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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有个著名的医生，名叫莱纳克。1816年的一天，莱纳克的病房里来了一位贵族小姐。小姐手指着胸口，向莱纳克诉说自己的病情。莱纳克听后，怀疑她患的是心脏病，就把自己的耳朵贴在小姐的胸前，听她心脏跳动的声音。可是这位小姐长得很胖，再加上莱纳克非常羞涩，不但听不清她的心跳，反倒急得满头大汗。
从那以后，莱纳克一直想发明一种器械，能把病人的心跳和呼吸声直接传到医生的耳朵里来，让医生在病人身边就能听清这种声音，以便作出正确的诊断。可是，莱纳克经过好长时间的苦思冥想，仍然毫无进展。
一天，莱纳克带着女儿到公园里玩。他看见两个孩子在玩跷跷板。一个蹲在跷跷板的一端，把耳朵贴在板面上，另一个站在另一端，手里拿着一根小棍，边敲边喊：“听见了吗?”耳朵贴地的小孩回答道：“听见了!”
两个孩子的游戏，引起了莱纳克的注意。他也过来试了一下，让女儿用石头在一头敲，自己将耳朵贴在另一头听，果然听到了非常清晰的“笃笃”声，这个发现使莱纳克大吃一惊。
回家以后，莱纳克找来一根小木棍，一端放在女儿的胸口，一端堵在自己的耳朵里，女儿那“怦怦”的心跳声听得一清二楚。他不禁大叫起来：“我听见啦，我听见啦!”
后来，莱纳克发现，空心木管传声要比实心的木棍好得多，于是，他又采用了空心木管。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莱纳克终于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听诊器。
在麻醉药发明之前，为病人动外科手术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在手术刀下，清醒的病人因疼痛而大声呼喊，痛不欲生，医生在那种厉声尖叫的环境中难以顺利开展手术。欧洲某国有家医院，至今还保存着一口19世纪留传下来的巨大吊钟。这口吊钟原来悬挂在医院的大院里，手术病人因疼痛而大喊大叫奋力挣扎时，医院里便会有人敲响这口钟，医生护士闻声纷纷赶来，将病人死死按住，不让其挣扎，以便医生为他继续做手术。面对这种情况，医生们开始考虑有没有办法使病人无痛地接受手术。
据传，最早为病人进行无痛手术的是中国的医生华佗。华佗发明了一种可以使人失去知觉的药——“麻沸散”，在手术前给病人服下“麻沸散”，就可以做肠胃切除等大手术而病人不会感到痛苦。但是，“麻沸散”没能流传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科手术给病人带来剧烈疼痛被认为是必然的事，因此，医生和病人都格外畏惧外科手术。
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牙科医生威廉·托马斯·莫顿开始了对麻醉药的系统研究。24岁的莫顿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华盛顿当了一名牙科医生。看到病人拔牙时痛苦万分的情景，莫顿决定发明一种麻醉药。但莫顿周围的人都不支持他，认为手术刀切割皮肉发生疼痛是不可避免的，劝莫顿放弃这种徒劳无功的想法。
莫顿认为，手术时让疼痛消失的药物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发现罢了。他是一个很有献身精神的医生，为了研究麻醉药，他选择了大量药物逐一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但始终未能找到一种理想的麻醉药。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他的身体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变得十分虚弱，而实验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他不得不中断了实验。
一次，莫顿偶然听化学家杰克逊说起自己被乙醚气体熏倒而入睡的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正在苦苦研究麻醉药的莫顿听后心中一振：乙醚会不会具有麻醉作用呢?他立刻在动物身上做起了试验。莫顿让一条狗吸入乙醚蒸气，几分钟后，这条狗安静地睡着了，失去了对疼痛刺激的反应，就算用手术刀扎它，它也毫无知觉。过了一会儿，狗醒了过来，并很快恢复了常态。对狗进行了多次重复实验，都取得了同样的效果，这让莫顿兴奋不已，确信自己找到了一种麻醉药。
1846年10月16日，是一个医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莫顿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为一位病人摘除脖子上的一个肿瘤。许多医生被邀请前来观看麻醉手术。当病人吸入乙醚安静地入睡后，莫顿便为他切除肿瘤。整个过程中，病人没有喊叫，没有挣扎，也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病人醒来后对手术情况浑然不知，只是觉得自己沉沉地睡了一觉。从此，麻醉药开始用于临床，医生给病人动手术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可怕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英国爱丁堡医院的医生利斯特，像往常一样，穿过长长的走廊去查看病房。他刚推开门，一缕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射了进来，光线中，成千上万个小灰尘在飞舞、飘荡。
这时，他忽然想起法国的一位微生物专家说过的一句话：“任何有机体的腐败和发酵，都是由细菌引起的。”
“病人的伤口是裸露在空气中的，肯定会受到灰尘的污染，而灰尘中存在着大量细菌。还有手术器械等等，肯定也沾有很多细菌。”他在心里这样想着。
伤口感染化脓，是当时医学上存在的一个难解之谜，也是利斯特一直想解决的难题。他曾经统计过，在他手下做过手术的病人，有一半死于伤口化脓。每当看到他的病人失去生命时，他就痛苦不堪。作为一名医生，不能为病人解除痛苦，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一步步往死亡线上迈进，而自己却束手无策，该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啊!
“如何杀死这些细菌呢?”利斯特一筹莫展。于是，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千方百计想找到一种既防腐又消毒的东西。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利斯特经过日日夜夜的奋战，终于找到了提炼煤焦油的一种副产品——石碳酸，这种物质能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手术前，用它来喷洒手术器械、手术服以及医生的双手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感染的现象变少了，而且病人的伤口恢复得很快。
利斯特解开了医学上的难解之谜——伤口为什么会化脓，挽救了无数条宝贵的生命。
巴斯德是法国杰出的生物学家和化学家。他以毕生的精力，对蚕病、鸡霍乱、炭疽、狂犬病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发明了狂犬疫苗。
一天中午，巴斯德正在研究所里紧张地工作着。这时，医生兰努隆的车夫突然进来，说是有一位5岁的男孩得了狂犬病，情况十分危急，要他立即赶到医院去。当巴斯德赶到医院时，那个可怜的小男孩已出现痉挛，嘴里还不停地吐着唾沫，最终窒息而死。面对这惨痛的现实，巴斯德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二天，巴斯德从孩子的嘴里取出唾沫加水稀释，然后注射到几只兔子的体内，结果兔子都得了狂犬病而死亡。巴斯德心里想，唾沫中可能存在着引发狂犬病的病原菌，可是，用显微镜仔细观察，却没有找到病菌。然而，为什么人或动物患上狂犬病时都会发生痉挛，不吃东西的这些症状呢?病原菌可能在动物的神经系统中传播吗?于是，他将疯狗的脑壳打开，抽取毒液直接注射到其他动物脑中，结果，被注射的动物不久就会发狂犬病而死亡。
“终于找到了，这种眼睛看不见的狂犬病菌就在狗的脑髓里。”巴斯德兴奋不已。
巴斯德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研究，终于研制出了狂犬疫苗。他把从受感染的动物身上取得的组织进行加热，得到一种弱化的病毒。1885年，他将疫苗接种到一位被狂犬咬伤的男孩身上，结果男孩活了下来。巴斯德发明的狂犬疫苗，把无数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为人类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889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德国大学的冯梅林教授由于有一个实验还没有做完，吃过饭就匆匆地赶回实验室了。在路过斯特拉斯堡大街时，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条卷毛狗在路边的人行道上溜达，每到一棵树下，就抬起后腿在树根下撒泡尿，狗一离开，就有许多苍蝇围着狗尿飞来飞去。
“苍蝇为什么对狗尿那么感兴趣呢?”当时的冯梅林正在和病理学家闵可夫斯基研究“胰腺在消化过程中的功能”，凭着敏锐的直觉，他想到一定是狗尿里含有什么新的成分。
于是，冯梅林把卷毛狗抱回了实验室，先对狗尿进行了化验，发现狗尿中含有大量糖分。然后，他又给狗作了检查，结果发现，狗的胰腺坏了，已失去了应有的功能。
“是不是没有胰腺的狗，尿中都含有糖分呢?”他又对另一条狗进行试验，发现这只摘去胰腺的狗，尿中也含有大量糖分。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继续探讨下去。
30年后，加拿大的一个名叫班丁的医院讲师，在冯梅林教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潜心的研究。他想，从没有胰腺的狗撒的尿来看，当今被人们视为不治之症的糖尿病一定与胰腺有关。
研究发现，正常人的胰腺上，分布着像岛屿一样的小暗点，而糖尿病人的胰腺上，小暗点只是正常人的一半。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班丁百思不解。
“如果能增加胰腺上的小暗点，就一定能攻克糖尿病这个难关。”班丁是个喜欢动脑筋，而且还敢于大胆想象的人。
原来，这种小暗点就是胰岛素，胰岛素是一种激素，是从胰腺中产生的，它能促使肝脏去除血液中的葡萄糖。身体不能产生足够胰岛素的人就会患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就会高到危险的程度。可是，增加小暗点——胰岛素谈何容易!
