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雪翠
《袁氏世范》原名为《俗训》，作者为袁采。袁采字君载，衢州信安（今浙江常山县）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袁采以第三名的成绩进士及第，曾任乐清县县令，在任期间廉洁清明，为人刚正耿直，修县志十卷。据说，该训即是袁采在乐清时所做，约成书于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袁采将该书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是写给“田夫野老，幽闺妇女”等平民百姓的，以达到厚人伦，美习俗的目的。可见，袁采其成书立意与颜之推的“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初衷是有很大不同的。
《袁氏世范》共有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资料图 图源网络）
淳熙五年，袁采完成撰写工作。出人所料的是，该书一成，远近便争相抄录。“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遍应。”袁采这才开始刻版印刷。淳熙六年（公元1179）初版；绍熙元年（公元1190）再版。后来，袁采请其同窗、隆兴府通判刘镇为书作序，刘镇对袁采的这部书很感兴趣，他反复阅读、仔细体味达数月之久，深感“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识君子之行矣”。认为此书不仅可以用来教化乐清的百姓，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还可以“垂诸后世”，因此，他将此书改名为《袁氏世范》。但是这一更改并未得到某些人的同意，与袁采同年参加科举考试的郑景元曾写信给袁采，说：“昔温国公尝有意于是，止以《家范》名其书，不曰'世’也。若欲为一世之范模，则有箕子之书。在今，恐名之者未必不以为谄，而受之者或以为僭，宜从其旧目。”（《袁氏世范·序》）
《袁氏世范》共有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卷一《睦亲》篇，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卷二《处己》篇，论述个人修养、为人处世之道，对人一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富贵贫贱、成败得失等都作了哲理性的阐述；卷三《治家》篇，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一些经验总结。下面仅就其中的伦理教化思想作些分析阐述。
第一篇《睦亲》
《礼记·礼运》云：“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睦”为“和好，亲近”的意思。“睦亲”一词，一是指宗族中的近亲；二是指对宗族和睦，对外亲友好。《资政要览》曰：“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家国之通义也。君子因睦以合族，厚骨肉，广枝叶。”《睦亲》内容涵盖了人伦之道、教子之方、议亲嫁娶、分割家产等处事之要。
《睦亲》内容涵盖了人伦之道、教子之方、议亲嫁娶、分割家产等处事之要（资料图 图源网络）
1、人伦之道
“五伦”说是儒家伦理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看，袁采所论述的人伦之道并没有超越儒家的“五伦”的范畴，但是与传统儒家人伦思想不同的是，他所提及的家庭人伦关系更为具体和全面，为方方面面家庭关系的处理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参照。袁采认为父子兄弟为人之至亲，若父子兄弟之间有矛盾的，多数是源于当事人求全责备，或者是争夺财物。如果不是源于“责善”和“争财”那主要是因为个性不同所致。“盖人之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拿，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如果彼此都想要对方和自己的性格、脾气、观点相同，必然会带来争论，由此产生不和。
2、教子之方
袁采继承了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其主要教育思想为：
（1）教于幼。袁采在《教子当在幼》中指出，“幼而示之以均一，则长无争财之患；幼而责之以严谨，责长无悖慢之患；幼而教之以是非，则长无为恶之患。”他主张对小孩进行积极的正向的教育和引导，从小就使其明是非、懂礼仪、知荣辱。
（2）尽孝道。袁采从身边的飞禽走兽抚育后代作类比，“方其子初脱胎卵之际，乳饮哺啄必极其爱。有伤其子，则护之不顾其身”来说明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指出父母于孩子年幼时所给予的爱念抚育，不可言尽。因此，人不可不孝。对于如何行孝道，袁采也给出了一些引导。如顺适老人之意，使其尽其欢；事亲诚笃；还有前文所提到的不“责善”等等。
（3）不废学。袁采对于读书入仕持开明的态度。他指出，即便有的人资质迟钝未能科举及第，但是也不能就此使其废学。此外，在应读书籍上，他并不将读书范围局限于圣贤书，而是“开卷有益”：“史传载故事，文集妙词章，与夫阴阳、方技、小说亦有可喜之谈，篇卷浩博，非岁月可竟。子弟朝夕于其间，自由资益，不暇他务。”涉猎不同领域的书籍，子弟们整天浸润在书香之中，自然会从中受益，而且也没有时间去干其他不轨之事。
