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缪荃孙先生是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图书馆学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本文分为金陵岁月、江南建馆、陶风遗韵三部分，重点从以古入今、修正四部、守用并重等方面，论述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性贡献。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又作小山，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图书馆学家、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曾先后参与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校前身）、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前身之一）、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与奠基人。
1 金陵岁月
南京古称金陵，坐落于长江下游，自古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从公元3世纪以来，许多王朝在此建都，故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清朝在此置江宁府，为两江总督驻地。缪荃孙自订《艺风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1]中称“身历十六省，著书二百卷”，而他在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不少重要成就都与南京密不可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足迹。
缪荃孙在《年谱》中自述，同治二年（1863）“八月，先大夫（缪荃孙之父缪焕章）遣刘唐两弁迎往湖南，吴表兄鹤生[侃]送至汉口。买小舟，出扬州，入大江，过金陵……。”当时只是路过金陵而未入城。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间柚岑（缪荃孙堂弟缪祐孙）自海外归，往扬州访之。……渡江，初至金陵。”此次在金陵游览名胜、会门人与购书籍。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江宁谒张文襄师（张之洞），订明年钟山书院之约。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896-1901），主讲钟山书院，其间复遥领常州龙城书院，又到湖北领江楚编译书局总纂。二十八年（1902）七月，开办学堂，领高等中小三堂事。九月，刘忠诚公（刘坤一）薨于位，张文襄师调署。十二月奉派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1903）正月偕徐积余太守[乃昌]及各教习赴日本考察各学。三月十四日回江宁。其后至三十三年（1907）在高等学堂。三月辞两江师范学堂稽查。七月午帅（端方）奏派主图书馆事。十月偕陈善余（陈庆年）赴浙购八千卷楼藏书，丁氏书旋陆续运江宁。宣统元年（1909）五月，学部奏派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宣统二年（1910）二月张安圃制军（张人骏）奏修江苏通志，延荃孙总纂。九月由京汉火车入都。十一月传旨召见养心殿，监国（醇亲王载沣）询学务及南北图书馆办事，一一奏对。宣统三年（1911）供职京师。三月回江宁重订通志条例。五月回京。八月湖北兵变，天下大乱，全家窜上海。九月乞假回上海寄寓。江宁亦于十月失陷。其后，皇帝逊位于民国，称“国破家亡，生不如死”。夏孙桐（1857—1941）撰《缪艺风先生行状》[1]载：“江苏通志重议开局，冯梦华中丞（冯煦）主之，以金石一门非专家莫办。先生命子僧保预其事。自发家藏拓本，编录考定，一手成之。”民国七年（1918）三月，江苏通志局恢复，续修省志，聘任冯煦（1842—1927）为总纂，志局设南京[2]。说明缪荃孙在民国期间，与南京仍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据《南京大学百年史》[3]介绍，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1902年5月8日），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江苏学者、名流商议兴办学堂事宜，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刘坤一不幸病逝后，张之洞奉召署理两江，开始筹办三江师范学堂。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1903年2月5日），张之洞正式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在此之前，1902年底张之洞命缪荃孙、徐乃昌、柳诒徵等八人赴日考察教育。翌年初出发，后奉新任总督魏光焘（1837—1915）电召回到江宁，不久，缪荃孙即被委任为三江总稽查，而柳诒徵则在1903年6月被录用为三江的教习。三江师范学堂先后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1906）、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国立东南大学（1921）、第四中山大学（1927）、江苏大学（1927）和国立中央大学（1928），1949年定名为南京大学。