班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事一向雷厉风行，敢想敢干。经过艰苦的探索和研制，他的想象变成了现实：终于实现了在不破坏胰腺的情况下，进行正常的提取，并且在实验室里把胰岛素分离出来。
班丁成功了，他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填补了医学上的一大空白。不过，班丁始终没有忘记，是冯梅林教授为他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总说：“没有冯梅林教授铺好的阶梯，就没有自己的成功。”
有的人外表好好的，但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脑溢血?人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到底有没有压力，压力有多大?在血压计发明之前，这是人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早期人们对血压的探讨研究是用令人可怕的方式进行的。18世纪初，一名英国人用一根铜管与长270厘米的玻璃管相连，铜管的一端插入一匹马的大腿的动脉血管中，让流动的鲜血涌进垂直的玻璃管里，一直上升到270厘米的高度，这表明马体内血管里的血液压力可以达到270厘米血柱高。随着马的心脏的跳动，血柱有节奏地不断地一上一下变化着。后来，又有人在玻璃管内注入了水银，在测量血压时，只要观看水银柱在玻璃管内的高度，就能知道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压力。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生们对血在血管中流动的压力高低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懂得了血压过高或过低都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到19世纪中叶，医生们在给病人诊断时，经常需要给病人测量血压，但由于没有好的测量办法，只好采用给马测量血压的办法来测量人的血压。但这种血压测量法危险性很大，令人望而生畏，医生们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测量血压。于是，寻求一种安全有效的血压测量方法，便成为医学界需要攻克的难题。
意大利医生里瓦罗基是一位十分有善心的医生，他看到给病人测量血压时，需要把病人的血管割破，给病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他想，既然在人的手臂和大腿等处的体表上能触摸到人的动脉，也能触摸到血液流动时心脏有节律的跳动，那么，就一定能在体表上准确地测量血压。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1896年，他终于发明了一种能在人手臂上测量血压的血压计。
这种血压计有一条可以环绕手臂且能充气的长条形橡皮袋，橡皮袋一端接着一个可以用来打气的橡皮球，另一端接到水银测压器上。测血压时，将橡皮袋环绕于人的上臂，用打气橡皮球将空气徐徐打人橡皮袋，压力升高到一定程度时，手臂上动脉被压，血液流动暂时被阻断。然后再慢慢放气，橡皮袋里的压力慢慢下降。当橡皮袋里的压力低于人体血管里的血液循环压力时，血液又得以在血管里通过。这一变化过程，可以通过与充气橡皮袋连在一起的水银测压器显示出来。医生通过观察测压器里水银柱上升的高度，就可以测到血液的压力。这种测量方法不会损伤人体表面，也没有给人造成任何痛苦，并且测量的人体血压基本准确。
1905年，俄国人尼古拉·科洛特科夫在此基础上对血压计的结构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并在测量血压时加了一个听诊器。测量血压时，血液在血管里恢复流动时，医生用听诊器就能听到脉搏声。听到第一声脉搏声时，显示的是收缩压；当听诊器里听不到脉搏声时，显示的便是舒张压。这种测量方法安全、简便、准确，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在现代医学诊断中，测量人体血压已成为健康检查的必查项目。
近年来，科学家已发明了电子血压计。由于使用更加方便，电子血压计在国内外已开始普及。
100多年前的1896年，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脚气病，成千上万的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得了脚气病的人全身浮肿，肌肉疼痛，四肢无力，吃不香，睡不甜，走路艰难。这种病在当时是一种可怕的顽症。
面对这场灾难，荷兰政府束手无策，决定派28岁的军医艾克曼前去调查研究。
艾克曼一到爬哇岛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鸡群中有许多鸡也得了脚气病。得了这种病的小鸡委靡不振，步态不稳，有的甚至死去。可是，他发现，自从喂鸡的雇员换了以后，原来患脚气病的鸡竟然不治而愈了。
“这是为什么呢?”这意外的发现使艾克曼大为震惊，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经过仔细的观察发现，得脚气病的鸡吃的是食堂里的精白米，而新雇员又领来粗粮喂食鸡群，得脚气病的鸡都慢慢地康复了。
“鸡的脚气病难道与饲料有关?”艾克曼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他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将小鸡分成两组喂养，一组喂精白米，另一组喂粗粮。几个月后，吃精白米的小鸡都得了脚气病，而另一组却安然无恙。当他用粗粮喂患脚气病的小鸡时，小鸡又渐渐地恢复了健康。
艾克曼又在人的身上进行试验，让患脚气病的人吃粗粮，结果病人很快康复了。
经过长期的观察试验，艾克曼发现稻米的外壳里含有一种防止和治疗脚气病的物质。
“可是，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呢?”艾克曼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试验，也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1911年，一位住在伦敦的波兰化学家芬克，根据艾克曼的研究成果，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提取方法，终于从米糠里提取出一种晶体物质，用这种物质来治疗脚气病，效果非常显著。这种物质含氮，并具有碱性，属于胺类。于是，芬克就把它命名为“生命胺”，也叫“维生素”，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维生素B1”。
化学家芬克在艾克曼研究的基础上，终于发现了维生素B1这一物质，为人类进一步研究维生素奠定了基础。
汹涌的洪水把关在铁笼里的狗吓得狂叫起来，拼命地扑腾着，希望冲出笼子!它们紧张极了，害怕极了。这是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用来做实验的狗，时间是1924年的秋天。
巴甫洛夫出生在俄国的一个牧师家庭，少年时在教会学校读书，父亲也希望他能当一名牧师。然而，巴甫洛夫却对科学探索的道路更感兴趣。中学还没有毕业，他毅然提前一年去了彼得堡，并通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彼得堡大学的学生。起初，他学习的是物理和数学专业，但是，最吸引他的还是生物实验，因此，又改学了生理学。毕业时，获得了学校奖给他的一枚金质奖章。大学的学习，奠定了他从事生理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这场大水渐渐退去了，这些狗虽然也被救了出来，可是都吓出了毛病：狗突然不认识天天与它们打交道的巴甫洛夫了，给它们喂食的时候，连头也不抬；平时，只要灯光一打亮，由于条件反射的作用，这些狗就会跑过来，胃里就会分泌出胃液来，现在，这些现象全消失了。
“一定是这场大水把它们全吓坏了。”巴甫洛夫望着一只只目光发呆的实验狗，心里想，“可见，强烈的刺激损害了狗的中枢神经。狗患上了精神症。”
由此，这位爱动脑筋的科学家立即想到了人类的精神毛病，希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到人类的疾病治疗上。
于是，巴甫洛夫来到了彼得格勒的一所特殊医院，住在这里的都是精神上不太健康的人。
“瞧，这个病人受到了一次精神创伤后，就这么一直昏睡着，不吃也不喝，只靠输液来维持生命。”一位医生向巴甫洛夫介绍说。
“可是，我们请教了许多名医，至今也没有诊断出他患的是什么病，真是怪事。”另一位医生接着说，“仔细查一查，这位病人的器官根本没有病，像在睡觉，但是，哪儿有睡这么长时间的人?”
