，更在意料之外，因此，他内心非常痛苦。本来走旱路只有一千六百里可到夷陵，可欧阳修却偏偏走水路，逆流而上，兜了个大圈，绕行五千五百九十余里，足足走了五个多月才抵达夷陵。

夷陵虽为峡州州府所在地，却极为贫瘠简陋，完全可用“脏乱差”三字来概括。先看脏：夷陵的街上到处都是臭不可闻的咸鱼味，路过的人都要掩着鼻子快跑而过。再看乱：夷陵的居民屋里灶啊井啊，吃饭睡觉的地方啊都在一起，上面住人下面却关着猪牛，房屋全用茅竹所盖，经常发生火灾，问其为什么不作瓦屋？原来是相信鬼神，认为作瓦屋不吉利。再看差：夷陵城市连城墙、城门都没有，街道也很窄，连马车都不能通过，街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买。眼前的情形的确让欧阳修为之吃惊，他担心母亲在这里是否习惯，可母亲却反而劝他：“我苦惯了，只要你能过得下，就不用为我操心。”峡州知州朱正基得知欧阳修远道前来，特意给修建了一座宽敞整洁、高大明亮的住宅。母亲的宽慰，知州的盛情，欧阳修暂时把被贬的不快抛弃掉了，于是，将自己的住所题名为“至喜堂”，意为“既至而后喜也”。

欧阳修在夷陵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时间，但“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欧阳修这次被贬夷陵，却在以下两方面有颇丰的收获。

第一，践行了“宽简不扰”的施政理念。

欧阳修幼年丧父，他的母亲经常对他说：“你父亲为官，常常想方设法让犯有死罪的人活下来。”这些教诲对欧阳修一生影响深远，其宽简不扰的施政理念，就与他父亲“常常想让犯有死罪的人活下来”的教诲密切相关。

欧阳修还在西京当推官时，有一天，一名士兵从服役地逃回洛阳，被扭送到推官厅进行处置。通常来说，逃兵将处以死刑，欧阳修牢记父亲遗训，仔细讯问后，觉得还有必要作进一步调查，因此暂时没有作最后判决。当时西京留守王曙责问他：“为何不判决斩首。”欧阳修回答：“我认为应该送回服役地复审。”几天后，士兵服役地送来公函，果然有情可原，罪不当死。

来到夷陵做县令，欧阳修是父母官，是一把手，是一位可以拍板定案的人物了，但做事却更加谨慎。刚到夷陵不久，他就拿来以前的案件档案反复察看，发现里边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于是，仰天长叹道：“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一个边远人迹稀少的小城，况且是这样，那么，天下的冤假错案就可想而知了。当领导的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只知坐堂喊“威武”怎么行呢？在处理夷陵田契的官司纠纷时，他震惊衙门：对田地没有丈量登记，衙门的官吏连字都不识几个，更没有什么制度可言，根本不像个官府的样子。于是，他亲自动手，一一重新整理。从此，夷陵大小冤案得以昭雪，县内大小官员“遇事不敢忽也”。

欧阳修的这种认真仔细的工作作风，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欧阳修为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时，他深入基层了解各级官吏的绩能、山川地理的形势、经济生产的状况以及部队兵粮器械、军事训练的详情，并一一绘成图表，使河北一路的形势一目了然。有人看他如此用心，颇感不解地说：“你以文章儒学知名天下，还愿意干如此琐碎的俗事？”他回答：“官府的一举一动，无不与民众的生活休戚相关，我怎么敢轻易地疏忽呢？”在尔后权知开封府时，他更是和他的前任知府包拯截然不同，他没有包青天的“龙虎狗侧刀”，但却一切依循人情事理，办事不动声色，不求搏取声誉，使开封府井然有序，“事无不治”。也难怪后来清朝的人们要在开封府街东西侧各树一座牌，一边是“包严”，另一边却是“欧宽”。可见欧阳修“宽”的行事风格，受到了历朝统治者的推崇。

有人问欧阳修：“您治理地方政策宽松简明，但办事从不拖拉，这是为什么呢？”欧阳修回答说：“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驰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苟急；简者，不为繁碎耳。”宽松，是为了不苛刻武断；简明，是为了不繁缛琐碎。这就是欧阳修给“宽简”下的定义，也是欧阳修一生施政的行事准则。朱熹评价他：“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也就是说，欧阳修每到一处为官，刚到三五天，闹事的就减少近一半，一两个月后，官府就像寺庙一样，无人闹事，非常清静。所以，欧阳修当地方官，“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所去民思”。