从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二年（1896—1910），是缪荃孙在金陵集中活动时期，课士办馆之余，他著书、编书、刻书，学术成果令人瞩目。他写《艺风堂金石目》，编刻《旧德集》，校刊《常州词录》，撰刻《续碑传集》，交《（湖北）通志稿》，刻《藕香零拾》《常州先哲遗书》《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孔北海魏文靖韩致尧李忠毅四谱》《读书记》《对雨楼丛书四种》《王怀祖诗》《东坡七集》，印行《云自在龛丛书五集》，为山西胡中丞[聘之]订定《山右石刻文编》稿本，为家蘅甫（缪朝荃）刻《中吴纪闻》并撰札记又《玉峰志》《玉峰续志》，刻刘光珊（刘炳照）《感旧诗》，为刘葆良刻其兄葆真[可毅]文集，为吴仲饴刻《拙轩集逸文》。另外，刘世珩《聚学轩丛书》印行，举旧藏书应刻者助之。
缪荃孙在南京的生活相对较为安逸。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挈家至江宁，住书院院西偏一小园。二十七年购颜料坊李氏屋，次年四月移居颜料坊新宅，《年谱》称“寒家自曾祖以来无立锥地，兹积历年馆谷置此数廛亦云幸矣”。三十二年三月在宅东辟地造一楼庋书，正对雨花台，名之曰对雨楼。卢前《冶城话旧》载，缪荃孙的南京私宅，后归夏氏所有[4]。今天，缪荃孙故居已不存在，其旧址后改建为小学，院内雪松老柏，据说为缪氏当年手植[5]。
2 江南建馆
江南图书馆系缪荃孙协助满族大臣端方于1907年在江宁创办的图书馆。端方（1861—1911）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国考察，得知欧美大邦，“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并且认识到“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馆实为教育之母”[6]。回国后任两江总督期间，开始在江宁筹建图书馆，聘缪荃孙、陈庆年主其事，缪氏为“总办”，陈氏为“坐办”。缪荃孙曾主江阴南菁书院，陈庆年为其高足弟子。1905年，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聘陈庆年为湖南图书馆第一任监督，此馆始为1904年创办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7]。endprint
清朝末期，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与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并称四大藏书楼。陆氏皕宋楼藏书在1907年由日本人岛田翰（1879—1915）介绍，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以11.8万元购去，武进人董康（1867—1947）跋《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太息曰：“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8]当时钱塘丁氏家道中落，时论颇惧蹈陆氏覆辙。在此珍籍存亡之际，丁申之子丁立诚向缪荃孙函告书籍欲出售[9]，浙江提学使支青向缪荃孙、陈庆年通告此事[10]，二位建议端方购入丁氏藏书[11]。光绪三十三年（1907）端方筹款7.3万余元，派缪、陈二人赴浙，将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所藏60万卷古籍，悉数购至江宁。这批古籍中善本颇多，据柳诒徵《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统计[6]，有宋板40种，元板98种，明板1120种、明钞84种，四库底本36种，稿本14种，日本刊本34种，高丽刊本9种，成为江南图书馆的骨干藏书。
“八千卷楼”系清代杭州丁国典藏书楼名。其孙丁申、丁丙沿用之。丁氏兄弟，皆好古嗜书，而最著者为丁丙。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八千卷楼藏书，是在丁氏几代藏书基础上，经丁丙与其兄丁申（1829—1887）三十余年锐意搜求建立起来的。据柳诒徵考据研究，自明以来收藏家，如范氏天一阁、项氏万卷堂、祁氏澹生堂、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曹氏敬惕堂、朱氏潜采堂、黄氏千顷堂、王氏池北书库、顾氏秀野草堂、钱氏述古堂、曹氏楝亭、赵氏小山堂、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王氏十万卷楼、马氏小玲珑山馆、汪氏开万楼、鲍氏知不足斋、黄氏士礼居、吴氏拜经楼、袁氏五砚楼、何氏蝶隐园、许氏鉴止水斋、严氏芳茮堂、张氏爱日精庐、陈氏稽瑞楼、马氏汉晋斋、袁氏卧雪楼、马氏汉唐斋、汪氏艺芸精舍、瞿氏恬裕堂、蒋氏别下斋、劳氏丹铅精舍、郁氏宜稼堂、朱氏结一庐、李氏瞿硎石室之书，少或一二种，多至数十百部，丁氏皆有所藏。另，世所传钱氏绛云楼被焚，其书不存，其实不尽然。南京图书馆现藏一部《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前集》五卷《后集》五卷，元杨朝英辑，元刻本，清柳如是校，黄丕烈、丁丙跋。书中钤有“钱受之”“牧斋”“女史”“惠香阁读书记”等印，当是流传于世的绛云楼幸存之物；又有“士礼居藏”“黄丕烈”“复翁”等印，还有“八千卷楼珍藏善本”之印，说明此书曾为黄、丁二家所藏。从以上可以看出，江南图书馆的善本古籍，虽得之丁氏，而包涵了明清两朝藏书家之结晶。