巴甫洛夫从水灾中实验狗受到惊吓后出现的反常情况想到了这位病人，想了想，对医生说：“他实际上没有病，只是脑子受到了强烈的惊吓，才出现一种深度的抑制，进入了睡眠状态，像动物的冬眠一样。这种睡眠也许是一种保护措施，或者说是一种治疗方法。也许有一天，他会突然醒来的。”巴甫洛夫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硬要说他有病，那就叫精神症吧。”
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第一次提出了精神症这一概念，并提出用药物加深睡眠的方法来治疗，为许多患者带来了福音。
陈中伟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骨科医生，被誉为“断肢再植术的奠基人”，他完成了300多个断肢再植手术，手术成功率高达92％以上，在医学界创造了一个奇迹。
那么，陈中伟在断肢再植技术上是怎样迈开第一步的呢?
1963年1月2日上午，陈中伟接到了一个病人：机床钢模板厂工人王存柏在冲床车间操作时，右手腕以上一寸处不慎被整齐切断。
“陈医生啊，您一定要救救我。”王存柏一边呻吟着，一边向陈中伟哀求着，“我不能没有手，我还要工作……”
“陈医生，我们工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手啊!”一起送王存柏的厂里领导恳求着说。
“陈医生，一定要想想办法把这手给接上啊!”工人们送来了王存柏那只鲜血淋漓的断手。
陈中伟眼眶湿润了，久久说不出话来，小时候那难忘的一幕再次浮现在眼前。
陈中伟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爱包扎什么的，好像天生就是个做医生的料。有一次，他家的狗被车子压伤了，拖着一条鲜血淋淋的腿跑了回来。他抱起来一看，小狗的后腿被车子压断了。
“快想想办法救救这可怜的小狗吧。”
“快给他喂点儿止疼药。”
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地说着。陈中伟想了想，说：“干脆给小狗把断腿接上去，要不救不了它。”说完，他拿来了父亲的解剖刀、剪子、针线、纱布等工具，像模像样地替小狗实施了“接骨手术”。可是，几天以后，那只小狗还是死了，那只断腿依然耷拉着。
从此，陈中伟立志要攻克“断肢再植技术”难关，直到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学习，也时时刻刻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可是，望着眼前王存柏的断手，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王师傅，我不是不想替您接好这只断手，只是目前不要说我们没有这能耐，就连国外也没有这种技术啊!”
“那您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治不好我不怪您!”王存柏痛苦地说。
“是啊，陈医生，我们就试试看吧。”旁边的助手也向陈中伟建议说。
陈中伟深深地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他又请来了擅长接血管手术的外科医生钱允庆，然后立即对王存柏的断手实施再植。陈中伟从上午9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整整七个半小时，始终没有离开手术台半步。当他完成了王存柏的断手再植手术时，整个身体就像散架了一样。
几个月后，王存柏右手能够活动了，能够拿报纸了，能够举筷子了。陈中伟的断肢再植技术成功了。
“谢谢您，谢谢您，陈医生……”王存柏连声说。
陈中伟高兴得热泪盈眶。
陈中伟首创的断肢再植技术轰动了世界。
鲜红的血液是宝贵生命的象征。人体缺少血液，或血液出现了问题，生命就会发生严重障碍，甚至因此丧失生命。因此，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能够替代血液的人造血。但是，许多年以来，一直无明显进展。就在科学家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只未被淹死的老鼠给人造血的科研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机，呈现出鼓舞人心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那是1966年的一天，美国科学家利兰·克拉克正在医药实验室里做实验，一只供实验用的老鼠突然从笼子里逃了出来。克拉克转身去捕捉老鼠，那只行动敏捷的老鼠三蹿两跳，怎么也捉不住它。最后，惊慌失措的老鼠掉进了一只装有氟碳化合物的容器。克拉克赶紧去捞，那只老鼠不配合，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当最后老鼠被捞上来时，克拉克以为淹了半天的老鼠应该已奄奄一息了，谁知老鼠一抖身上的液体，一下子敏捷地逃窜而去。
为什么这容器里的液体不会淹死老鼠呢?克拉克一下子来了兴趣。他放下手中的实验，转而研究起容器里的液体来。经分析，这种溶液叫二氟丁基四氢呋喃，含氧能力特别强，约为水的20倍，氧的溶解度占其体积的40％～50％，老鼠在这样的溶液里可以维持较长的生存时间。为了证实这一点，克拉克特意捉来几只老鼠，将它们浸在溶液深处达两小时，再捞上来时，老鼠们依然欢蹦乱跳。后来，克拉克又将这种溶液注射进老鼠体内，代替老鼠的血液，老鼠也存活了好几个星期。
为什么这种叫做二氟丁基四氢呋喃的溶液能代替血液呢?原来血液在体内循环时，最主要的功能是携带氧气进入体内，通过毛细血管，将氧气送到各种器官组织细胞里去进行生物氧化反应。这种携氧功能是由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来完成的，所以人造血又称人造血红蛋白液。
但是，美国科学家克拉克研制的人造血还不能在临床上投入使用。因为二氟丁基四氢呋喃溶液颗粒太大，输人体内后不能排出体外，会在人体器官里沉淀下来，导致人体慢性中毒。美国科学家又找到另一种氟碳化合物，叫全氟萘烷，可从尿道和汗腺中排出，但还存在堵塞微血管的副作用。后来，日本科学家发现，在全氟萘烷溶液里加人少量的全氟三丙胺再经人工乳化，就能解决上述问题。经动物试验后，1979年4月，日本医生用这种人造血给一位大失血病人输血获得成功。
人造血没有血型，人人可输，又可在制药厂大批量生产，而且可保存3年，输氧能力比真血高两倍，全世界已普遍在临床应用。我国从1975年开始研制人造血，1980年6月19日在上海临床应用获得了成功。
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全世界已经有37万多病人在使用人造血管，从而过上了健康的生活。
人造血管的基本材料是聚四氟乙烯，它的发明者是美国戈尔公司老板的儿子鲍勃。
1958年初，鲍勃的父亲放弃了杜邦公司的优厚酬金，自己投资创办了戈尔公司，主要用聚四氟乙烯作为原材料来生产带状电缆。虽然生意红火了一阵子，可是到了1969年的秋天，由于市场竞争及产品的饱和，电线电缆的业务量逐渐减少。
“爸爸，这样下去总是不行的，要在新产品的开发上下工夫啊!”有一天，鲍勃这位化学博士向父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开发新产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是能节省些材料就好了。”戈尔对儿子说，“节省原材料就能提高利润。”
“对，要是能把现在的这种聚四氟乙烯拉长，把空气吸到材料中，又不影响材料的性能，那就能大大减少生产的成本了。”鲍勃觉得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
然而，当时的高分子加工领域的人都认为聚四氟乙烯管是不能大幅度拉长的。真的不能拉长吗?有没有人真的拉过?年轻气盛的鲍勃就是不信。他想，还是自己动手试试看再说吧。于是，连续三天，他把一根聚四氟乙烯管放在实验室的烘箱里慢慢烘烤，然后抓住两端，轻轻地拉。可是，每一次都是“啪”的一声，管子被拉成了两截。后来，鲍勃又不断地调节着预热的温度，不停地拉，结果还是失败。
有一天晚上，鲍勃又在做拉聚四氟乙烯管的实验，拉一次失败一次。实在又气又恼的他，狠狠地抓住管子猛地用力一拉，嘿，一英尺的管子竟然一下被拉成了两臂长。
“成功了，成功了!”鲍勃终于找到了拉长的窍门：烤热后用力要猛!
