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并克服疾病过程中不断积累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它既古老又新兴。古老是指它与人类同开始，源远流长。说它新兴，是指医学发展为科学体系不过四百多年，同时，医学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改变而在日新月异，永无止境。但是，古往今来，由于人们对医学重微观轻宏观的局限，加之普遍性的事物难以概括，古今中外的学者与医者，至今都在从各自的视角探究医学的定义。今天，全球化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社会纷繁复杂，医学和医疗工作受到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科学认知现代医学内涵并实践之，成为医学界和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使命。本文试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医患沟通的视角探索医学本来面目，进而梳理出现代医学的内涵和定义。
1 医学与医疗的历史认知
1．1 医学概念的演变
医学是什么？医者和医疗是什么？古今中外关于它们的论述较多，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其概念与内涵，纵观历史上医学概念的的变化，期望从中能发现共同的规律。
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史就是中医学的发展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名医大家主要有：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邈、陶弘景等人。他们不仅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而且在大量的医学实践经验中形成了观点鲜明的医学思想，并用来指导后来医者。因此，中国古代对医学的认识，尽管没有形成今天教科书式的诠释形式，但在几千年来的中医领域，却留下了一些公认并共同遵守的观点。如认为“医者易也”、“医者意也”、“医者艺也”。说明医学和医术是哲学思辩、观念理论及技艺活动。有认为“医乃仁术”。即表明医学是治伤疗病、救助民众的高尚仁爱技术职业。也有人认为“下医医病、中医医人、大医医国”。在此，强调了医学的社会属性与功能，把治病、保健及与治理国家社会紧密结合起来。还有医家提出“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主张未病先防，防重于治的思想。[1]更有医家根据亲身经验认为“夫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世”，对医者知识结构和社会活动能力等素质提出了基本标准。
此外，古代中医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医学基本思想是“天人相应”，即自然界是“大周天”，人体为“小周天”，“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建构了中医阴阳五行理论，诊治上体现为，着眼整体、辨证施治、调整阴阳，扶正怯邪。[1]
古希腊是古代西方医学的发源地，被后人尊为“医学之父”的医生希波克拉底，是西方医学的奠基人。他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希波克拉底文集》、《希波克拉底箴言》、《希波克拉底誓词》、《论医生》、《论高贵的品行》等。其中，一些名言概括了对医学内涵丰富的理解。如他说：“生命短暂，医术长青，机遇难求，经验常谬，确诊实难。”精练地阐明了医学地位的高尚和重要，同时也说明了医疗活动的艰难和复杂。他说：“医学是艺术，也是技能。”把医学的综合性、实践性以及经验性的特征直观确切的反映出来。他还说：“医生有三个宝：语言、药物和手术刀。”指出医生语言对医疗效果的特别重要性，表现出了对患者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关注。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想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的土、水、风、火四元素组成万物和人体的观念演化而来，他提出了“四体液”说，从整体和普遍联系上看待人与自然，不仅视人身体的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把人与自然和社会视为一体，认为疾病是自然、社会及人的情绪等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和谐调整人的“四体液”可治愈疾病。显然，古代西医与古代中医的医学哲学和治疗思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近代医学的最大特征是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使实验医学认识了生物体的微观世界，人类对疾病对自己的认识进入了细微结构。诊治疾病的方法和手段更加科学更加有效。强大的科技力量注入医学实践中后，生物医学模式不已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了当时医学界公认并影响至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即把人看成类似机器的生物体，诊治疾病只需象“修理”机器那样的程序和方法即可。
现代生产力和科学的高度发展，使现代医学发展趋向为精密、定量、高度分化与综合的庞大科学知识和技术体系。现代医学战胜了许多过去难以治愈的疾病，但却对文明社会中好发的疾病和人的身心疾病办法不多。生物医学模式暴露出了它的弱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应运而生。医学学科间开始相互促进、渗透的同时，又与其它学科相互交叉、融合，医学不仅与其它自然科学交叉，而且还与社会科学交叉。新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医学模式和医学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健康观念的转变。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全新的健康观念：“健康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和医学实践的深入，人们初步认识到医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1．2 医学科学性质的讨论