丁氏藏书至江宁后，端方与缪荃孙、陈庆年选择江宁龙蟠里盋山园（今南京市龙蟠里9号）为馆址，该处原为上元高等小学堂，再往上溯是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为纪念远祖晋代陶侃（侃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设立的惜阴书舍（后更名为惜阴书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端方又在小学堂后院兴建前后两栋藏书楼，为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前后两进，中有庭院，共44间，耗银3.47万两，高大门扇，雕花窗棂，青砖小瓦，飞檐高屋，院内遍植嘉木，具有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风格。藏书楼于宣统元年（1909）九月竣工。宣统二年八月十八日（1910年9月21日）正式开放，其后缪荃孙于九月二十日到馆话别赴京。在清朝末期，从全国来看，虽然浙江、湖南、湖北等省的官办公共图书馆建成时间较早，但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则属江南图书馆，受到当时朝野普遍的关注，曾多次得到清朝政府的褒奖，如清廷学部曾称：“各省设立图书馆，在宪政筹备之内，江南最为完备，经费颇省，来阅览者亦多。”[12]
3 陶风遗韵
辛亥革命后，江南图书馆曾多次变更馆名和隶属关系，业务很难开展。1919年，馆名更作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1927年7月，著名史学家柳诒徵被聘为馆长。9月馆名易为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1928年5月，复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1929年10月，馆名定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沿用此名。1952年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此馆前身是1933年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国立中央图书馆。1948年底，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等奉命携馆藏珍籍13万册去台湾。1949年5月，中央图书馆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1950年3月19日，奉中央文化部令，正名为国立南京图书馆，由文化部文物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双重领导，馆长贺昌群（1903—1973）。1954年7月，文化部将国立南京图书馆改名为南京图书馆，直属江苏省文化厅领导至今[13]。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晩号劬堂，江苏镇江人。少从陈庆年请益论学，后由陈氏介绍，到南京江楚编译局任编辑，受总纂缪荃孙赏识。1903年随缪氏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遵嘱写成《日游汇编》。其后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东南大学），于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4]。1928年，柳诒徵为了纪念陶侃、陶澍、端方（号匋斋）与缪荃孙（号艺风）等四位先人，将藏书楼题名为“陶风楼”，并请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1880—1930）书写扁额，悬挂楼前。上世纪中期，陶风楼因年久失修，白蚁蛀蚀，破损严重。1962年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彭冲等视察后，认为应保留这一著名的藏书楼，决定由省政府拨款20万元重建，改砖木结构为钢筋水泥、砖木混合结构，但外观保持与原来一样，而且雕花门窗等都利用原楼拆下来的材料。现该楼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惜阴书院旧址上的主体建筑。
虽然缪荃孙任职于江南图书馆的时间很短暂，但由于他的影响，江南图书馆在采、编、典、阅四项基本业务工作方面颇有新意，有所建树，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陶风楼不仅是江苏最早设立的官办公共图书馆遗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的重要里程碑。
3.1 以古入今
公共图书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中叶，英、美等西方国家陆续兴建起的近现代意义公共图书馆，是古代藏书楼演变为近现代图书馆的主要标志。在中国，公共图书馆是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从本质上看，它是在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而引进的一个外来事物。endprint
柳诒徵撰《缪荃孙传》[15]云：“当是时，新学小生苴葛故籍，诸老先生流风寝衰矣。而南北二馆，先后嶷立，号为册府，笃古之士犹得钻仰胝沫其间，不令中国历代巨刻珍钞、万国希觊之瑰宝，流放沽鬻于东西都市者，荃孙力也。”