第二，探究了“事信言文”的古文理论

所谓“事信言文”，就是指文章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这一基本的创作理论，却是欧阳修来到夷陵工作后，才上升到理论层面的。

欧阳修从小就喜欢有真实内容的文章，还在10岁的时候，小欧阳修到一个朋友家玩耍，在一个竹筐里无意拣到一本破残的《昌黎文集》，便“读而心慕焉”，一定要“追之与并”。因此，欧阳修将韩愈的“明道致用”奉为经典，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主张“道胜文至”。因此，在“西昆体”这种华而不实的文体作为当时科举考试的标准下，欧阳修这位幼年就“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巍然有声”的文学天才，却在宋仁宗天圣元年的乡试落榜，天圣五年的礼部试不中，只得“补习”西昆体，拜西昆体名家汉阳知军胥偃（他的第一任岳父）为师，才得以在天圣八年（公元1030）及第。深受无“道”之文伤害的欧阳修，在及第之后便极力倡导古文，来到夷陵，欧阳修更是“慎勿作戚戚之文”，他认为“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更加关注和了解现实生活。

夷陵地处偏僻，但在西京便“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的欧阳修，尽管遭贬，却仍受到全国各地学子的崇拜，登门拜访、写信求教的莘莘学子络绎不绝。有首笑话诗曰：“诗人同登舟，去访欧阳修；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描述的就是当时“去访”的盛况。

欧阳修态度谦恭，有问必答，在这种“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欧阳修对古文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探究。

在回答福建吴秀才的信中，欧阳修提出了文章要有社会性。他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作者不关心民生疾苦，不关心国家兴衰，终日不出书房，只沉迷文辞的雕琢，则“愈力愈勤而愈不至”。

在回答河南祖天择的信中，欧阳修提出文章要有思想性。他认为“学不师则守不一，议论不博则无所发明而究其深”，“学者当师经”。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朋友的讨论中，在先哲的经典中，去深化创作的思想内涵。

在回答湖北乐秀才的信中，欧阳修提出了文章与个人品德相关联。欧阳修坦言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曾经经历了两种人生态度：“贪禄仕以养亲”、“学成而身辱”。他提出了“顺时取誉”与“卓然自立”的两种对立的做人做文的态度。如果仅仅满足于“取荣誉于世”，“则莫若顺时”；如果有志于“齐肩于两汉之士”，则另当别论。

欧阳修这些阐述文章重“道”的理论，对当时纠正“西昆体”的文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为反“西昆体”的战友石介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创作的“议论怪诞，语言僻静”的“太学体”，从宋仁宗庆历四年到宋仁宗嘉祐二年成为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应试文风。当时有位太学生名叫刘几，也是江西人，在太学中首屈一指，在嘉祐二年贡举考试中就写了一篇怪僻得让人难以卒读的文章，最后几句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为“天地转，万物生，圣人出”。可他却一连用了三个怪僻字。欧阳修阅后续了一句“秀才刺，试官刷”。也就是说“秀才文章太玄虚了，主考官不予以录用”。

欧阳修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中，明确指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事信言文”的古文理论经过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才最终得以确认。

欧阳修被贬夷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期庐陵时闻我们接着讲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故事，观众朋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讲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故事。

庆历三年（公元1043）4月，因宰相兼枢密使晏殊的举荐，欧阳修召还汴京，知谏院，成了一名谏官。在外漂泊7年，此次回京，欧阳修心情无比激动和兴奋，连同几位谏官恪守职责，以锐利的眼光审视朝野，以极大的勇气指陈朝政阙失，向权威挑战，向陈规开火，被人们戏称为“一棚鹘”。宋仁宗十分赞赏欧阳修“论事切直”的风格，夸奖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是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此时的范仲淹已升为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欧阳修积极参予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上奏《详定贡举条状》，从人才培养到人才选拔，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措施。