聚四氟乙烯管的拉长，迅速为戈尔公司带来了效益。
一天，鲍勃的父亲和几个朋友察看鲍勃的实验室。一位医生朋友无意间拉伸了聚四氟乙烯管子，立即惊讶地问：“这是什么新玩意儿?”鲍勃告诉他，这种聚四氟乙烯管，只要给它一定的热量和力度就能拉长。
“热量?力度?人体的血是热的，血的流动是有力的，能不能用它代替血管呢?”这位医生兴奋地说。
善于抓住商机的鲍勃立即说：“大胆地试一试吧，要是成功了，那可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事。”
后来，这位医生先用这种管子在猪身上做试验，果然能把猪的心血管接起来。接着，他又在人体上进行试验，发现人使用了这种管子以后，管壁上会长出小泡泡。这说明，用聚四氟乙烯做成的人造血管强度还不够，经受不住血的压力。鲍勃和公司的其他成员立即进行攻关，经过20多次试验，世界上第一根人造血管终于问世了。
从此，许许多多心血管病人得到了第二次生命。
2004年9月4日，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市上班的26岁姑娘路易丝·布朗披上了洁白的婚纱。一个普通姑娘的婚礼为什么会受到了全球的关注呢？原因是路易丝是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路易斯的母亲莱斯莉因输卵管有病无法生育，经过医生9年的精心治疗，仍然未能怀孕，她和丈夫约翰决定接受一种尚无成功先例的“试管受精”技术。
试管受精时，首先将母亲身体中卵巢里的卵子取出来——这叫人工采卵，然后把它放在预先准备好的，里面有供卵子生存发育的培养液和温度适宜的玻璃器皿中，然后加入从父亲身上采取的精子，使卵子受精。在玻璃器皿中，受精的卵子快速发育，到第6天已成为一个小小的胚胎。医生再把这个小小的胚胎放回母亲体内的子宫里，这时，胚胎与正常怀孕时的情况一样，在子宫里一天天长大，怀足10个月后，便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开始丰富多彩的人生。
人类对试管婴儿的研究最早是从动物开始的。1959年，美籍华裔生物学家张觉民教授进行兔子体外受孕实验，将36个体外受精的兔胚胎移植到兔子的子宫内，成功地生下了15只健壮的小兔子，为人类的体外受精提供了参考。
英国科学家爱德华兹和斯蒂普特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试管婴儿”的研究。1977年的某一天，他们从莱斯莉的体内取出卵子，和她丈夫约翰的精液一起放入培养皿内使卵子受精，然后将受精卵重新移入莱斯莉的子宫中。1978年7月25日，路易丝·布朗的诞生使全世界为之欢呼，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路易丝出生10个月开始学步，3岁时可以满地跑，她的健康与聪明，改变了世人对“试管婴儿”的观望和反对态度。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平均每天有4名“试管婴儿”来到人间。
一转眼26年过去了。新婚的路易丝感到无比幸福，她的丈夫威斯利·穆林德是个安全警官，时年33岁。他们是两年前在布里斯托尔的一个夜总会认识的。当时，威斯利并不知道他一见钟情的快乐女孩竟是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她和丈夫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国首个“试管婴儿”诞生在1988年3月10日，目前我国已掌握了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试管婴儿”是生殖医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它为许多卵巢功能不健全，不能正常怀孕，又想要孩子的妇女带来了福音。
澳大利亚有一位名叫莱地查兰的妇女，她的丈夫有个睡觉打鼾的毛病，使她非常苦恼。
长年累月，她的丈夫每天晚上都鼾声如雷，闹得她久久不能入睡。可丈夫又不是有意的，无法控制自己，因此也感到很难办。
“怎么办呢?睡觉是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不能好好睡觉，怎么能好好工作呢?”
莱地查兰被这个烦恼深深地困扰着，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有时实在困得要命，才能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可是过不了多久，又被一阵阵如雷的鼾声从甜蜜的梦乡中惊醒。
有一次，莱地查兰刚刚睡着，又被丈夫的鼾声吵醒。但这一次她没有推醒丈夫，也没有发牢骚，而是非常认真地注视着丈夫。
“是不是他的睡觉姿势不对头呢?”她突发奇想。然后，仔细观察着丈夫的睡觉姿势，并将丈夫的睡姿描绘下来。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比较，莱地查兰终于发现打鼾的人和平常人的睡姿有所不同。之所以打鼾，与他们睡觉时头、颈、肩部的角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他们的睡姿有关。
原因找到后，莱地查兰设计出一种能纠正睡姿的枕头，让她丈夫试用。她的丈夫使用后，无论侧睡还是仰卧，都能保持气管呼吸的畅通，再也不打鼾了。人们称这种枕头为“夜安枕”。
这种夜安枕经过改进之后，于1984年正式投产，推向市场，为数以万计长期被鼾声所困扰的人带来了福音。大家不会忘记这位可敬的澳大利亚妇女——莱地查兰。
小朋友们都知道，给果树传授花粉的，有蝴蝶、蜜蜂或其他昆虫，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很少知道还有人工为果树传授花粉的。
世界上第一位为果树进行人工传授花粉的，是俄国的米丘林。
米丘林的父亲是一位园艺爱好者，在米丘林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为他种了一棵中国苹果树。可是，一直到米丘林八岁的时候，这棵中国苹果树才结出比樱桃还小的果子。米丘林哭了，并在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了，我种出的苹果树一定能结又大又甜的苹果。”
可是，不幸接踵而来：在中学时，因为他不满学校的教育方式，与老师产生了分歧，被校长赶出了学校；接着，父亲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米丘林只好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挣扎。
后来，米丘林终于积攒了一点儿钱，在自己的住处开辟了一块小小的果园，为实现小时候的理想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在自己的果园里种上了中国苹果树，开始了改良苹果树的试验。
邻居看了，都笑话他：“一个穷光蛋也要搞什么研究，真是天方夜谭。”
“好不容易弄了个小果园，竟然种这些连半个卢布都不值的东西。”
“傻子还能做出不傻的事吗?跟自己开开玩笑而已。”
米丘林听了，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搞研究的决心。他想，一定要用别人没有用过的方法，种出别人没有种出的果子。
他知道，果实的大小与果实的花粉质量有关。于是，他请南方的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园艺师们帮忙，恳求他们把能结出又大又好的苹果的苹果花粉寄到北方来，改变自己北方果树的品种。
同行们接到信后，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挑选了一些好的花粉寄给了米丘林。他接到这些花粉后，高兴不已，把这些花粉分成了好多份，在果树开花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花粉撒到了自己果树的花粉上。
“可是，这些花粉容易被风吹跑或被小昆虫弄走，这样，花粉的质量又改变了。”米丘林想，“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米丘林想呀想，就是想不出什么“高招”来，急得整天在自己的果园里转，抓耳挠腮，后来，他受灯罩启发，用纱布罩子把一朵朵人工授粉的花朵罩了起来。这样，既避免了蜂蝶等昆虫来“骚扰”，又保证了空气和阳光不被隔开。几个月后，他打开纱罩，终于看到了亲自育出的果实。虽然没有希望的那么大那么甜，但是，人工授粉毕竟成功了。
后来，米丘林不断研究，不断试验，从人工授粉到人工嫁接，终于培育出了又大又甜的苹果。消息传遍了俄罗斯，连北欧和加拿大的高寒地区的园艺专家都来学习取经。米丘林也因此成为举世闻名的园艺家。
在五彩缤纷的大自然中，有人喜欢温柔的小兔子，有人喜欢美丽的蝴蝶，有人喜欢灵巧的猴子……可是，有人竟然喜欢丑陋的蛤蟆!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朱洗。
他为什么会喜欢癞蛤蟆呢?原来，他想培育出没有“爸爸”的蛤蟆。
没有“爸爸”的蛤蟆?这可能吗?小朋友都知道动物与人类一样，既要有爸爸又要有妈妈。可是，朱洗直到25岁那年，考入法国蒙贝利大学生物系学习时，还念念不忘没有“爸爸”的蛤蟆。
“老师，如果动物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能不能生育后代呢?”
