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为什么称呼日本人为倭寇？

一，倭和日本人称倭人的由来
日本人被称为“倭”源于中国的汉朝，出自《后汉书》中东汉光武帝刘秀“汉委倭王”的典故。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公元前100年左右，在日本岛建立了100个左右的小国。其中有一个小国向汉朝派遣使臣，东汉光武帝刘秀很高兴，就封日本小国王为“倭王”，并向他们授了印记，使之成为中国的附属国。之所以封日本人为倭王，一是由于当时的日本使者相对汉人又黑又廋又小，二是中国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有爱用蔑视性的称呼的习惯，以此显示天朝的权威。倭字本意是丑陋的、矮小的、琐碎的意思。从此我们称日本国为“倭的奴国”，日本人为“倭人”，对日本的其它一切称呼也都加上个倭字，如：倭傀(古代的丑女)；倭奴(中国旧称日本为倭奴)；倭刀(古时日本所制的佩刀,以锋利著称)；倭股(日本产的缎子)；倭夷(日本海盗)。有的史书干脆把日本人和我们东方周围的少数民族统称为“东夷”。“东夷”也就是“东面的野蛮人”。

二，日本人由倭人改称日本人的原因
中国于汉、魏、晋、南北朝时称日本为倭。其后，倭和日本两名并称〖Japan〗，并逐渐改称为“日本”。隋唐之后，日本开始大规模接受汉文化，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因此对“倭人”称呼越来越反感。再加上崇拜太阳 的传统，开始渐渐喜欢起“日本”这个国号了，于是，向中国皇帝提出改名的请求，中国皇帝答应了。从此，日本人一词开始在中国流行。据历史记载，隋炀帝给日本国书里开始开始“日出之国的天子”的句子。《新唐书》220卷《日本国传》介绍了日本改名的经过：咸亨元年，日本派遣使者，祝贺平定高丽。使者说，学习中国文字后，不喜欢倭的名字，改名为日本，即国家靠近日出的地方。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则明确表示“倭国在武则天皇后时改名日本”。

三，倭寇称呼的由来
到了元、明以后，中国又开始将日本人称为“倭人”，根本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发生的日本强盗入侵事件。这也是“倭”带有贬义意味的根本原因。
《明史》最早将“倭”和“寇”一起使用。在《明太祖实录》一书中，记载了洪武二年倭寇劫掠山东、苏州、崇明的情况。 当然，《明史》中的“倭寇”中的“寇”字，最初是用作是动词的含义，表示“侵犯”。《明史》中大约有60处大半都是像如下的记载：“倭，寇山东临海郡县”（洪武纪卷2），“倭，寇雷州”（洪武纪卷3），“倭，寇福州”（成祖纪卷 6），“倭，寇浙江”（世宗纪卷18），“倭，寇上海”（汤和传卷126），“倭，寇嘉兴”（胡宗宪传205）。 照现代的翻译法，倭寇就是“日本侵略”的意思。由于明朝倭寇影响的巨大和倭寇行为的长期性，长此以往，日本人整体被赋予了坏人的形象。“倭寇”也终于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意思。《明史》中“倭寇”终于作为名词而被使用，这样日本人的形象从“倭寇”到“倭”，渐渐的成为蔑称。

 

四、倭寇在中国沿海的兴起，主要起因是日本内战中一部分武士（尤其是九州、四国地区的）的领主被兼并，他们自己流离失所，大量沦为海寇，于是成群结队到中国沿海来冒险。要说在日本国内有什么强大势力撑腰，没看到过有何证据。倭寇到极盛时期确实动辄以千万计，攻城略地，但这中间很大程度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其一，所谓成千上万的倭寇中，很大部分是“汉奸”，有和倭寇勾结的中国海盗，有趁火打劫的中国地方豪强势力。这种倭寇实际上是以日本职业军人为骨干，中国匪徒为羽翼的混成部队。在戚继光之前平倭最得力的胡宗宪，主要功劳就是打击这些“中国倭寇”。胡曾经设鸿门宴，捉拿了徐海、陈东、麻叶等几个最大的中国倭寇头子，随即攻陷他们的城堡，很长时间搞得正宗的倭寇失去了内应，进退失据。其二，中国军民过于文弱，战斗力低下。有一则令人非常痛心的记载：十几二十个倭寇（日本人）登陆之后四处流窜，绕着南京城外围杀了一圈，所过之处，鸡犬不宁，总计杀伤中国军民竟然上千。虽然最后被围歼，但这样的记录真是耻辱。日本倭寇的战斗力确实很强，比正规明军高明得多。名义上是官兵打强盗，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日本的职业军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语）。戚继光平倭的方针是用江浙“苦大仇深”的本地人，练出一支几乎是私人所有的精兵，听话而效死力，比正规军指挥得力。在战术上戚继光是个天才，发明了类似近代的小分队协作战法。比如他的“鸳鸯阵”，并不是什么大阵势，而是十来个人一组，前面几人用丈多长的“狼筅”（削尖的大毛竹）扫荡，后面的藤牌手保护，勾镰枪和刀手擒拿斩杀。这样的分工协同战术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足以弥补中国方面单兵战斗力的劣势。尤其是在江浙沿海的地形条件下，大多是短兵相接的步战，倭寇的主要武器是比较短的日本刀，戚家军的战术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一抓一个准。十几年中戚、俞（大猷）的军队几乎把沿海倭寇的主力斩杀殆尽，水师方面又攻陷了倭寇的海上巢穴，于是戚继光之后，倭寇遂平。直到朝鲜战争，中日军队才又对阵疆场。 

 

五、抗倭英雄戚继光、俞大猷(拼音:yóu)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一起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龙延、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倭寇在距宁德5公里的横屿，凭险固守，官军与倭寇相持一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筑营固守，互为声援，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斩首2600。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戚家军进入兴化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朝将领刘灦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　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嘉靖四十一年底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杀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才弃空城退出，经岐头攻陷平海卫（今莆田县平海），以此为巢，四出骚扰。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朝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道抗击闽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在攻击平海卫倭寇的战斗中，戚家军为中军，担任正面进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从两翼配合攻击。二十一日，戚家军以胡守仁部为前导分兵三路，以火器打乱了倭贼前锋骑兵，乘势发动猛攻，俞、刘二部从两翼投入战斗。倭寇三面受敌，狼狈窜回老巢。三路明军乘胜追击，将敌人围困于巢中，并借风火攻，荡平了倭巢。此战只用了四五个小时，歼倭2000多人，解救被掳男女3000多人，明军收复兴化城。平海卫之战后，戚继光又率部消灭了原侵扰政和、寿宁的倭寇。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相继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和漳浦蔡不岭，斩获颇多。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余倭逃往广东。至此，福建倭患基本平定。

　　俞大猷也是一位抗倭英雄。在福建境内的倭寇被平定后，广东倭患严重。广东的倭寇主要是由俞大猷平定的。他在任广东总兵前，就招收过漳州农民武装6000人，到广东之后，先后调汀、漳等地军队1．4万人到广东，其主要部分就是他在福建招收的那支队伍，到广东后，俞大猷又招募和组织农民武装力量，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获得很大成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海丰附近的战斗中，农民武装花腰蜂等英勇杀敌，取得了胜利。俞大猷领导广东军民歼灭了广东境内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这是爱国军民共同奋战的结果。

　　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反而驱使沿海居民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与倭寇内外勾结，为害颇大。嘉靖末年，比较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政府解除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到明穆宗隆庆时，明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对外通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正常的海上贸易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