一个多月后，欧阳修再次得到提升，被任命为知制诰。知制诰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按宋朝惯例，“知制诰必先试而后命”，而欧阳修没有参加考试，就直接赴任了。此时的欧阳修可谓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在“庆历新政”春暖花开的大好形势之下，却有股“守旧”势力暗流涌动。被欧阳修阻挡没能当上枢密使的守旧派人物夏竦等，跳出来攻击改革者，“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于是，有关“朋党”的议论再次聒噪于耳。欧阳修为抨击守旧派的攻击，奋笔疾书，写下现今各党派组建时奉为圣言的《朋党论》。他写道：“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乃自然之理也。”他认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其原因就是，“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宋仁宗读罢《朋党论》，为之动容。然而，守旧派并没有放弃进攻。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三月，改革派重量级人物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被罢，新政措施遭废。欧阳修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申辩无效，为时两年的“庆历新政”宣告终结。

就象用“反国家”的政治罪状，往往难以治人于死地，而用些“贪污”、“色情”等涉及伦理道德的罪状，却能让人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一样，欧阳修这次没有被那场气势汹汹的“朋党案”遭罢官，却落进了一场难以洗清的“甥女案”而被贬。

张氏甥女是欧阳修妹夫张龟正和前妻生的女儿，在张龟正死后，欧阳修妹妹带着七岁的她来到汴京与欧阳修一家共同生活。几年后，欧阳修作主将她下嫁给自己的远房堂侄欧阳晟。不料张氏却与一名男仆勾搭成奸，私情败露后，欧阳晟将两人告至开封府。

开封府尹杨日严，因贪污渎职，遭到欧阳修的弹劾，一直怀恨在心。接审张氏一案后，以为天赐良机，正可报一箭之仇，于是，密令手下严加审问，试图将简单的案情复杂化。在狱吏的诱逼下，张氏竟供出当年未嫁时与欧阳修的一些情形。

当朝宰相贾昌朝、陈执中，是庆历新政时期欧阳修猛烈抨击的守旧派人物，他们知道案情后，如获至宝，授意谏官钱明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与甥女通奸，并找出欧阳修作的一首《望江南》艳词为佐证，词曰：“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欧阳修申辩道：“这首词用弱柳比兴，描写的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是艺术作品，和通奸风牛马不相及也。”可钱明逸硬穿凿附会说：“张氏初到你家时，恰巧年方七岁，不正是学簸钱的年纪吗？”使得欧阳修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辨。此案在重审过程中虽查无实证，但宋仁宗仍以“有伤风化”为由，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八月，贬欧阳修为滁洲（今安徽滁县）为知州。

所谓“甥女案”只不过是守旧派打击欧阳修的一个借口而已，曾巩上书宽慰欧阳修时就愤怒谴责这一行为道：“至于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议论，不畏天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愤痛切，废食与寝，不知所为。”欧阳修也深知，自己这次遭陷害，完全是由于深受皇上器重，在谏官位子上，得罪了贵权，而招致的祸害，就如《宋史·欧阳修传》写的：“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他在《滁洲谢上表》中表示：“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如果我不被贬出来，那些反对派是不会停止攻击的。被贬滁洲，这未尝不是“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的规避风险之举。因此，欧阳修对这次遭贬滁州心中为之坦然。

欧阳修在滁州工作了两年零四个月，他的工作心得是：“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在这里呆的时间愈长，就愈感到快乐，这不只是在从事学习之外有赏玩山水、弹琴饮酒的生活消遣，而是治理地方，过了一年就初步有了成绩，才真正懂得了古人不轻视卑小官职的道理。

滁州群山环抱，偏僻闭塞，是个“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的小城。欧阳修在这里，没有去“招商引资”，而是开发旅游产品，进行美景胜地建设。他“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修好了“幽谷泉”、“酿泉”，建好了“丰乐亭”、“醉翁亭”，写下了最能体现“六一风神”的经典名篇《醉翁亭记》。

《醉翁亭记》是这次欧阳修被贬滁州留下的最大贡献。该文写成后，“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滁州志》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刻记好后，远近争传，都来打摹。寺庙仓库里的被毡，都被打碑用尽了，连和尚盖的卧毡也拿来用。做生意的得到《醉翁亭记》摹本，用以赠官，还可以免税。”当时有位音乐家沈遵，被《醉翁亭记》所展示的意境和情韵深深吸引，即信手抚琴，谱成一曲《醉翁操》，“知琴者以为绝伦”。

《醉翁亭记》全文不过401个字，却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在这篇四百字的散文里，把醉翁亭周边的山光、水色、人情、醉态并于一画，用10个“乐”字这根金线，将“山水之乐”、“游人之乐”、“宴饮之乐”、“太守之乐”缀在其中，写出了“与民同乐”的施政业绩。