“什么?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也能生育出后代?那是天方夜谭!”老师不屑一顾地说。
“傻子才会这样想问题。”同学们投来了轻蔑的目光。
朱洗听了，面红耳赤，知道争论是没有用的。可是，他相信这是能够做到的，不能没发现就说不存在。
“用什么来证明这是可能的?”朱洗在心里反复地想。
有一天，他到郊外散步，看到草丛中有一只步履笨拙的蛤蟆，顿时眼睛一亮：“没有人瞧得起的蛤蟆，我一定叫你创造一个奇迹!”
朱洗决定从这个极小的、极普通的，甚至让人瞧不起的蛤蟆开始做实验。虽然大学的实验室里具备各种实验条件，可是，他做的实验一次次都失败了，直到31岁那年，已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没有“生”出没有“爸爸”的蛤蟆。
回到祖国后，朱洗被分配到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从事生物实验研究。他再次想起了大学时代的那个“天方夜谭”。1958年冬天，朱洗又开始了一次新实验。
“把这只母蛤蟆放进冷库里，让它冬眠。”朱洗吩咐他的助手。
“为什么要这样呢?”助手不解地问。
“青蛙和蛤蟆都是爱冬眠的。现在是大冬天，又怎么让它繁殖呢?只好先让它睡一觉吧。”朱洗笑着说，“耐心地等着吧，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让它生出一群小蛤蟆。”
助手们半信半疑地笑了。
朱洗和他的助手在希望中迎来了春天。他们把酣睡的母蛤蟆“请”了出来，轻轻地剖开了它的腹部，拿出了卵巢，放到了温室。
“瞧，让它这样吮吸血。”朱洗拿着一根尖细的玻璃丝，把卵子刺出了一个小洞洞，然后让涂在卵子表面的血液慢慢渗进卵子中，最后，把它放到了一个特殊的容器里。
过了一段时间，那容器中长出了一颗颗小蝌蚪；又过了一段时间，那小蝌蚪变成了一只只小蛤蟆。
“成功了，成功了!”朱洗和他的助手欣喜若狂。
一群没有“爸爸”的小蛤蟆终于诞生了。
第二年，这群没有“爸爸”的蛤蟆又生出一群没有“外公”的小蛤蟆。
朱洗的“人工单性生殖”技术的成功，揭开了生物遗传学新的一页!
1987年4月，在第15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技术展览会上，阿莉德·婷因发明脖颈夹板器，获得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向当年最优秀的女发明家颁发的金奖。消息一传出，她的亲友纷纷打电话向她表示祝贺。可是，她却笑着说：
“我在发明脖颈夹板器的时候，只是想，能为承受痛苦的人做点事情，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事实的确是这样。阿莉德·婷从事发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动机，她搞这项发明时已经45岁了，而且她并不是专门的研究人员。
1936年4月6日，阿莉德·婷出生在挪威首都附近的一个农庄里。她的父亲虽然以务农为生，可是，一直爱好发明创造，有十几项发明专利，在当地很有名气。受父亲的影响，她对科学技术特别感兴趣，虽然在25岁时就结了婚，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生活，但并没有失去热爱科学的热情，45岁那年仍然到奥斯陆大学注册学习。
1984年的一天，阿莉德·婷往学校走去。可是，交通突然阻塞，人们围成了一堵厚厚的墙。她拼命地挤过去，一看，一个男人的一只脚卡在废车堆里，一点儿也动弹不得，头部却在汩汩地流血。
“他的头骨破裂，千万不要轻易搬动。”学过一些护理知识的阿莉德·婷对赶来救护的家人说，“移动头部真是太危险了。”
“要是把脊椎弄伤了，即使医院里有最好的外科医生也无能为力。”有些医学知识的人也附和着说。
“是啊，还是等急救车来了再说吧。”阿莉德·婷眼看着这个男人的血不断地在往外流。
后来，她不忍在现场看下去，伤心地回家了。
回家以后，她反复地想着这件事儿，那悲惨的情景总是让她难以忘怀。有一天，她忽然想，能不能用传统包扎断腿、断臂的夹板来包扎断裂的脊椎呢?或者说，能不能发明一种这样的夹板呢?那样的话，人们就不用担心在搬动受伤者头部时会弄断脊椎了。
她决定进行这项十分有意义的研究。
于是，她从零开始，系统地学习了人的生理知识，对解剖学、骨科学、护理等有关的学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走访了一些骨科医生，随后开始设计脖颈夹板器：用两块板子夹住脖颈，搬动头部时，脊椎不会受到损伤。经过一次一次试验，3年以后，阿莉德·婷这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终于完成了这项对人类十分有益的发明。
脖颈夹板器的发明，为数以万计的头部受伤者的救护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4年，又一个水稻扬花的季节来临了。我国农业专家袁隆平像往年一样，在他的试验田里仔细巡视起来。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呀，这不正是我要找的水稻植株吗?”眼前的这株水稻，稻花内的雌蕊发育正常，雄花还没有花粉，已经呈现出干枯的样子。
袁隆平立即蹲下身子来，把这株水稻小心地挖了出来，慢慢地移到了试验盆里。同事们见了，非常惊讶地说：“怎么，找到了宝贝?”
“是啊，它的确是宝贝。现在，它比什么都重要。”
后来，他在这片稻田里又找到了3株像这样的水稻，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说，丰收计划就要实现了。
1954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自愿来到地处湖南安江镇的黔阳农校，当一名普通的老师，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培育出一种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从1960年起，他的研究思路渐渐明朗，要想培育出一种高产优质的水稻，最好是培育出一种杂交水稻种子，让它的第一代展现最大的优势，从而极大地提高水稻的产量。可是，要培育出杂交水稻，首先要找到雄性不育的水稻植株，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白花授粉植物，在同一朵花上并存着雌蕊和雄蕊。只有找到雄蕊不育的植株，才能实现异花授粉，才能人工培育出杂交水稻。
想想看，在茫茫稻田，在几百甚至几千株水稻中，要找到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植株，这是多么困难啊，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然而今天，袁隆平在一块稻田里竟然找到了好几株这样的水稻植株，怎么能不让他兴奋呢?这一年，袁隆平像服侍婴儿一样服侍着他的这几株水稻，亲自为它浇水、施肥，并定期观察、记录，又用人工的方法将别的稻花采过来与它们杂交，从而成功地繁殖出一代雄性不育稻种。
197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袁隆平的倡议下成立了杂交水稻协作组，全国各地的几百名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在他的统一指挥下，一起向杂交水稻“攻关”。1973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试种成功，亩产达到500千克，晚稻亩产达600千克。这是中国广大农民一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产量!1975年，全国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5000亩，1980年扩大到8000万亩，为中国的水稻大丰收作出了杰出贡献，解决了无数人的温饱问题！
1981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表彰大会，授予籼型杂交水稻发明特等奖，袁隆平个人荣获一枚特等发明奖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从中国走向了柬埔寨、泰国等国家，在世界范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伊思·威尔莫特是个魁梧、壮实的男人，并且长着络腮黑胡，是个典型的男子汉，但他却对动物的生育繁衍充满着兴趣。
1997年2月14日，在英国罗斯林研究中心，一头叫“多利”的绵羊诞生了。多利一声温柔的“咩”声，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震惊了全世界。因为多利不是一头普通的羊，它是世界上第一头被克隆出来的羊。助产士就是伊思·威尔莫特。
一般的羊的出生过程大家都十分熟悉：一头母羊与一头公羊交配后怀孕，经过胚胎发育，便能产下小羊。那么，克隆羊是怎么繁殖的呢?克隆羊没有父亲，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克隆就是用一头雌羊的细胞独立地繁殖出一头雌羊，或用一头雄羊的细胞独立地繁殖出一头雄羊。这种羊长大后和亲体羊一模一样。克隆原来只能在低等生物中进行，如让细菌、涡虫从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子体，或是让植物出芽生殖，在一定部位上长出芽体，长大后分离出去而成为独立的个体。以这种繁殖方式产生的新个体与亲体有百
