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公共医疗
香港政府确立了“确保不会有市民因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当的医疗服务”的公共医疗理念。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由05-06年度的约276亿元，持续增加至09-10年度的33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9%。09-10年度的医疗预算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4.8%，支出比例仅次于教育和社会福利，从而保证了公立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营和适度发展。
内陆对医疗卫生事业财政投入不足依然存在。我国2009年卫生事业总开支约1.3万亿，仅占GDP的2.3%，低于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要求的3%。在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却仅占47.16万亿GDP总额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
推出全民医保 个人自负最低可达3%
政府提供给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是通过公立医疗机构对就诊市民实行高福利、低收费去实现的。公立医疗机构92%以上的经费由政府以财政预算拨款方式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公立为主导、私立为补充。
港民享受同一标准的公立医疗服务，就诊市民个人自负比例很低，医疗服务项目中个人自负比例最高的仅为成本的19%，最低的为3%。经济困难的市民还可以申请减收或豁免个人支付的费用，费用由香港政府为此“埋单”。
控药价格效果明显 廉署监控无人敢收回扣
香港政府卫生署属下诊所使用的药物及耗材价格，是由政府物流服务署及卫生署，通过投标采购的机制对供货商、价格、药物及耗材进行评估及甄选。
有曾经在香港做过医药代表的业内人士介绍，香港政府药品的集中采购是真正的公开、透明、高效，相关人员专业素质也很高，某种进口药的报价若明显超过生产地的销售价格，立即会遭质疑，甚至淘汰。他说在香港做医药代表很“简单”，只要让医生接受产品的治疗理念，他就愿意用你的药，在各个环节都不需“公关”，也不会有“中间费用”的可能，在廉政公署的严密监控下，没有人敢收取回扣。
医德高尚：行业操守极其严格
医务人员高薪制
公立医院医生属于公务员编制，有可预期的丰厚退休金，受到廉政机构的监控，违者将受到停牌、取消退休金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在ICAC(廉政公署)网站上，可以找到最近几年受到调查的公立医院职员——一名医生因帮助病人在排号时插队而获罪;而另外两位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则因接受殡仪服务提供者约50多万港币的贿赂分别被判入狱18和15个月。
在香港，没有红包，也没有药品回扣，香港医生的收入是固定年薪——为了评估医生的薪酬级别，香港政府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医疗信息系统，医疗管理层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看到任何一个医生的诊疗行为，并据此对医生的级别进行评价，之后，由政府全额支付工资。
良好职业操守：不许医生手指患者
香港的医疗机构在市民心目中有很高的信誉，在那里也从未听说过有“医闹”的出现，更不要说出现患者残杀医生泄愤的事件。一项由国际著名调查机构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的公营机构和政府部门当中，香港市民对香港的医疗制度最有信心，信心指数高达72%。
医生的良好职业操守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在香港，所有医生和病人交谈时都是轻声细语，十分耐心，也不存在医生开大处方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香港医疗界的行业操守非常严格，如果出现违规情况，医生就有可能被拒之于行业门外。在市民参与的诊疗过程中，从未感觉出医生对患者采用命令或训导的语气。医院甚至也有要求“不能用手指任何一位病人，因为那是不礼貌的”。
杜绝“以药养医” 切断利益链
杜绝和斩断了医院、医生利用医疗服务的专业性谋取非正当经济利益的动机和途径。政府的拨款和医管局的统一财务管理等制度使医院没有谋利的压力和动机；固定薪酬制下医生没有开大处方、大验单的必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的药物由医管局中央统筹管理的制度，切断了药商与医院、医生利益链，控制了药品费用增长，使得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支出仅占其所有医疗支出的6%-7%。
内陆医疗行业的做法加剧了医患矛盾，医疗腐败更损害了整个医疗行业的形象。药价依然虚高，药品从出厂价到患者手上，价格翻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与此同时，医生收药品回扣、收红包，医药代表曝光医药用品进入医院的攻关内幕等负面丑闻不断，让整个医疗行业和医生的社会形象和地位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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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有门：解决争端渠道畅通
多渠道“减震器” 让患者有门可诉
香港每家公立医院或诊所都有一名病人联络主任，处理口头或书面的投诉，并会有专人进行调查和跟进。患者若对医疗服务或者质量等方面有不满，可以向院方投诉，而院方则会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进行答复。如果患者不满意答复，可再向中立的公共投诉委员会投诉，或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欧美一些国家，也已经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处置机制：患者可以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第三方仲裁机构的介入，也能给予较为公正的鉴定和判断；医疗机构同样可以通过责任保险等方法，降低自己的职业风险和纠纷成本。