江南图书馆建立之初，缪荃孙力劝端方购入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宣统元年五月，学部奏派其为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即赴常熟与瞿氏商量进书事。宣统二年九月入都。时图书馆未建，借北城广化寺开办，其到馆任事，分类理书。宣统三年三月派回江南催瞿氏进呈书。五月回京并解瞿氏书五十种。可见他为京师图书馆访书亦尽心尽力。
江南图书馆及国学图书馆藏书十之八九系得之于私家藏书楼之书，除钱塘丁氏八千卷楼书外，以武昌范氏木犀香馆、桃源宋氏之藏书最为著名。江南图书馆于1910年购得武昌范氏木犀香馆4557种书籍。范氏所藏，以集部古籍为多。“桃源宋氏”指宋教仁。宋教仁因反对袁世凯专政，于1913年被袁派人刺杀于上海车站。他生前有60箱藏书，因其身后书无所归，由江苏省署发交图书馆储藏。1952年，国学图书馆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时，计有历史文献23万册，其中善本古籍5万余册，奠定了今天南京图书馆善本藏书的基础。
1912年孙中山先生所组建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但在只出版几十期的《临时政府公报》上就出现十多次“教育部收买古籍广告”，首句称“本部现拟筹设中央图书馆”，说明逾百年前民国临时政府已有筹设此馆之意。其后因首都北迁，筹办工作自然中止。当时教育部由蔡元培（1868—1940）任总长，缪荃孙曾与蔡氏通信请其设法保护江南图书馆，蔡元培非常认真给予回应[16]，可见二人在对待古籍方面有相通之处。中央图书馆创设后，曾两次大规模收进古籍。第一次是抗战时期，为避免国家重要文献流落异域，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等爱国学者，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由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蒋复璁（1898—1992）居中联络，利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拨交的部分建筑经费，冒险搜购沦陷区书肆私家旧籍不下十余万册，其中半属善本。第二次大规模入藏古籍是在抗战胜利后，接收汪伪政府要员陈群（1890—1945）泽存书库的藏书约40万册，其中约有4万余册古籍善本书。
南京图书馆时期，得之于藏书家的图书也有不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历史学家朱希祖（1879—1944）遗书与苏州顾氏过云楼藏书。经过几代图书馆工作者的艰辛努力，南京图书馆总体馆藏已形成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资源体系。其中古籍160万册，包括善本14万册；民国文献70万册。馆藏中不乏唐代写本，辽代写经，宋、元、明、清历代写印珍本。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7]中说，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就是说中国文明已延续数千年而未曾中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人在争议和探讨，当一个古老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还需不需要全面保存数千年来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典籍，从张之洞、缪荃孙、端方、陈庆年、蔡元培、柳诒徵、蒋复璁、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等前辈所言所行得到的启示是，保护古籍和传播古籍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髓是现代国家的神圣职责。因为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丰富的古代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它们滋养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推动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壮大。千百年来，在新旧易代、历史转折的危急关头，正是有无数心存远虑的仁人志士，克服困难，不计得失，守卫着民族文献典籍，华夏文明才得以绵延不绝，源远流长。
3.2 修正四部
缪荃孙一生著作甚丰，目录学成就显赫，所编综合性古籍书目有《书目答问》《艺风藏书记》与《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光绪初，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缪荃孙曾任其幕僚。缪荃孙在《年谱》记载，光绪元年（1875）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18]称，《四库全书总目》统一整个目录学界之时代，除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将所藏之书分为十二大类）外，未有敢违背其成法者。直至百年之后，始有张之洞撰《书目答问》（实际是缪荃孙代笔），始于“四部”之外，别增“丛书”、“别录”两目（“别录”实为附类）。“《书目答问》在分类史上之地位，不在创造，而在对《四库总目》加以他人所不敢为之修正。”