分之百相同的遗传基因，用专业术语讲，克隆就是无性繁殖。
让一头雌羊或雄羊自己去繁殖出一头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有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才能完成。英国罗林斯研究中心的伊思·威尔莫特就是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改进农场动物的克隆研究。他的研究课题是：从羊身上取得一个细胞，要让这个细胞繁殖出一头羊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在伊思·威尔莫特之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在经过许多次实验后，威尔莫特也失败了。
1996年7月5日，伊思·威尔莫特从一头母绵羊身上采下细胞，用各种办法使它像一个胚胎一样生长，最终培育出了克隆羊多利。这条新闻顿时轰动了全世界。因为它打破了自然界亘古不变的生殖规律，是生物工程技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重大科技突破。
多利诞生以后，科学家们对于怎样运用这项技术及这项技术将发展到什么程度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支持派的科学家认为，这项技术将能挽救濒危动物，并能为不能生育的人推出一项新的治疗技术。出于对我国国宝大熊猫的珍爱，在多利问世的那一刻，很多人就想到可以用克隆技术克隆大熊猫，这样国宝就可免遭灭绝之灾。但是，很快就有研究人员站出来说，由于克隆大熊猫的个体基因是一模一样的，因而不能增加大熊猫的遗传多样性，对大熊猫的繁衍没有好处。克隆动物将会导致生物种类减少，个体生存能力下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旦将克隆技术运用到人身上，人类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将遭到彻底的颠覆。面对一个用自己的体细胞克隆出来的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将无法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你的孩子或兄妹还是什么人，随之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我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都禁止克隆人。很多国家已制定相关法律限制克隆人。1997年3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下令禁止联邦政府机构拨款资助人体克隆试验。
伊思·威尔莫特是一位谦逊而不爱出风头的科学家，对于这项研究，他只投入了有限的资金，远未料到这项科研成果对世界造成如此大的冲击波。他说，他只想利用这项技术来改良家畜的品种和质量，克隆人应该被禁止。
英国科学家波义耳经常对朋友这样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花儿，该是多么单调啊。”在工作之余，波义耳喜欢养花，他生活的地方摆满了鲜花。
有一天，波义耳在实验室里正准备把一束紫罗兰插到花瓶里时，他的助手兴致勃勃地送来几瓶试验用的盐酸，他连忙放下手中的花束，把助手送来的盐酸倒进瓶里。只见一股烟雾立即在室内弥漫开来，爱花如命的波义耳害怕浓雾会腐蚀花儿，就把花儿放在清水里洗了洗，忽然，他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紫罗兰变成了红色。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禁惊叫一声，而后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会不会是在盐酸的作用下才改变颜色的呢?”波义耳又重拿一束试验一下，果然没错。
“在盐酸中会变色，那么在其他酸类的作用下会不会改变颜色呢?”他又重新做起试验，结果发现，紫罗兰不仅在盐酸中会变色，在磷酸、硫酸以及其他所有酸类中都会变成红色。晚上，波义耳躺在床上，心里还想着白天的实验。他想，既然这样，其他的花儿是不是也会在酸和碱的作用下改变颜色呢?
第二天，波义耳又做起了试验。他收集了许多植物的根、茎、叶和果实，将它们的汁液提取出来进行试验，试验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植物大多数在酸的作用下都会改变颜色，特别是一种名叫石蕊的苔藓类植物，更是敏感，一碰到酸和碱立即就会变色。
“真是太奇妙了，这不是最好的检验酸性溶液的指示剂吗?”后来，波义耳用石蕊做成了试纸，果然能检验出溶液的酸碱性。
美国有一个叫古德伊尔的人，对橡胶研究很有兴趣。
“要是能制造出一种夏天不黏，冬天不硬，像皮子似的橡胶该多好啊!”他苦苦地思索着，可总是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
有一天，一个要好的朋友给他寄来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古德伊尔把硫黄掺进了生橡胶里，放在太阳光下暴晒，结果发明了一种新橡胶。
这个朋友可能觉得，也许这个梦能对古德伊尔有所启发，因此才从千里之外寄来这封信。读完信，古德伊尔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说不定硫黄还真能解决大问题呢。”古德伊尔立即投入试验。结果发现，橡胶质量有很大改变，但一到夏天还是发软、发黏、变质。古德伊尔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一转眼，寒冷的冬天又来临了。这天晚上，古德伊尔坐在火炉旁，手里拿着一块生橡胶，边取暖边思考着。不知过了多久，他那拿着生橡胶的手被火灼了一下，再看看手里那块生橡胶，已被火烧焦了。他用手捏捏被烧焦的生橡胶，发现橡胶中间很有弹力。他豁然开朗：“橡胶发黏是因为太阳光温度低；橡胶烧焦是因为炉火温度高，中间部分不黏也不焦，而且富有弹性，这一定是因为温度合适的原因。”
他根据这个想法，把硫黄掺入生橡胶里，再用不同的温度来处理，经过不断地测量、改进，发明了橡胶硫化法。
后来，人们用这种橡胶硫化法，制成了各种各样的雨衣、雨鞋，它们和皮子一样软，而且还富有弹性。古德伊尔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就渴望能够像蜘蛛那样生产丝。18世纪30年代，法国的科学家卜翁对蜘蛛吐丝作过专门的研究，并利用上万只蜘蛛的丝液抽成丝，织成了一副手套，可惜这种蜘蛛丝很容易断，而且稍稍热一点儿就会化掉。显然，这样的丝是没有意义的。而且，需要那么多蜘蛛才能吐出有限的丝，很不值得。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造丝的梦想呢?1884年的一个偶然机会，柴唐纳圆了这一美梦。
柴唐纳是法国的科学家，在工作之余爱摆弄他的照相机。一天晚上，他依旧走进自己的暗室里冲洗照片。可是，无意中发现照片的底片竟溶解在酒精和乙醚的混合液中，并形成了一种很黏稠的液体。
“咦，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黏稠?能不能做人造丝的材料呢?”柴唐纳心中暗暗惊喜，一边轻轻地搅拌，一边仔细观察，他知道，科学界至今还没有解决发明人造丝的难题。同时，他也十分清楚，照片的底片是用硝化不完全的硝化纤维制成的，而硝化纤维里溶化了桑叶、棉花等物质。说不定，这些物质就能制造出人造丝。想到这儿，柴唐纳激动了，决定亲自试验一下。
于是，柴唐纳像卜翁那样，拿来了针管，把这些液体吸进针管里，然后，用针管轻轻地往外挤，“咝——咝——，”针头里果然喷出了一根长长的细丝来。他用手轻轻地一拉，嘿，又轻又结实。
“人造丝，人造丝。”柴唐纳望着自己的杰作，连声自语，“真是想不到啊!我发明了人造丝！”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根人造丝。
由于硝化纤维是一种制造炸药的材料，用它来制造人造丝也相当危险。经过反复试验，柴唐纳终于制成了一种十分安全的硝化纤维，用这种硝化纤维制成的人造丝就不会爆炸了。
1889年，柴唐纳把自己发明的人造丝拿到英国伦敦的国际博览会上参展，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扬。两年以后，柴唐纳创办了第一个人造丝厂。从此，人造丝做成的衣服渐渐流行起来，成为人类服饰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刘徽是我国魏晋时期的杰出数学大师，他为计算圆周率绞尽脑汁。
一次，刘徽看到石匠在加工石头，觉得很有趣，就仔细观察了起来。“原本一块方石，经石匠师傅凿去四角，就变成了八角形的石头。再去八个角，又变成了十六边形。”一斧一斧地凿下去，一块方形石料就被加工成了一根光滑的圆柱。
谁会想到，在一般人看来非常普通的事情，却触发了刘徽智慧的火花。他想：“石匠加工石料的方法，可不可以用在圆周率的研究上呢?”