如果说《醉翁亭记》是欧阳修遭贬滁州而诞生的华美之章，那么，欧阳修自我境界的不断提升，更是这次遭贬滁州的巨大收获。

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能力、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能否为人赞赏，其可比性就在于人品。

欧阳修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是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他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他没有像范仲淹那样去“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一个“忧”字，被朝廷挪来挪去，最终死在偏远的江湖之中。欧阳修却敢为“先天下之乐而乐”，在苦难之中用种种美好的事物来自我消遣，表现出泱泱君子的坦荡胸襟。

欧阳修一到滁州，就从史料中查找到滁州的闪光之处。滁州尽管偏僻荒芜，可在公元956年，宋太祖赵匡胤在担任后周大将时，却在这里与南唐中主李璟的部将皇甫晖、姚凤会战，最终生擒二将，攻占下滁州。如今，百年已逝，能在太祖战斗过的“革命圣地”工作，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政治筹码，在这样的“革命圣地”工作，还有什么“忧”的，一定要在这里多寻找些“乐子”。

欧阳修在滁州这块“革命圣地，”，继续实施他的“宽简不扰”的施政理念，“期年，粗有所成”，在他知滁州的第二年，滁州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祥和。欧阳修在《答西京王相公书》中指出的“善为政者之术”，就是，“年凶则节国用，赈民穷”，“年丰民乐，然后休息而简安之”。如今“年丰”，为何不与民“同其乐也”？他有了“乐”的心情，更有了“乐”的资本。“信马寻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辉。野僧不用相迎送，乘兴闲来兴尽归。”从容、散淡、纵情、任性，这是多么地自由自在。“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盅。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旷达、豪放、自信、洒脱，这是多么地无拘无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就像一只飞出精美牢笼的鸟儿，在滁州的山水间，怎能不哼出千古绝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呢？

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期庐陵时闻我们接着讲欧阳修被贬亳州的故事，观众朋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讲欧阳修被贬亳州的故事。

欧阳修离开让他“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的滁州，在外“盲流”了十二年，在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正月，才以翰林学士身份权知礼部贡举，取苏轼、苏辙高第。

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闰八月，欧阳修升为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成为朝廷举足轻重的显赫重臣。此时55岁的欧阳修已罹患糖尿病，白发苍苍，是一个十足的“醉翁”模样，但他却与宰相韩琦同心辅政，特别是在立宋仁宗侄子濮安懿王之子赵曙为皇太子这件事上，欧阳修不仅直接参与商议、筹划，所有奏请也多出自他的手笔，皇子改名扎子也是由欧阳修所撰。因此，在这次推恩封赏中，朝廷对他予以嘉奖，进阶为金紫光禄大夫，并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

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三月，仁宗病逝，宋英宗赵曙即位。没想到的是，这位欧阳修一手扶上的英宗皇帝却是个麻烦制造者，给欧阳修惹了不少麻烦。

第一个麻烦，“两宫之争”。英宗即位不久，就突然患病，语无伦次，精神失常，欧阳修、韩琦等几位中书大臣几经商议，只得请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与英宗共同处理朝政。可英宗的病情时好时歹，常常行为乖戾，触怒太后。太后也是忍无可忍，便有了废立的想法。

两宫的不和，直接关系到政局的稳定，欧阳修为此忧心忡忡。因此，当英宗病情好转之时，便与韩琦一同上前劝说太后撤帘还政。欧阳修说：“太后侍奉仁宗皇上数十年，圣仁之德，著于天下。当年张贵妃恃宠娇恣，太后尚且能宽宏大量，今天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容忍了吗？”待太后的怒气稍稍有些缓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日久，德泽惠及每一个人，所以，他驾崩之后，天下之人才会秉承遗命，拥戴新君，无一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深居宫中，我们五六个中书大臣也不过一介书生而已，如果不按仁宗遗命行事，天下谁肯听从？”太后听了这一番话，愤然起坐，迫不得已撤帘还政。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把曹太后得罪到家了。