长期以来，医学科学一直被看作一门单纯的应用技术科学，属自然科学的生物学范畴。理由是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人是生物体的一种，而且医学研究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如人体结构、生理与病理等），医学并不研究人的生产关系等（《辞海》1979年版）。
随着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范围的扩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的会通，许多医学家和科学家对医学的科学性质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德国著名病理学家和社会医学家微耳（R.Virchow）说“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而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医学。”此外，著名的医史学家西格里斯(H.E.Sigerist)也说：“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
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于光远写道：“很明显医学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两个科学门类相结合的科学。因为医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自然界物质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人又是在一定社会种生活的。他的健康和疾病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有些疾病甚至完全是由于社会原因引起的。”[2]从今天观察，于光远的观点指出了医学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符合现代医学整体网络化于社会化发展的现状，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趋势。
1．3 医学与医疗内在联系
医学是人类医疗过程和相关健康研究中形成的知识与理论，医学的主要实践活动就是医疗，古时的医学研究也大多在医疗过程中。因此，医疗是遵循医学理论进行维护人类健康的实践探索。医学与医疗，本质与内涵相同，仅表达形式不同，一般说，有什么样的医学理论知识，就有什么样的医疗活动。
2 现代社会下医学与医疗进化的剖析
2．1 现代社会特征对医学与医疗的影响
第一，市场经济制度给医学与医疗添加了经济利益的砝码。由于把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建设最基本的法则，经济利益成为现代社会的最普遍的追求对象和价值标准[3]。医学与医疗本来那种单纯的技术行为被套上了沉重的经济利益砝码，非医疗技术的经济因素横挡在医疗行为与医患之前，导致医疗行为异化，医患关系紧张。如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为了团体的效益和个人的私利，开大处方，进行不必要的检查、或过度治疗等。如果这些不良的医疗服务行为被纠正或遏制，医疗经济化倾向反而是一种有利于构建医患平等关系的平台，有助于规范医疗行为并改善医患关系。因为医院的医疗市场完全依靠患者的就医，优质的医疗和服务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失去了患者的信任和“惠顾”，就丢失了医疗市场。
第二，民主法制进步为医学与医疗增设了新的权益规则。民主化程度越高，越证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我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促使全社会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人们对自身权益的觉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必然反映到医患关系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医学界意识到医生权力过大的弊病，也意识到患者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满足，还意识到医务人员合理的利益需求。因此，在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都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特别注意维护各自的权益，医方对患者的自主权利的尊重，以及在社会关爱的活动中已开始显现出来。而患者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及行为已非常普遍。
第三，科学技术发展为医学与医疗输入了巨大的能力。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支撑下，医疗技术几乎无所不能，人们对人体和疾病的认知，从整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渐渐深入进去，攻克了许多医学难关，治愈或控制了许多疑难病症，特别是当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克隆技术以及人类基因自测序的实施，人体就像一部已被组装好的精密机器，而医生的任务似乎就是对这部人体机器进行维修，医务人员被高技术所主导，只注重有形的疾患，而忽视人的心理、思想、感情以及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的无形性，医疗行为过分依赖机器的倾向成为全球趋势。
第四，现代生活方式转移了医学与医疗许多目标。当今社会，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疾病已构成了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问题。当物质生活富裕后，由于缺乏必要的卫生保健知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不科学，对健康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心理情绪紧张刺激增加、饮食营养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吸烟饮酒的人增多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因果性疾病发病率增高，成为早亡、致残的重要原因；二是由于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竞争观念增强，就业压力加大，独生子女及离退休职工增多，生活中紧张刺激因素增加，心理情绪反应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引起了一些心身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大量增加。