于是，刘徽采用这个方法，把圆逐渐分割下去。一试果然有效，他发明了亘古未有的“割圆术”。
刘徽沿着割圆术的思路，从圆内接六边形算起，边数依次加倍，相继算出正12边形、正24边形……直到正192边形的面积，得到圆周率π的近似值为3.14；后来，他又算出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更精确的圆周率近似值：π=3.1416。
19世纪的时候，金刚石作为一种名贵的装饰物，深受淑女们的喜爱。她们把金刚石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饰品，佩戴在身上，既为自己增光添彩，也向别人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可是，天然的金刚石产量实在太少，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药店学徒出身的法国化学家莫瓦桑，看到这种情况后在心里想：能不能用人工制造金刚石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呢?那样不就解决供求紧张的问题了吗?他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也很有前景的事业。于是，这位刚登上化学殿堂的年轻人，在化学界同人的异样目光中，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他希望人类能用自己的手把石头变成“金子”。
在当时，人们已经在陨石里发现了石墨和碳，而天然的金刚石里也夹杂着石墨和碳。这就是说，金刚石是石墨和碳在不同的条件下转化成的。莫瓦桑在研究中发现，要使石墨和碳变成金刚石，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压力，而且强力之大，令人吃惊。因此，莫瓦桑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对石墨和碳进行加压，希望它们能够变成金刚石。然而，在对碳和石墨加压中，他发现挤压不行，撞击也不行，一次次失败让他痛苦不堪，一次次失败也让他制造金刚石的意志更为坚定!
后来，他终于想到利用“热胀冷缩”的方法给它加压，这一招果然有效：他设计了一种特殊的装置，在熔化的铁液中掺入少量的碳，使碳和铁液混在一起，然后把烧红的铁液一下子倒入冷水中，水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嘶鸣声，一团团水蒸气迅速升腾着。熔化的铁立即变成了固体，同时，内外产生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压力，使金属铁中的那些碳变成了一颗颗很小的亮晶晶的结晶体——这种新物质，比天然的金刚石黑一点儿，不像天然的金刚石那样闪烁着迷人的光泽，但是硬度比一般的物质强多了，用来打磨其他物体真是绰绰有余。
这就是第一颗人造金刚石。
法国科学院经过慎重论证，立即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惊人的喜讯：贵重的宝石，完全可以用碳作为原料，用人工的方法制造出来!
有了莫瓦桑的创举，人类从此掀开了人造宝石的新篇章！
数学家刘徽在研究球的体积时，用两个直径与球相等的、轴线互相垂直的圆柱从正侧面贯穿球体。这样，球体正好被包含在两个圆柱相贯的公共部分，这个公共部分的外形就像一个既圆又方的盒子，刘徽给它起名为“牟合方盖”。刘徽发现，当用一水平截面去截时，球和“牟合方盖”相应截面积之比总是为π ∶4，这也正好就是球与“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因此，要求出球的体积，只要知道“牟合方盖”的体积就行，但刘徽未能计算出来。
上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祖冲之的儿子——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杰出数学家祖暅之。他沿用了刘徽的思路，反复研究，用实物具体测量，终于发现：在两个等高的立体中做与底平行的截面，若对应处的截面积处处相等，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一原理被称为“祖氏原理”。
运用“祖氏原理”，祖暅之巧妙地计算出了“牟合方盖”的体积，终于得到了球的体积公式，用现代数学公式表述就是：V球=4πR3/3。
龋齿一直是个困扰人类的问题。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古代意大利北部的伊特拉斯坎人用黄金来制作假牙。但直到18世纪为止，这种质地的牙齿仍然非常少见。制作完全适合病人的牙齿相当困难，而且上排假牙也频频脱落。有时戴假牙几乎像蛀牙本身令人疼痛一样糟糕。
为了使口腔顶部的上齿不致脱落，一位名叫福查德的18世纪巴黎牙医首先用钢质弹簧来制作假牙。但即使就这些弹簧来说，很少有装得妥帖的，而且传统的制牙材料——象牙过不了多久就坏了，口腔内还会随之发出一股讨厌的味道。
18世纪后期，法国的牙医们引进了瓷质。整个上排齿和下排齿都可以用单独一块瓷料来模制。这样就制成了一套牢靠、耐用的假牙，可它们仍令人感到不舒服。
直到19世纪40年代之前，佩戴假牙还是令人感到不舒服。接着，美国五金商兼发明家查理·古德伊尔在1844年公布了一种叫做硬橡皮的硬化橡胶新结构。当病人口腔的压印做出来时，可以把硬橡皮模铸成装假牙用的舒适相配的底板。终于，人们能够戴上既舒服又耐用的假牙了。
为了使制作的假牙使用非常合适，牙医要给病人做口腔的精确压印。做这件事的第一个大概是法国人杜布依斯·德·切曼特，他把蜡伸到病人嘴里去做成压印。
1617年，荷兰奥伦治公爵的军队里来了一名22岁的博士生，他就是伟大的数学家笛卡尔。
笛卡尔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名军人，但对数学非常迷恋，尤其想碰一碰古希腊几何三大问题。说起这三大问题，还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
大约是2300多年前，古希腊的第罗斯岛上，一场可怕的瘟疫正在蔓延，人们生活在死亡的恐怖之中。他们来到神庙前祈求：“万能的神啊，请赐予我们平安吧!”谁知神庙里的主人欺骗这些可怜的人们说：“我忠实的信徒们，神在保佑着你们，只要你们把上供的正方体祭坛，在不改变原来形状的情况下，把它的体积增大到原来的两倍，神就会高兴，就能免除你们的灾难。”
濒于死亡的人们听后立即去改造神的祭坛，他们把祭坛的每边长扩充到原来的两倍。但神庙的主人看后说：“这哪里是原来的两倍，这是原来的8倍了。神不高兴啊!”
人们听后赶忙拆了重建，他们把体积改成了原来的两倍，可形状却是一个长方体。神庙的主人训斥道：“该死的信徒们，你们怎么把祭坛的形状改变了呢，这不是戏弄神吗?当心还有更大的瘟疫!”
惊慌失措的人们急忙去找著名的学者柏拉图，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大智者的身上。谁知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无论怎么用起码尺和圆规去画，也同样找不到正确的办法。于是，立方倍积问题便成了一道几何难题。
后来，希腊人又碰到了把一个已知角分成三等分和化圆为方问题(即求一个正方形，使它的面积等于一个已知圆的面积)。
从此，立方倍积、三等分角、化圆为方这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世世代代的数学家，不少人为此呕心沥血，穷毕生精力也找不到答案。这样一直延续了2000年。
笛卡尔认真总结前人的大量经验教训后猜想，古希腊三大几何难题，采用尺和规作图的办法，是不是本来就解答不出呢?应该另找一条道路才是。
1621年，笛卡尔与数学家迈多治等朋友来到巴黎，潜心研究数学问题。
1628年，他又移居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的荷兰，进行长达20年的研究。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一天，疲惫不堪的笛卡尔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思考着数学问题。突然，他眼前一亮，原来，天花板上有一只蜘蛛正忙碌地编织着蛛网。那纵横交错的直线和四周的圆线相交叉一下子启发了他。困扰他多年的“形”和“数”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兴奋地爬了起来，迫不及待地把灵感描绘出来。他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如果在平面上画出两条交叉的直线，假定这两条直线互成直角，那么就出现4个90度的直角。在这4个角的任一个点上设个位置，就可以建立起点的坐标系。
这个发现的基本概念简单到近乎一目了然，但却是数学上的伟大发现。它就是建立了平面上点作为坐标的数(x、y)之间和一一对应关系，进一步构成了平面上点与平面上曲线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从而把数学的两大形态——形与数结合了起来。不仅如此，笛卡尔还用代数方程描述几何图形，用几何图形表示代数方程的计算结果。于是，创造出了用代数方法解几何问题的一门崭新学科——解析几何。
解析几何的诞生，改变了从古希腊以来，延续2000年的代数与几何分离的趋向，从而推动了数学的巨大发展。虽然，笛卡尔在有生之年没有解开古希腊三大几何问题，但他开创的解析几何却给后人提供了一把钥匙。
1837年，数学家万芝尔首先证明了，立方倍积和三等分角两个问题，不能用尺和规去完成。
1882年，林德曼又证明了化圆为方的问题也不能用尺和规来完成。
他们的证明，都是应用了解析几何的原理。
解析几何的重大贡献，还在于它提供了当时科学发展迫切需要的数学工具。17世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天文和航海等科学技术对数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要确定船只在海上的位置，就要确定经纬度；要改善枪炮的性能，就要精确地掌握抛射体的运行规律。所有这些，涉及的已不是常量而是变量。
笛卡尔还是一位哲学家，他用他的科学唯物主义来反对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他的哲学思想影响了整个17世纪。他的著作很多，除数学方面的《方法谈》之外，还有《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论世界》。
1650年，笛卡尔逝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有2500张床位的美国柏西乃尔医院里，医护人员们正忙碌着收治从太平洋前线运来的伤员。
这些伤员中有19名伤兵的伤口严重化脓，身体发着高烧，医生们竭尽全力地抢救着，但救活的希望极其渺茫，伤兵们也痛苦地等待死神的降临。按照惯例，护士小姐拿来了笔和纸，让这些伤兵为亲人留下遗嘱。整个病室笼罩在一种悲痛的气氛当中。
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医生拿来一些淡黄色的粉末，吩咐护士小姐说：“请把这粉末用蒸馏水溶解，给这些伤员注射进去。”这是一种过去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粉末，它给绝望的医生和绝望的伤兵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一种神秘的气氛。19名伤员全都注射完了，医生和护士们怀着忐忑而急切的心情，日夜不离地观察这些伤员。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几天以后，果然出现了奇迹。在这19名被认为必死无疑的伤员中，有12个人慢慢地退了烧，神志恢复清晰，后来完全恢复了健康，陆续走出了医院!