第二个麻烦，“濮仪之争”。所谓“濮仪”，就是对英宗的亲生父亲濮安懿王追封什么尊号的问题。英宗既然已经过继给仁宗，他与濮王之间就不再是父子关系，而只是君臣关系，可英宗显然并不情愿遵从这一礼法，于是，在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45）四月颁发详议的诏令。当时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知制诰司马光、翰林学士王珪以及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为代表的谏官，他们认为濮王和仁宗是兄弟，英宗皇帝应该称濮王为皇伯。另一派是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中书大臣，他们认为“所生、所后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英宗应称濮王为皇考。

争议传到太后耳中，太后传出手诏，严厉斥责中书省不当议称皇考，可在一年之后，曹太后却态度突然转变，下手诏说：“可令皇帝称‘亲’”。此诏一出，司马光等立即发难，认为这是韩琦、欧阳修眩惑太后写成的，谏官吕海、范纯仁、吕大防联名上书，攻击欧阳修“豺狼当道，击逐宜先”，指责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批评欧阳修的行为是“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并要求太后、英宗收回诏命。

君命不可回，于是范纯仁等人坚决要求辞去谏官之职，英宗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把他们给贬了。

“濮仪之争”，表面上看，是韩琦、欧阳修中书派获得了胜利而告终，但“濮仪之争”却让欧阳修得罪了谏官及朝廷不少官员。

第三个麻烦，“紫袍事件”。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正月，英宗病逝，死了的英宗也给欧阳修带来了一次麻烦。在朝廷为英宗举行的大丧仪式上，百官皆穿素袍，以示哀悼，可欧阳修一时疏忽，在丧服里面穿了一件紫底皂花紧丝袍，底下露出丧服之外。这一疏忽，被监察御史刘庠发现。“濮仪之争”后，朝中不少人就对欧阳修恨之入骨，很想将他弹劾去位，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于是刘庠立即上书弹劾，指责欧阳修“细文丽密，闪色鲜明”，“服于大丧之中，尤伤礼教。”强烈要求朝廷对欧阳修予以贬责。

此时，刚刚坐上皇位的神宗，很需要这位三朝元老扶持，压下了这份奏章，只是派内使悄悄告知欧阳修，叫其尽快换掉里面的紫花袍子而已。

第四个麻烦，“长媳风波”。紫袍事件刚刚过去不久，三月间，一次更大、更恶毒的“长媳风波”又落到了欧阳修头上。之所以说“长媳风波”也与宋英宗有关，是因为“长媳风波”当中的关键人物——蒋之奇是“濮仪之争”中欧阳修的支持者。

蒋之奇是欧阳修的门生，欧阳修对他一直颇为爱重，在“濮仪之争”平息后，欧阳修便力荐他为监察御史，后又举为谏官。“濮仪之争”虽然中书大臣们占了上风，但社会议论却普遍支持被贬黜的谏官。因此蒋之奇这位与欧阳修关系密切的支持者，自然为人们所不容，被朝臣们视为奸臣，他为此十分苦恼，试图改变这种窘迫的处境。当他从彭思永那里听说欧阳修老不知羞，和长儿媳吴氏关系暧昧这个谣言后，便决定反戈一击，连夜写下弹劾奏章，请求朝廷将欧阳修处以极刑，暴尸示众。以示与欧阳修划清界线，彻底决裂。

欧阳修得知这一情况，气愤不已，立即上章请求彻底追查此事。他说：“臣身为近臣，又是政府要员，今蒋之奇所诬陷之事，如果是真的，我就犯下了天大罪恶；如果没有，则是天大的冤枉。犯大恶而不诛，负至冤而不雪，这怎么能行呢。”

当然，欧阳修和长儿媳吴氏关系暧昧一事，也是查无实证，纯属谣言，但传谣者彭思永对神宗说的一句话，却道出其事出有因。彭思永说：“如果仅凭一个谣言就要追究欧阳修的罪行，确实说不过去，但是，欧阳修首开濮园之仪已经触犯了众怒。”所以说为了英宗皇帝的个人虚名，欧阳修确实受到众多不明实情者的攻击。

迟暮之年，欧阳修再一次蒙受如此污秽的诋毁，他本已衰颓的心境变得更为惨淡，他接连上了三表三札，坚决请求解除参知政事之职，回江西任职。

宋神宗多次派内使前往欧阳修府上，赐手诏，劝他回中书省供职，然而，欧阳修去意已决。神宗不得已批准了欧阳修的请求，于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三月下达诏书，让欧阳修知亳州（今安徽亳县）。这年，欧阳修年已六十有一了。