（4）使有业。袁采告诫家长，无论家庭贫贱或富贵，都必须让孩子有某种职业。“贫贱而有业，则不至于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凡富贵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异衣服，饰舆马，与群小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无业以度日，遂起为非之心。”家庭贫困的孩子有了职业，就可以解决生存问题；富贵之家的孩子有了职业，就不至于因为无所事事而胡作非为。至于从事何种职业？袁采在《修己·子弟当习儒业》中指出，士大夫子弟首选的职业当然是读书习儒。“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书札，代签简之役，此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由此可见，习儒业进可攻、退可守，可以为士人获取最大的生存空间。“如能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3、女性伦理观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统称为“四德”）是中国古代社会女子的行为规范。
关于“妇德”，在家训中，袁采提出为子者，若“父之昵于私爱”，当一意承顺；为人之妇，若舅姑偏爱小姑，当一意承顺舅姑（公婆）；对公婆和父母要尊敬和孝敬；为人之母者，要会教子，均其所爱。贤淑自守、和睦如一是袁采心目中的贤妇形象。
关于“妇言”，袁采从反面的角度对妇女在言行上提出了要求：一方面指责易生言语者的婢妾，以虚佞之言进于主母，另一方面告诫主母勿听信他人之短。
关于“妇容”，袁采要求“妇女衣饰，惟务洁净，尤不可异众。”只要干净整洁就可以了，切不可追求与众不同。
关于“妇功”，在袁采看来，如果丈夫怯懦蠢笨，能力有限，或不务正业或夫死子幼，而妇人能自识书算，则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或“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家荡产者，”或“教养其子，孰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这些妇人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并不碍于妇道，都是很贤惠能干的女子。
4。婚嫁等事宜
《唐律》中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但是袁采却提出：“大抵嫁娶固不可无媒，而媒者知言不可尽信。”他基于生活中的观察点明媒人的为促成婚姻所采用的一贯伎俩：“给女方则曰男富，给男方则曰女美”；“给女方则曰，男方不求备礼，切助出嫁遣之资；给男方则厚许其所迁之贿，且虚指数目。”他劝诫为父母者一是不可轻信媒人的言辞；二是在议定婚事时，也决不可贪图对方的门第或财富，而是要找品貌相般配者；三是不可幼议婚。有学者研究认为，宋代婚姻制度的一大特色是“不问阀阅”，即把乡贯、族望放在次要地位，而更加重视对方及其家族的官职或钱财。这种议婚先论财的风尚对宋代社会的影响极深，出现了内多怨女，外多旷夫的情况，并带来童婚、早婚以及“养妇”等社会问题。由此可见，《袁氏世范》中的对婚嫁事宜的论述是针对当时社会弊病所提出的。
第二篇《处己》
在《处己》篇里，袁采对家人子弟修身处事方面提出了很多忠告。概况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袁采对家人子弟修身处事方面提出了很多忠告（资料图 图源网络）
1、正己
所谓“正己”，就是要求修身主体严于律己，带头践行道德规范。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欲正人，必先正己。孟子对身教示范作用也有所论。他说：“吾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孟子·万章上》）“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由此可见，儒家在处理人己关系时，首先要求端正自己，强调只有正己才能正人正物。袁采也提出“忠、信、笃、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后望其在人。”只有自己做到了，才能去规劝别人，如果自己平时也做不到，却要去规谏别人，就要被别人鄙薄。正所谓“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若我之平昔自不能为，岂惟人不见听，亦反为人所薄。”品行高洁自然会受到别人的敬重，“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之高。”
“正己”首先要正心。言行受心的支配，“心正而后身修”，就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其二是改过。袁采认为，人的品德、性格生下来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所偏，故以其所习为而补之，则为全德之人。”鼓励人们自省自警，如果不自知，那就要向别人请教。对于做错的事情，要有悔恨之心，并以“古人谓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与子弟共勉。此外，他还将君子和小人面对过失所采的不同反应进行对比，指出“君子唯恐有过，密访人之有言，求谢而思改。小人闻人之有言，则好为强辩，至绝往来，或起争讼者有矣。”
2、谨言
袁采在《处己》篇中也多次谈到“慎言”的问题。他说：“言语简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说话简短或者少说话，对于个人来说，可以减少因为言语不周而造成的懊悔；对别人来说，可以减少（由于口无遮拦而招致）别人对我的怨忿。
