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
学术界：现代标准汉语
英语：Mandarin/Putonghua
Mandarin的来历
引自：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译本的几个问题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此为台北译本的书名，北京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普通话被英语翻译为“mandarin”，并非“满大人”的谐音。早在明朝，最早和中国官方打交道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就已用此词来指称中国官员。至于后来欧洲各国人用“mandarino”或“mandarin”来指称明朝官员甚至清朝官员，以及中国官话等，应是在前引利玛窦的《全集》之文的影响下才普遍流行的。注意：普通话是在明清才被英语翻译为“mandarin”的。
西方人所用的名称mandarino，是从葡萄牙文之动词mandar来的，意思是“指挥、管理。”《札记》则说：“所有的军职或文职大臣都称官府（Quonfu），意思是司令官或主管，虽然他们的尊称或非官方称呼是老爷（Lau－ye或Lau－sie），意思是指主人或父亲。”
葡萄牙人称中国官员为Mandarin，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来，即指挥或命令，现在欧洲都知道中国官吏的这个头衔。由此可知，英文的Mandarin及意大利文的mandarino来源于葡文的mandarim，而mandarim则由葡文mandar（命令）、mando（权力、命令、军权、 裁决）等派生出来的。
现存最古的澳门平面图（约绘于1615～1622）已标有葡文“mandarim”一词，可见明朝万历年间葡萄牙人已将中国的官员称为“mandarim”，但在1749年的澳门平面图中则把前山寨用两种文字分别标作“La CaseBlanche Maison Du Mandarin”、“t Witte Hof , Huiz des Mandaryn”。这说明mandrin及mandaryn等为mandarim的转写。
历史沿革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普通话的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如何理解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仍有许多土音，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e）”说成“han”，把“蝴蝶（hudie）”说成“hudiěr”，把“告诉（gaosu）”说成“gaosong”，这些土音，使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另外，北京话里还有异读音现象，例如“侵略”一词，有人念“qīn lue”、也有人念成 “qǐnlue”；“附近”一词，有人念“fujin”，也有人念成“fǔjin”，这也给普通话的推广带来许多麻烦。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当前应该以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200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就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北京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北京话词语中也有许多契丹各地的土语，例如北京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把“斥责”说成“呲儿”，把“吝啬”说成“抠门儿”；北京不少地区将“玉米”称为“苞米”，将“肥皂”称为“胰子”，将“馒头”称为“馍馍”。所以，不能把所有北京话的词汇都作为普通话的词汇，要有一个选择。有的非北京话地区的外来词汇有特殊的意义和表达力，北京话里没有相应的同义词，这样的词语可以吸收到普通话词汇中来。例如“搞”、“垃圾”、“尴尬”、“噱头”等词已经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早已加入了普通话词汇行列。普通话所选择的词汇，一般都是流行较广而且早就用于书面上的词语。近年来，国家语委正在组织人力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对普通话词汇进一步作出规范。
普通话的语法标准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包括四个方面意思：“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话文；“著作”就是指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它建立在口语基础上，但又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 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言。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期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雅言以洛阳雅言为标准。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秦汉开始，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南方。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汉族知识分子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参考洛阳话和建康话为主。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另外，隋唐时代，江南经济跃居全国前列，又是南朝时代的文化中心，因此吴语仍然有一定流行度。金陵话、苏州话和扬州话都是当时吴语的代表。隋炀帝曾经在扬州学习过吴语。
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基础，制定《中原音韵》，作为标准音。并且废除《广韵》的标准音地位。这样，中国北方的方言有朝着大都话靠拢的趋势。有专家也表示，元代的标准音是蒙古式汉语，丢失了很多传统汉语的特征。明代以后，朱元璋将南京话为基础的《洪武正韵》作为标准音，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清代雍正帝在（1728年）设正音馆，制定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作为标准音。而当时的北京话是在元大都旧北平话的基础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话融合后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满语的影响。此外，在民间，由于南京和扬州在近代成为北方话地区，因此南方的吴语开始以苏州话为主要代表，以继承南朝的南方雅言，并且以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通行的语言之一。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吴音最流行的时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说苏白为荣。当时越剧、昆曲、评弹都以吴语文读为基础。另外，明清时期，粤语也因为经济发展逐渐流行，粤语实际上是唐宋北方移民影响当地语言形成的，也是公认比较接近宋朝标准音《广韵》的方言之一。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推广民族共同语是非常必要的，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民国时期实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语音特征：
1、与印欧语系相比，普通话语音有鲜明的特点： 1．音节结构简单，声音响亮。普通话中，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素，其中，发音响亮的元音占优势，是一般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音节内可以连续出现几个元音（最多三个），如huai（坏），但普通话音节中没有复辅音，即没有像英语lightning（闪电）。俄语Встреца（遇见）那样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
2、音节界限分明，节律感强。汉语的音节一般都是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组成，声母在前，韵母紧随其后，再带一个贯穿整个音节的声调，便有了鲜明的音节界限。从音素分析的角度观察，辅音和元音互相间隔而有规律地出现，给人周而复始的感觉，因而极便于切分音节。
3．声调抑扬顿挫，富于音乐性。普通话声调变化高低分明，高、扬、转、降区分明显，听起来就像音乐一样动听。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