欧阳修的这次被贬，虽然是“请辞”出来的，但也表明欧阳修在朝廷难以施展拳脚了，他在《归田序》中陈述道：“濮仪之争”后，自己虽然“在朝廷任要职，参与国家大事决策。却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得各种怨言诽谤聚于一身，倍受小人的侮辱”。他已经厌烦了这种麻烦多多的宦海生涯，他希望在迟暮之年，过上一种清静、悠闲、安定、丰富的田园生活。因而决心“优游田亩，尽其天年”。于是，在《亳州乞改任第一札》中，就向朝廷请求致仕退休。然而，事与愿违，朝廷没有批准他的退休要求，不但没批，且在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八月，又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充京东东路安抚使。

青州是当时有名的望郡，又身兼京东东路安抚使，统辖八州一军，欧阳修的责任可谓十分重大，尽管自身年老体衰，去意已决，但受命后，还是以他惯有的宽简风格，将日常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他以仁爱之心，关注羁押在登州沙门岛的死囚犯，为他们羸得基本的生存权利；他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和自已有过节的蒋之奇的胞兄临淄县县令蒋之仪，秉公执法，使其免遭污陷；他也以爱民、便民的为官原则，在他的得意门生，时为参知政事的王安石强制性推行“青苗法”时，急令所辖八州一军停止发放“青苗钱”。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历时十八年的变法运动正式开始，史称“熙宁变法”。“熙宁变法”的内容涉及农业、商业、手工业、行政事务、人才选拔、社会治安及军事等各个领域，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王安石当时就提出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也就是先用国库资本刺激生产与流通，促使经济总额扩大，税率不变，国库总收入仍可以增加。王安石这一通过发展生产促进国力提升的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列宁称王安石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青苗法”是熙宁变法的主要内容，所谓“青苗法”就是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农民直接向官府贷款度过饥荒，待到秋收之后再本息偿还。这一法案应该是非常先进的法案，其作用：一是打击了高利贷者；二是扶持了农业生产；三是增加了国库收入。但这么一个好的法案，在实施过程中却变了味，变成了“一刀切”的强制性“抑配”，不管老百姓需不需要，一律按田亩人口核实下去，强迫民众被动接受国家的贷款，这样春借秋偿，秋借春还，国家是多取得了息钱，可老百姓却深受其害。

王安石的这种通过经济杠杆作用来治理国家的变法主张，欧阳修一时难以接受，他更相信儒家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实政理念，主张猛宽相济，对那些贪官、滥官、昏官给予坚决彻底的打击，才能实现政治的清明。因而，他当年就非常支持范仲淹的以整治官吏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他本身也是一个良吏，始终坚持“宽简不扰”的爱民便民为官原则。在青州，他看到“青苗法”的实施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害处，欧阳修连上二札，对青苗法的推行提出异议，并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复的情况下，就擅自命令所辖八州一军停止发放“青苗钱”。

是王安石的“强国”理论正确，还是欧阳修的“亲民”措施得当？好难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但“顺势而为”应该是政治家的基本行事准则。欧阳修的这一做法，理所当然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批评，宋神宗和王安石碍于他的声望还是宽恕了他，特许免罪，只是将他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九月，欧阳修到达蔡州，此时的欧阳修心力交瘁，百病攻心，不久便病倒在床，病中，他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六月，终于得到神宗的恩准，回到颖州，结束了他的为官生涯。

欧阳修第三次被贬亳州后，更坚信文章能“垂世而行远”。他在年老多病，眼疾也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将数十年来收集的金石碑刻加以整理，编成《集古录》。又将记录朝廷轶闻趣事的随笔整理成书，名为《归田录》。退休后在颖州，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一部新作《六一诗话》，记录下诗坛的轶闻掌故，提出自己对诗歌的批语和议论。

晚年的欧阳修更加注重对文章的修改，他的夫人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劝阻道：“何必如此自讨苦吃？难道还怕被先生骂不成？”他笑着回答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

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意为：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有酒一壶，再加上“吾一翁老”，“岂不为六一乎？”“六一居士”欧阳修，沉醉于琴、棋、书、酒、金石遗文之中，在这种惬意的情趣下，欧阳修忘却了自己多次遭贬的不快，无所谓的“乱伦”诬陷，无所谓的政治观点对争，欧阳修用他的文章“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欧阳修三次遭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观众朋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