第五，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医学与医疗趋向无国界。我国已正式加入WTO，国际医疗卫生评价标准、医学教育标准及医疗服务市场规范对国内影响明显，国内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义利的取舍将更加有序化，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我国医疗服务与国际接轨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在医学认识、卫生政策与法规、医疗市场运行、医疗机构管理、医学教育、医疗保险等关键环节上既要有中国国情特色，又要与国际标准相适应。
第六，全球环境恶化使各国高度重视人类健康生存。2005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代表们指出，全球可预防疾病病例中的25％与环境恶化有关。环境恶化影响了健康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健康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又将影响全球环境，医疗资金不足、缺乏基本的和先进的药物与医疗技术是解决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国都高度重视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2．2 现代社会对医学与医疗的新要求
首先是现代人心理与社会需要日益丰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引发了人的需要结构的必然变化，这种变化是从单纯性到丰富性、从动物式的本能需要到真正人的需要的全面进化过程。由于人的社会性和意识能力，纯物质需要已极少存在，人的需要都包含着某种心理、精神或社会的要求。如当今人们需要交往和审美，渴望友谊和同情，人们的衣食住行已不再是单纯的本意了，而是具有了享乐、名誉、审美等新的价值，这些已经积淀为人的内在情感。马斯洛需要理论告诉我们，此时，人还更需要自尊、自主及自我实现，即使在医疗过程中，患者面对医学和医生，这些需要依然表现的十分强烈。
其次，国际组织制定出新的医学相关目标与标准。1977年第30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目标：“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1996年由英国、美国、中国、德国等14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医学教育会议上，对医学目的作出了如下界定：⑴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保护健康；⑵ 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痛苦和疼痛；⑶ 对疾病的保健与治疗，以及对不治之症的保健；⑷避免早死，追求安详死亡[4]。该会上还对二十一世纪医生的基本素质作了规定：⑴医生能促进健康，防止疾病，提供初级卫生保健；⑵医生要有职业道德，热心治病和减轻病人痛苦；⑶医生应是卫生管理人才、病人和社区的代言人；⑷医生应是交际家、有创建的思想家和信息专家；（5）医生应是社会科学、心理行为科学的终身学习者。
显然，上述目标和标准指向最多的不是治病，而是人类如何维护健康和提高生存质量。
3 医患沟通的凸现与内涵
3．1 医患矛盾激发医患沟通的凸现
二十一世纪初，医患沟通出现在我国看似偶然，实为必然，它是医学内在规律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的产物。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步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在走向富裕和文明，人们的观念、心理、需要、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给医患双方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巨大的。医方的思想观念和职业行为不得不随我国国情、市场经济环境及相关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形成医疗“重利”的观念与行为，而患者和社会仍坚守医学“重义”的认识，医患关系骤然紧张，医患矛盾和纠纷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矛盾。
事实上，医患矛盾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美国、日本等国。只是这些国家的法制建设、人文教育、医生条件、国民素质、卫生政策等较我国更有利于解决和缓解医患矛盾。而在我国，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医学界和社会各界都在呼唤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到来。医者和患者站在各自的位置，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了许多融洽医患关系的观点和建议，双方都有着迫切的沟通愿望和需要，然而由于视角和利益的差异，医患双方难以形成共识，难以调解矛盾，并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趋势格格不入，这一社会矛盾给医患双方都带来了重大危害。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医患沟通产生的社会必然性。
3．2 医患沟通的涵义
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社会发展又极为不平衡，法制建设、人文教育、医生条件、国民素质、卫生政策等较西方发达国家明显滞后，医患之间矛盾的背后是多种复杂的因素所致。为更有效地解决我国国情下的医患矛盾和医疗工作中的种种问题，我国医患沟通的内涵定义原则应是：顺应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尊重中国伦理价值观及东方文化背景，卫生宏观与医疗微观相结合，更贴近医学的真谛，更易于实施现代医学模式。