不久，这位年轻的医生又给49名重感染的骨折伤员注射了这种黄色粉末。奇迹再度出现了，有42人的伤口不再流脓，并很快愈合，康复出院了。
整个医院轰动起来，医生、护士和病人都被这神奇粉末的药力惊呆了：自古以来，还没有这么神奇有效的药。
这种奇妙的黄色粉末，就是沿用至今的青霉素。青霉素的发现，开创了人类征服疾病的新纪元。它与原子弹、雷达一起，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三大发明之一。
说起青霉素的发现，还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呢。
1928年的一天，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在化验室里埋头研究流行性感冒时，发现培养葡萄球菌的器皿上长了霉毛。原来，是某些天然霉菌偶然落入器皿里造成的。出于医学家的敏感，弗莱明仔细地观察起来，他惊奇地发现，在霉毛的四周却没有任何细菌生存!这一发现使他兴奋不已。于是，他把这种从“天”上掉下来的霉小心翼翼地取出来研究。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培养出了液态霉，并把它命名为“青霉素”。此后，他深入研究了青霉素对各种细菌的抑制和杀灭作用，又证明了它对人的身体无害。1929年6月，弗莱明把他的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引起了世界不少科学家的注意。
遗憾的是，弗莱明的青霉素培养液中所含的这种杀菌物质青霉素太少，很难提取。加上他当时缺乏生物化学的知识和技术，也未能提取出来。如果直接用培养液治病，一次就要向病人体内注射几千毫升，甚至上万毫升，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当时，在英国的牛津大学里有两个学者，一个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弗罗理，一个是出生于德国的俄国人钱恩。他们组织人力，在弗莱明实验的基础上对液态霉进行过滤、浓缩、提纯、干燥，反复试验，终于在1938年制成了一种棕黄色粉末状的青霉素。其药效极高，即使把它稀释50万倍仍然有杀菌作用。1941年，青霉素首次用于细菌感染的病人，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从此使世界上数以万计的细菌感染者有了生存的希望。
1945年，为了表彰青霉素的发明对人类的贡献，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同时奖给了弗莱明、弗罗理和钱恩三个人，这成为人类医学史上共同协作，取得辉煌成果的佳话。
人体腰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肾脏，别看肾脏体积不大，可是作用相当大。可以说，人体血液过滤、净化的任务，全部由肾脏来承担。
肾脏的生理功能除排泄代谢物，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维持机体内环境恒定外，还有调节内分泌功能。就以血液净化为例，它的作用又是何等重要。我们知道，人体血液中除了红细胞、白细胞外，还有大量的血浆。主要由水分构成的血浆，在血管内形成血液的流动河流。因为有了血浆，血液才能顺畅流通。当身体的细胞把热量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废物。如果让废物累积在机体的组织内，就会损害人的身体，并危及生命。所以细胞把废物送进血液，随着血液流到肾脏，肾脏回收血液中的有用成分，同时把有毒的以及不需要的物质通过尿液排泄出去。肾脏的功能就相当于血液的净化器。不过，这仅是肾脏工作的一部分。
肾脏也会患病。肾脏疾病有很多种，严重的肾脏疾病可引起肾功能衰竭，甚至可置人于死地。
肾脏在人体器官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一旦它出了问题就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危险。因此，许多科学家致力于肾脏病的研究，并致力于人工肾脏的研制。1943年，荷兰医生科尔夫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肾脏，这是首次以机器来代替人体的重要器官。这种人工肾脏的工作，是让病人的血液流过机器内的一个水槽，槽内有一个用胶膜包着木框制成的过滤器。血液中的有毒物质能透过人工肾脏的胶膜渗滤过去，血球和蛋白质则不能通过。这台机器可暂时代替人体的肾脏，以使损坏的肾脏逐渐康复。
不过，人工肾脏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它需要不断完善。1960年，美国外科医生斯克里布纳发明了一种塑料的连接器，这种连接器可以永久性地装进病人的前臂，连接动脉和静脉，使人造肾脏极易与它相连，不会损伤血管。此后的数年之内，已有千万名肾病患者利用人工肾脏进行了透析治疗，以维持生命。很多病人接受了专门的训练后，可以在家做透析。
20世纪70年代后，一些功能性高分子纤维得到迅速发展。新的医用人工肾血透析器以三醋酯中空纤维为材料。这种人工肾脏操作简便、效率高，世界上已有数十万人靠这种人工肾脏生活。
心脏是一个人的命脉所在。心脏位于左胸腔纵隔内，分隔成四腔，即左、右心房，左、右心室，前者由房间膈隔开，后者由室间膈隔开，房室间由心瓣膜分隔，整个心脏由心包膜包裹。心脏本身的营养由主动脉分出的冠状动脉供应。假如人的心脏出了毛病，就好比汽车的发动机出了毛病。
心脏通过内在的有节奏的电脉冲系统向身体各部位输送血液。电脉冲通过神经传遍心脏；神经与心脏肌肉纤维相连，使其收缩。一旦大脑缺乏血液供应数分钟，就会引起永久性损伤，有时甚至会引起死亡。心脏还有一套备用的脉冲系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会接过第一套脉冲系统工作，但是它每分钟产生的心跳次数，不足正常心跳的一半，还不能维持人整个身体的活动。
1862年，英国外科医生沃尔会什最先提出在心跳停止时使用感应电脉冲。过了10年，法国医生德布罗内将一个电极安放在心跳停止的病人皮肤上，把另—个电极握在右手中，同时左手有节奏地轻压病人的胸膛，使心肌收缩。所有这些工作，解决了拯救心脏的部分难题，表明制造人工心脏起搏器是有希望获得成功的。
直至1932年，美国心脏病专家海曼才研制出临床用的第一台有效的心脏起搏器。这个重7.2千克的仪器被他称为“人工心脏起搏器”。海曼从这个大型的起搏器内引出一根导线，通到心脏的表面，或穿过一条静脉通到右心室。这种心脏起搏器问世后，许多病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医学技术发展，使心脏起搏器有了很大的改进，体积大大的缩小，这样就可安放在病人的体内。
可是，不要误以为心脏起搏器可以代替心脏，它不是人工心脏，也不能代替心脏输送血液。它的作用只是产生电脉冲。有的起搏器一直不停地产生电脉冲，有的起搏器只是在自然系统失灵后才产生电脉冲。心脏起搏器由电脉冲来帮助心脏继续工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心脏起搏器不断改进、完善，直至发展成一种很小的电子器件，通常可直接植于胸部的皮肤下。目前，新型的心脏起搏器使用核电池，可持续使用十几年，给病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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