在与别人说话时，要注意说话的态度，要和颜悦色，避免言辞气暴厉，激人之怒。在生气的时候和别人说话更应该警惕不要伤害了别人，尤其要“诫酒后语”。古人谓“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实“。即便与人关系再为亲密，也“不可尽以密私之事语之”，否则，一旦关系破裂，别人握住了把柄。另一方面，即便与人关系再为恶化，“不可尽以切实之语加之”，若言辞过分，待怒气平息之后，则前言可愧。
应敬重老人，多听老人言。袁采提出“浮言不足恤。”“君子之出言举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训，询之贤者，于理无碍，则纷纷之言皆不足恤，亦不必辩。”他认为，品德修养好的君子说话办事，如果能本着自己的良心，参考古代圣贤的遗训，向当代的贤明人士咨询请教，这样作出事来在道理上没有缺陷，对别人纷纷攘攘的议论自可以不必考虑，也不必去跟那些人争辩。此外，袁采还提出要警惕“小人”对自己的谀言。小人“彼其面谀吾而吾喜，及其退与他人语，未必不窃笑我为他所愚也。”因此，在《处己》篇中他也多处提到了要远“小人”。
3、慎行
袁采十分重视与乡亲的关系，为了和睦邻里，同时也为了自身的安全，他特意嘱咐在日常起居生活中，“舆马衣服不可鲜华”，若车马服饰过于奢华，乡里的亲戚多是生活贫困者，恐怕就会敬而远之，不与之亲近。其次，要衣服举止不要标新立异，“衣服举止异众，不可游于市”，否则，一定会遭到小人的侮辱。女人的服饰，只要干净整洁就可以了，“尤不可异众”。另外，不可轻受人恩，做到“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袁采还认为正人君子要主动远离一些有争议的人和事，如市井街巷、茶坊酒肆，都是小人杂处之地。他告诉子弟如果到这些地方去，”须当严重其辞貌“，这样才能不被轻视侮辱。”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与之较可也。“袁采这种谨小慎微、事事得其所处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4、节用
袁采在《处己》篇里反复嘱告子弟要牢记祖辈、父辈创业起家之艰难，不能耽于酒色博弈或不务正业，在日常用度上也要随其财力、各宜量节。凡事要早虑，有男教之生业，有女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有老人则早备送终之具。在持家守业上，他还以“起家之人，生财富庶，乃日夜忧惧，虑不免于饥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轩昂自恣，谓'不复可虑’”告诫子弟时刻要有忧患意识。
第三篇《治家》
袁采在卷三《治家》篇中主要论述了家庭管理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内容非常丰富具体，从防火防盗到修渠植桑，从置产分界到钱谷借贷，从兑纳税赋到举善起造等等，无不做了详细的说明。
卷三《治家》篇中主要论述了家庭管理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资料图 图源网络）
1、防患于未然
袁采首先将居家的安全问题放在了首位，并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防患措施。关于财产安全，在防盗方面，他指出：“人之治家，须令垣墙高厚，藩篱周密，窗壁门关坚牢，随损随修”，以免“奴仆奔窜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除了在客观条件上加强防护之外，他还亲授了一些具体做法：一是山居须置庄佃。在房子周围要害处建造闲屋，用来招引人口多的家庭来居住，遇有不测可及时相救；二是夜间要警惕，派人进行巡逻；三是多储钱谷，少蓄金帛；四是预置便门，遇有警急，可从便门走避。在防火方面，他提醒人们“火之所起，多从厨灶。……夜间最当巡视”；“人家房户，多有覆盖宿火而以衣笼罩其上，皆能致火，须常戒约”；“蚕家屋宇低隘，于炙簇之际，不可不防火”，农家茅屋能致火烛“；需要防火的地方很多，如茅屋、大风天、油污积聚的地方，都必须仔细小心。在人身安全方面，他嘱咐家人不可乘暗击盗，”“恐盗之急以刀伤我，又误击自家之人”；富家平时乐善好施、抚恤邻里，以获自保；小孩不可带金银首饰，以免被人图财害命，也不可独游街市；“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儿狎而临之。”
2、恤佃重农
袁采在《存恤佃客》中指出，国家以农为重，“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我衣食之源，悉借其力”，因此要对其“视之爱之，不啻于骨肉”。“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干人私有所扰，不可因其仇者告语增其岁人之租，不可强其称贷使厚供息，不可见其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尽管袁采是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关系而提出的恤农主张，但是他能清楚地看到自身与佃户这种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可以说是比当时强取豪夺、仗势欺人的部分地主具有高远的见地。他遵循不违农时的传统，还提出桑果竹木要因时种植；灌溉天地的池塘河堤必须及早疏浚挖深；田产界至要分明等思想。
3、婢仆当取勤朴
袁采告诫子弟在雇佣婢仆时，要选聘“朴直谨愿，勤于任事”者；特别是雇佣从事管理工作的人，“须择其淳厚，爱惜家业，方可付托”；若“仆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态，异巾美服，言语矫诈，不可蓄也”；若族人、邻里、亲戚有“狡狯子弟，能恃强凌人，损彼益此”，不可用之以为爪牙，否则可能会引诱子弟为非作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