因此，医患沟通的基本含义应为：“医”，狭义指指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广义上指各类医务工作者、卫生管理人员及医疗卫生机构，还包括医学教育工作者。“患”，狭义上指患者和家属亲友及相关单位利益人；广义是指除“医”以外的社会人群。“沟通”的含义是，人与人全方位信息交流所达到的人际间建立共识、分享利益并发展关系的过程[5]。
医患沟通（Doctor-PatientCommunication）的定义是：在医疗卫生和保健工作中，医患双方围绕伤病、诊疗、健康及相关因素等主题，以医方为主导，通过各有特征的全方位信息的多途径交流，科学指引诊疗患者伤病，使医患双方形成共识并建立信任合作关系，达到维护人类健康、促进医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的[6]。
狭义的医患沟通，是指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日常诊疗过程中，与患者及家属就伤病、诊疗、健康及相关因素（如费用、服务等），主要以诊疗和服务的方式进行的沟通交流，它构成了单纯医技与医疗综合服务实践中十分重要的基础环节，也是医患沟通的主要构成。
广义的医患沟通，是指各类医务工作者、卫生管理人员及医疗卫生机构，还包括医学教育工作者，主要围绕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道德与规范、医疗技术与服务标准、医学人才培养等方面，以非诊疗服务的各种方式与社会各界进行的沟通交流。它是由许多未处理好且社会影响较大的医患沟通（关系）个案所引发。如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反映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经医疗行业与社会各界广泛的交流沟通后，大家已认识到这不能归咎医院失职，而是多因素形成的结果。广义的医患沟通产生的社会效益和长久的现实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有利于医患双方个体的信任合作及关系融洽，更重要的是它能推动医学发展和社会进步[5]。
医学界延续着一种自我封闭的历史传统，医务人员以垄断性的专业技能埋头看病，自认为可以不问社会之事，沟通的对象局限在患者和家属间。现代社会中，医患沟通的对象是全民性的，但重点应在医务人员、卫生管理人员及医学教育工作者与患者、家属及利益相关人、媒体人员、政府决策者之间的沟通。今天的医患沟通，特别需要医务卫生人员积极参与政府医疗卫生等宏观决策和法规制定，参与通过媒体进行健康教育等，真正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医患沟通。
3．3 医疗过程中医患沟通的客观需要
其一，是正确诊断疾病的需要。医者与患者主动沟通，首先是为了收集患者尽可能多的疾病相关信息，并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才能作出正确诊断。这里的沟通是以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为主，沟通越多，获得的信息就越全面，诊断正确率就越高，误诊率就越低。可是这些年来，我们一些医生恰恰忽略了做医生的基本原则和技能，忽视获取病史和体检的信息，往往以实验室检查结果的信息作为诊断的主要依据，主观臆断，违反诊断规程，致误诊和漏诊率上升，也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还为医患纠纷埋下了隐患。
其二，是更有效治疗疾病的需要。国内外大量临床事实证明，在患者治疗疾病过程中，也特别需要医患沟通。作用有三：一是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病情是变化的，因此诊断也应是动态的，才能确保治疗是正确和及时的，这就需要医护人员随时与患者和家属沟通，掌握准确的病情信息，不断精确修正诊断并调整治疗方案，以获得优良的疗效；二是告知患者和家属真实病情，维护患者知情权，同时征求患者和家属对治疗方案（包括费用）的选择意见，增强医患合作性与患者的依从性；三是及时对患者和家属施以不断的积极影响和优良的服务，促进医患互动，增强患者信心与抗病能力，减少并发症，增强疗效。
其三，是融洽医患关系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医患关系大大不同于计划经济环境那样单纯。经营、价格、服务、权益、效益、诚信、声誉、法规、证据、管理、新技术、新药物、风险性等等，都是以前医疗过程中所少有的复杂要素，平衡好这些随时都会发生纠纷的因素，需要较强的医患沟通观念和能力，特别要求医院的管理人员建立较科学完善的医患沟通的制度和规范，引导全体医护员工都来融洽医患关系，以构建新型的医患合作信任关系。
其四，是妥善解决医患纠纷的需要。由于医疗过程中的风险和种种不确定因素，医患纠纷古今中外都有，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医患纠纷会一直存在下去。近些年来，国内外许多医疗机构在处理大量医患纠纷的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强化医患沟通（医患关系）机构的职能和人员培训，通过医患沟通的途径妥善解决纠纷，避免矛盾激化[5]。
4 医患沟通思维下的现代医学新内涵
4．1 现代社会下医学与医疗的真谛
所谓真谛，就是真实无谬的道理，是事物的本质内涵。现代医学与医疗的真谛在于：促进全人类的健康，需要全人类的参与，须由医方人员主导。
首先，促进全人类的健康是医学与医疗的基本目的。生命是健康的基础，没有生命焉来健康？长期以来生命价值至高无上占居着主导地位，并规定了医学之目的。即传统的医学目的在于通过治疗伤病而保护和延长人之生命。但在现代社会的今天，物质财富大大增加，却面临许多棘手的新问题，如物欲横流，精神空虚，心身疲惫，环境污染，依赖机器，毒品泛滥等等。人们反思：现代人应该追求什么？人生命的真正价值是一般生存还是健康生活？如今普遍认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终要体现在人健康的生存状态上[6]。由此，健康价值观作为新时代人类的意识觉醒自然走上了医学历史舞台。社会大众对健康的渴求与日俱增，对生活、生存的质量愈加重视，人民的健康需要已成为一种最广泛、最重要的社会需要。此外，健康已被确认为基本的人权，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章程庄严地写着：“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