据学者研究，我国最早的丛书是南宋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此书流传很少，因此，前人每以宋左圭《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四库全书总目》[19]称“古无以数人之著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如《明史·艺文志》将毛晋《津逮秘书》等丛书入子部类书类。《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分部、类、属三级，共计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五属，将《津逮秘书》等丛书入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据南京图书馆钱亚新（1903-1990）先生考证，在清康熙年间姚际恒（1647-约1715）的《好古堂书目》中，除经史子集四部外，已立有“经史子集总”部，这个总部实际上就是丛部。更前一些，在明末清初祁理孙的《奕庆藏书楼书目》中，除经史子集四部外，已立有“四部汇”部，这个四部汇实际上也就是丛部。所以以“丛”立部的首创者，当推祁理孙，但缪氏把丛部加以强调，当时大有影响，这是值得一提的[20]。
缪荃孙撰《艺风藏书记》[21]分为经学、小学、诸子、地理、史学、金石、类书、诗文、艺术、小说十类。《藏书记缘起》云：“用《孙祠书目》例，分为十类，编成八卷”。据夏孙桐撰《缪艺风先生行状》称：先生恪守乾嘉诸老学派，治经以汉学为归。……目录之学，贯串古今，尤慕士礼居黄氏。……自编藏书记，欿然谓，限于力，仅可与阳湖孙氏五松园相颉颃。”这可能是其撰私家藏书记采用《孙祠书目》例的原因。
宣统二年九月，缪荃孙入京到京师图书馆任事，即开始分类理书。宣统三年六月编呈《各省志书目》四卷。刻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本书一叶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加考一篇）。九月复交新编《善本书目》八卷即乞假回上海寄寓。此《善本书目》由缪荃孙编纂为《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22]正式出版，此目属综合目录，分为经部、史部上下、子部、集部五卷。所录《天学初函》《传是楼汇钞》二丛书入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可能因书少不能独立成部而为之。endprint
丁氏书归馆后，善本书印有《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23]一册，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余丁书及初设馆时调取之官书、购置之新书印有《江南图书馆书目》（据封面题名著录，卷端题“阅览室检查书目”）八册，分经、史、子、集、丛、志六类。另据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载，宣统二年十二月六日交江南图书馆书目于馆。说明江南馆书目体现了缪氏分类思想。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先生撰《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24]一文，举了不少证据，不同意缪氏代撰之说，不少学者也支持这种观点[25]。但师承缪荃孙先生的柳诒徵在《书目答问补正序》中说“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师代撰”。柳诒徵的学生范希曾（1899—1930）著《书目答问补正》一书，跋文曰：“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自订《年谱》。……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顾其书成于光绪二年，后此五十年间，新著新雕，未及收入，亦时有小小讹失。”因此范希曾对《书目答问》作了补正[26]。《书目答问》原著收书二千余部，《补正》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纠正了原书的错误，二是补原书漏记版本，也补光绪二年以后新出的版本，三是补收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漏收和后出的书籍，共补收图书一千二百种左右，因而使《书目答问》的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如著名学者来新夏在《书目答问汇补叙》介绍，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除选历史系课程外，还选读了中文系的“目录学”，主讲者余嘉锡（1884-1955）先生规定以《书目答问》为基本教材，并要求准备《书目答问补正》作读物[27]。由此可知，由于缪荃孙是江南图书馆的创建者，而后继者与他有师承关系，因而《书目答问》在国学图书馆就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这种认知，也为国学图书馆在目录学方面的深入探索带来了较大的推动力。