医师保护协会保护医患权益
香港是世界性医师保护协会（Medical Protection Society，MPS）的成员，MPS是以医师为会员的互助机构而非赢利性保险公司，旨在服务医师，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免受侵犯。保护医生，但也把保护病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保医生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目的是保患者，如积极参与对医生的再教育、打击伪劣医疗和揭露庸医，这在客观上就不断会提高会员的医疗水准和荣誉感，有利于保护患者。
回归理性渠道实现患者利益组织化
探索建立患者维权组织的新思路,可以增加患方的话语权,改变医患双方地位不对等的现状,进而有效地解决问题。
在患者利益组织化方面,国外已经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在荷兰,“患者与消费者联盟”及各地的分支机构,都设有“医疗保健投诉办公室”,其主要职能就是为维护病人权益提供组织保障。荷兰民众可以向该办公室反映问题,组织成员除了为患者提供法律和医学咨询外,还帮助消费者向相关部门投诉。联盟成立以来已,已经协助不少医疗事故受害人或家属成功投诉和追讨赔偿。
结束语在美国和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组织，但在内陆绝大多数患者维权仍处于“单打独斗”阶段。
医闹”在中国内陆层出不穷，病根源自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在这方面，号称“世界最好”的香港医疗成为我们参照的一面镜子。因而，借鉴香港的经验来解决医患矛盾，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改善公立医院诊疗条件，增加医疗资源，提高医疗质量，。另一方面，医疗机构须切实提高医疗质量，改进服务态度。此外，建立一个超脱于医院系统的第三方调处机构也尤为重要，让患者的投诉能得到及时处理。只有百姓不再看病难、看病贵，创造有序的就医环境，建立正常的维权渠道，那么“医闹”将不会拥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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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网言论频道 □责编：雷博（实习）汪晓青（实习)
香港医务界将医生的个人荣辱与整个职业群体的荣辱联系在一起。受到社会尊敬的群体，并不意味着享受多大的特权，而是意味着更高水准的自律。“宽容”一个庸医，放任医疗乱象的必然结果是损害整个职业的尊荣，而严于律己的结果是，据调查，香港医务界在所有社会群体中，享受最高的民意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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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香港艺人刘美娟和歌手张崇德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仅26个小时后便夭折，怀疑是接生医生处置错误所致。张氏夫妇9年来一直坚持维权，直到不久前，香港医务委员会才最终裁定接生医生涉及4项罪名，暂停执业两年。
9年来，两人先后投诉医生、聘请律师、求助议员、起诉医院，在此期间又先后养育了两个孩子，细心经营一间音乐学校。虽然他们承受着丧子之痛，内心也一直饱受煎熬，张崇德还因此患上抑郁症，但漫长的维权过程还算平静，他们并没有怨恨医生群体，没有仇恨体制，更没有演变成“医闹”，而是带着伤痛，继续生活，同时笃定地追求正义的结果。
这既有刘美娟夫妇个人修为的原因，也出于他们对香港整体制度的信心。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人们还相信—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正义从来不会缺席，那他们就不会过度焦虑，不会诉诸非常手段。
这种信心的保证，当然来源于香港的种种制度，既有直接涉及医患纠纷处置的制度，也有更大范围内保证整个社会健康运转的机制，例如司法公正、舆论监督等等。
最根本的是香港医生明确的执业和技术规范，哪怕细微到“开药时怎样装袋”、“与病人应该怎样沟通”都有详细的守则。香港曾有医生把两种不同的药片装到同一个袋子里，结果受到投诉而被惩罚。香港还要求医生必须与病人充分沟通，而此次刘美娟的接生医生被控的一个问题是，她在手术前只向病人解释了15秒。
此外还有香港医生将一名产妇的预产期写错，晚了5个月，发现错误后，没有及时改正，也受到了暂停执业3个月的惩罚。前几年香港还制定了新守则，医生若对病人粗言秽语，甚至举止挑衅的，可能被吊销医生资格。
当然，这并不是说香港对医生太苛刻了。制定和维护这些规则的机构，实际上就是主要由医生组成的医委会。香港医务界将医生的个人荣辱与整个职业群体的荣辱联系在一起。受到社会尊敬的群体，并不意味着享受多大的特权，而是意味着更高水准的自律。“宽容”一个庸医，放任医疗乱象的必然结果是损害整个职业的尊荣，而严于律己的结果是，据调查，香港医务界在所有社会群体中，享受最高的民意认可。
除了自我约束，维护职业声誉外，对于受到病人侵犯的医生，由行政机关医院管理局出面代表医生控告侵权的病人。曾有病人因为骂了医生几句，就被判罚1000港元。这也是医生职业具有公共性的一个体现，冒犯了一个医生，相当于冒犯了整个医生职业。
值得注意的是，张氏夫妇维权过程中，香港政府并没有出面“维稳”，接到投诉的议员也没有施加影响，并不是他们不体察“民怨”，而可能因为他们明白，医患纠纷应该交给医委会处置，而不应由专业外的人士“指手画脚”。
另一原因是，医委会被赋予了审理医患纠纷的法定权力，相当于“准法院”，同样也应该受到司法独立原则的保护。即使医委会出于各种原因，有可能拖沓懒政，但维护其独立性是一种更高的价值。动辄干涉的后果必然是侵蚀这个机构的权威性，进而影响纠纷处置的效率和公正性。目前香港医委会每年都会处置成百上千宗医疗纠纷。
9年漫长的维权路终于有了结果，张氏夫妇虽然觉得惩罚太轻了，但仍然表示尊重医委会的专业判断，因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真相，而不是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