其次，全人类的共同参与是医学与医疗的前提条件。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使城市化趋势加快，生产和生活消费行为逐步社会化，公共卫生和社会保健的作用日益突出。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已不可能是医生的个人行为，许多疾病和健康问题必须采取社会化措施才能解决，整个社会系统都承担着保健职能[7]。人们日益感到人类具有共同的健康利益，人人享有健康，健康是基本人权的观念已成为全球共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全球性一些高发病、严重传染病的共同防护，更使医学社会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这种趋势自然就形成了全人类参与社会健康工程的不可阻挠的潮流。
医学与医疗由医方人员主导是基本科学方法。作为人类生命科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医学与医疗是非常系统而又复杂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活动，专业性极强。不论是宏观上制定医疗卫生政策和法规与管理，还是微观层面的医学研究、医疗救护、预防保健及医学教育等，都需要有医学专业知识结构和专业背景的医方人员为主导，提供足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沟通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医学与医疗的相关工作。
就医学本身而言，现代医学已基本实现了对人疾病在静态、内部、结构、功能的认知和把握，但是它对人疾病在动态、外部、机能、互动的认知和把握则困难重重，即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技术因素等对人健康的影响。解决这些难题也是现代医学的重大使命，因此更需要在医方的主导下，取得患者（包括正常人）的理解、合作及参与，需要形成医患更紧密更有效的沟通机制，这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4．2 医患沟通是医学实践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
我们不难发现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医学是运动和变化发展的。运动发展的轨迹表现在——医和患（人类）在抗拒疾病中，一直恪守着沟通协作、合作共存、互相影响及互利互惠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共同使医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到精，医学一直伴随着人类经济社会进步在发展和精深。所以，医患沟通是医学与医疗产生和发展的动因之一。现代社会中，医和患又背负着更多更复杂的共同社会因素，现代医学的深入发展更需要医患双方携手共进。这一规律既是医学发展的规律，又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会以任何个人意志而改变。
同时，医患沟通是医学与医疗行动的依据和标准。作为人际沟通的一种类别，医患沟通的信息是有特殊意义的信息。这些信息的传递主要依靠人际间的语言、行为及相关环境等。医患沟通信息的特殊性在于，信息的内涵不仅仅是患者的伤病信息和医者的诊疗信息，还包括与之相关的价值信念、伦理观念、经济利益、法律规章、文化习俗、情感意志等，这些复杂的信息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组成了医患沟通既有人际共性又有人际个性的信息群，并通过语言、行为及环境以多途径多形式进行传递，最终实现医学与医疗的各级目标和目的。
另一方面，医患沟通已构成现代医疗服务过程的动态模式。具体表现为：医与患成为医学与医疗的共同实践者。新环境下医务人员主观和客观都需要患者方面参与医疗过程，获取患者病情信息、选择诊断与治疗方案、选择相关服务及费用等都依赖患者及家属的积极配合。同时，新环境下患方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也迫切要求参与医疗过程。医患双方在沟通中完成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过程，良性沟通是医患都欢迎的操作性强的合作平台，体现了更优化更具体的医学应用动态模式。
4．3 推导现代医学新定义
无数事实证明，医学有显著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我们今天对医学定义的目的，是为了让医务卫生人员和全社会具有新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更科学更有益于现代人健康生存、医学发展、社会和谐。现代人不可能也无必要抽象出人类过去几千年医学的定义并适用于今天，以史为鉴则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应以现代社会的背景与趋势为医学定义的首要依据。因此，根据上述古今中外对医学的评论、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及医患沟通的内涵，我们有理由对现代医学的定义作如下表述：现代医学是研究人类维护身心健康、提高生存质量及延长生命时间的科学体系与实践活动。医学实践以人类共同健康利益为准则，以医务卫生人员为主导，全社会合作参与，融合身心、社会及自然三个环境系统，用自然科学的技术，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行为，通过医学研究、医护伤病、预防保健及医学教育等活动，实现个人健康长寿、国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医学目的。
显然，现代医学的主体，是由生命科学为主多学科的科学知识体系与相关的系统实践活动构成。所谓“维护身心健康、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命时间”就是医学研究和实践的具体目标；“以人类共同健康利益为准则”即为医学实践的道德标准；“以医务卫生人员为主导，全社会人群合作参与，融合身心、社会及自然三个环境系统”则是医学实践的科学方法；“用自然科学的技术，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行为”是医学实践的实施手段；“医学研究、医护伤病、预防保健及医学教育等活动”是医学实践的有效途径；而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个人健康长寿，国家与社会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