图书目录具有纲纪群籍的作用，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28]从19世纪起，代表西方思想文化的“新学”著作大量涌入中国，不仅使图书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同时也让人们对图书分类法有了新的认识。清末《书目答问》问世，分经、史、子、集、丛五部，每部所分各类也不拘守《四库全书》，算是对四部分类法的修正。其后，梁启超推出《西学书目表》，建立西学、西政、杂类三大部类，开始冲击传统四部分类法体系。而徐树兰开办以存古、开新为宗旨的古越藏书楼，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所编《古越藏书楼书目》，先分学部和政部，两部再各分二十四类，将古今中外书籍，务求平等对待。进入民国后，在新旧图书分类方面，可归为二大类：一为新旧并行制，二为统一制。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认为：“新旧并行制，窒碍殊多，而统一制则较为便利。”[29]显然新旧并行制在当时的学术界认可度较低，而新旧统一制大体有两派：或散新书入旧类，或混合新旧书而仿杜威“十进法”。前者如国学图书馆将旧籍与新著混合编目，所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分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又在子部增入工家、耶教、回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类，这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后者如1929年刘国钧编制的《北京图书馆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表》，1990年版《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30]即依此表分类，全书共15卷，分别为：目录门、经籍门、史乘门、地志门、传记门、古器物学门、社会科学门、哲学门、宗教门、文字学门、文学门、艺术门、自然科学门、应用科学门和总记门。
柳诒徵《书目答问补正序》云：“丁卯（1927）夏，余馆盋山，要希曾助编馆目。……馆书逾四十万卷，希曾创意厘析，为目若干卷，分别部居多独到。”说明著《书目答问补正》的范希曾为编馆目发挥了重要作用，此馆目自然与《书目答问》有血源关系。顾廷龙（1904—1998）撰《柳诒徵先生与国学图书馆》评价《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说：“自有图书馆以来，能将全部藏书编成总目者，此为第一家，其特点有三：一、将四库分类加以增删；二、将丛书子目分归各类，便于检索；三、别集编次，以卒年为断，便于定易代之际作者归于何朝。……合众图书馆编印藏书目录，即明确说明分类采用国学图书馆分类法。1938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及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均将子目分类，国学图书馆之《总目》实导夫先路。”[31]
当私家藏书楼之旧籍涌入官建图书馆后，必然面临重新统一编目的问题。中央图书馆将旧籍与新著分开编目，《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是由屈万里先生主持编纂的。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县人，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他不仅在经学、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造诣精深，佳作传世，而且在版本学、目录学方面，成就斐然，著述颇丰。1937年，屈先生撰《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阅读过此目的骆伟先生介绍说：“全目计收经、史、子、集、丛五部”。1947年，屈万里先生任中央图书馆特藏组主任，编纂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以下简称《初稿》）[32]油印本正式问世，全目分经、史、子、集、丛五部。1957年、1967年和198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先后增订出版，皆以《初稿》为蓝本。《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凡例》[33]称：“本目分类，略同四库，而稍有损益。”并云：“汇刻群书，始于南宋，迄明而寖盛，已由附庸蔚为大国；爰仿《书目答问》例，自子部杂家类析出，列入四部之后，别为丛书一部。”可见屈先生五部分类法乃承续《书目答问》四部“修正派”而来。显然，屈先生的古籍分类法属新旧并行制而非统一制体系。从具体类目看，屈先生对传统四部有调整，亦有损益。如易正史类为纪传类，削别史类散归各类，改载记类为外国史类，将舆图、金石、函牍从旧属类分出，各立专类，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较为相似。
从总体上看，今天的海内外图书馆界，中文古籍与现代图书在分类上普遍采用的是新旧并行制。如北京图书馆1959年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34]与1989版《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35]，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丛书设专类归在子部下，比《四库全书总目》杂编之属提高一级，应该是吸收了《书目答问》的经验。上世纪末，全国789家古籍收藏机构联合编制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分经、史、子、集、丛五部，与《书目答问》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相近。而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最近出齐的《中国古籍总目》亦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其中子部在传统分类基础上，新增了诸教和新学两大类。诸教类著录道家类、释家类以外的宗教书籍，分设基督教、伊斯兰教、民间宗教三属。新学类著录19世纪至20世纪初介绍外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科学成就的著作，将旧籍与新著混合编目，与国学图书馆所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一脉相承。endprint
因此，以现代眼光看，四部分类法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同时，此分类法与中国历代典籍相伴随、相适应，也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书目答问》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法，不仅为古籍分类立下典范，而且也发挥了民族文化遗产传薪作用。
3.3 守用并重
缪荃孙先生为南北二馆访书、购书、护书尽心尽力，这种对典籍的敬畏与守护之情，被他的后继者不断延续并发扬光大。如民国建立之初，陈庆年在《横山乡人日记》中云：1912年1月10日，昨嘱庄（庄蕴宽）延艺风来馆，兼总《通志》，庄未甚许可。拟他日再说。2月5日，谒卫戍总督徐固卿（徐绍祯），教育部总长蔡孑民[元培]，均谈图书馆事。浙军去而广军又来，墙角屋隅，皆支行灶，令人惴惴[36]。由此可见陈庆年对图书馆事业的忠诚与热爱，也说明他希望在动荡之时能借助缪荃孙之影响力来守护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陶风楼所藏珍籍一度被日军劫移到竺桥地质陈列馆。抗战胜利后，柳诒徵先生多方查找，亲访接收大员，要求发还陶风楼藏书，甚至为此不惜长跪以求，方如所愿。正是在一代代这样的中国图书馆人守护下，中华典籍才得以传续至今而未在战乱中损毁。
作为现代图书馆，不仅要保存典籍原本，还要利用各种手段传播典籍内容供读者阅览。据陈庆年《横山乡人日记》记载，江南图书馆正式开馆的第二天，“有铜器铺匠人来观农业书”[37]，当时缪荃孙还未离宁赴京，说明他所主持的江南图书馆是真正向民众开放的现代公共图书馆。同时，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38]，缪荃孙实首倡者，而且较多利用了江南图书馆藏书。《四部丛刊》分三编，初编1919年出版323种，续编1934年出版75种，三编1936年出版73种。影印出版所用底本有宋元旧刻、稿抄校本及明清精刻本，初编使用江南图书馆藏书为底本共38种：《释名》《战国策》《晏子春秋》《孔子家语》《新书》《刘向新序》《潜夫论》《申鉴》《孙子集注》《邓析子》《尹文子》《抱朴子》《楚辞》《陆士衡文集》《陆士龙文集》《王子安集》《杨盈川集》《孟浩然集》《唐李文公集》《唐贾浪仙长江集》《元氏长庆集》《白氏文集》《樊川文集》《温庭筠诗集》《唐甫里先生文集》《王黄州小畜外集残集》《范文正公集》《直讲李先生文集》《伊川击壤集》《石门文字禅》《渭南文集》《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秋涧先生大全集》《翰林杨仲弘诗》《东维子文集》《高太史全集》《高太史凫藻集》《国秀集》。三编使用江南图书馆藏书为底本1种：《颐堂先生文集》。张元济曾于宣统三年二月到江南图书馆看善本书，或与编印《四部丛刊》有关。
在古代中国，藏书家们往往“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见曹溶《流通古书约》）。因此，历代的私家藏书楼，多处于“门虽设而常关”的封闭状态。如著名的宁波范氏天一阁就规定“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擅将书借出者”都将受到严厉惩罚。但是，古代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藏书家。据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浅说》载：“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再陷杭州，（文澜）阁圮书散。钱塘丁松生先生与其兄竹舟先生独忧文献之失坠，冒险拾残，收藏海上。”光绪初年，“丁氏昆仲更复出其珍秘，力为补写，历时七年，得书三千余种，虽所阙尚不在尟，然阁书之得兴复，丁氏之功为足念也。”[39]如上所述的事例，在古代被视为反常现象。而“秘不视人”之封闭性则是旧式藏书楼的常规状态。与此相反，新式的图书馆一问世，就以向公众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民国期间，鲁迅、朱自清等许多名人都曾在国学图书馆阅读、研习并抄录文献资料。国学图书馆为方便学者长期利用馆藏资料，开设了住馆读书的服务项目，住读者每月交18元食宿及杂务费，即可长期在馆阅览。这种住馆读书制度，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上是罕见的。
今天，南京图书馆在努力探索各种新型的服务方式，以便把更多的读者吸引进图书馆。我们举办“玄览论坛”“陶风读书会”，评审“陶风图书奖”“优秀读者”，在网站上增设“国学导览”栏目，在报纸上开设“国学玄览堂”专栏，等等。这些不断变化的探索与努力，都可以说是缪荃孙与江南图书馆所遗旧韵之新谱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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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忆农 南京图书馆国学研究所主任、研究馆员，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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