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们每个人的师长，《论语》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食粮。每个人只要打开论语，就会有他的一份“心得”，而我在孔子身上看到的主要是一种强大的“道德力”。
道德会是一种力量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人们往往会忽视道德的作用，只看到道德的无聊，这是什么原因呢？打个比方来说，萝卜、白菜、米粥是很健康很养生的东西，但人们只晓得它们味道寡淡，不太记得把自己的健康归功于它们，反而对那些治病的药材感恩戴德。其实，道德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如同那些朴实无华的营养，是我们平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野合”而生的圣人
孔子的祖先孔父嘉本是宋国宗室，因已出“五服”，遂自改为孔氏。据历史记载，孔父嘉的妻子非常漂亮，华父督为了得到她，杀害了孔父嘉，孔氏后代防叔畏惧华氏而逃到鲁国，遂为鲁国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是字，纥是名，孔纥即为孔子生父。
叔梁纥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力大如虎，勇猛过人。鲁襄公十年，诸侯的“多国联军”进攻偪阳。鲁国先头部队刚进入城门，守城门的人突然把城门悬吊的闸门放了下来，企图把鲁军前后分开，分别歼灭。这时，已经年过五旬的叔梁纥用双手托起沉重的闸门，使鲁国军队得以撤回，立下了大功。
7年后，齐国将领高厚率军包围了鲁大夫臧纥的防邑。叔梁纥便带领着臧畴、臧贾和甲兵三百人, 保卫着臧纥连夜冲出了齐国军队的包围。后来, 齐军攻城不下, 只好退走。由此, 叔梁纥又为鲁国立了一次大功，从此以勇力闻名于诸侯。
凯旋后的叔梁纥由武士升为陬邑大夫。此时的叔梁纥已经年过花甲，他有正妻施氏，为他生了九个女儿；还有一个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字伯尼。伯尼就是孔子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以孔子字“仲尼”。“仲”也就是排行第二的意思，这也是“孔老二”一说的来源。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此为“孔子是个私生子”之说的滥觞，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思想开放的年代，人们更是愿意对此津津乐道，并且声称：即使认定孔子是私生子，于其伟大也无损一丝一毫。
其实关于“野合”这个词的理解，关键在于对这两个字合解还是单解。
“野合”一词在当代语境下是指野外的性关系。伟大的司马迁在记述伟大的孔子（尽管他对儒家并不完全认同，但还是把孔子放入“世家”）的生平时，想必不会无聊到去记述这个细节吧？所以这种理解明显是浅薄文人们对圣人的一种解构狂欢。
在《史记》成书的汉代，“野合”一词尚未组合成词。单个来看，“野”有“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山野”和“粗陋”之意；“合”在两性关系的范围内，也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交合，一个是合婚。因此，“野合”的意思应该不是“山野里的交合”，而是“不合仪礼的婚姻”。意思是叔梁纥与颜氏女之间是一种非正常的婚姻，不合常规的礼仪，所以叫做“野合”。
为什么二人的婚姻会不合常仪呢？又是一种怎样不合常理的情形和尺度呢？
根据《周礼》，升为大夫后叔梁纥还可以再纳一妾，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叔梁纥选的颜氏女是颜家待嫁女中的最幼者？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是正常的议婚，那么女方可能不会同意违背常理，在两个姐姐尚未谈婚论嫁的时候先把小妹嫁给年老的叔梁纥。如果说是两情相悦的私情，则于年轻的颜征在来说，也令人费解。
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是，叔梁纥动用了非正常手段获得了这个女人，而仅给了她一个粗陋的婚礼，这迫使司马迁在记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得不以“野合”来修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颜氏女在怀孕后，夫妻两人曾一起向尼山祈祷，这也说明他们并非露水姻缘。
孔子三岁时，父亲就死了。按照当时的礼仪，孤儿寡母也无权过问葬礼的情况。不过，孔子小时候就喜欢做一些与祭祀相关的游戏，说明母子二人的身份并不是很遭人指摘的。所以孔子只是地位较低的庶出而已，并不是尴尬的私生子。
为了赡养寡母，年轻的孔子做过很多低贱的工作。他继承了父亲的体魄，身材很高，“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这个身高折算下来，几乎快接近姚明了。但孔子没有去从事武力，而是以恢复“周文”为人生目的。
勇猛的政客
我们在孔子的画像中看到的总是一个宽厚的长者形象，但要知道，孔子对人对事宽容豁达，但绝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子贡问孔子：“满乡村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子贡便又问：“满乡村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最好是满乡村的好人都喜欢他，满乡村的坏人都厌恶他。”而且，他还痛心疾首地感慨：“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所谓的“乡原”，就是指没有原则立场的人，不能对恶进行合理的抗争。孔子认为这种人不仅不是道德高尚的人，反而是道德的败坏者。这位谦和的孔夫子，在执政的时候，也拿得出他威猛的一面。
孔子是有强烈政治理想的，甚至为此曾一度几乎失去理智。
鲁定公八年，大夫公山弗扰据费邑以发动叛乱，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去。子路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建设一个东方的西周。”
还有一次，佛肸召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据中牟反叛，您却要去，这如何解释呢？”孔子说：“是的，我有过这样的话。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苦味的葫芦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给人吃呢？”
然而，这两件事都没有什么结果，孔子也只是尽心而已。孔子仕途上最大的机遇还是来自鲁国。
当时，鲁国政权已经被季孙氏、叔孙氏和仲孙氏掌控。虽然废掉国君的恶性事件尚未在诸侯国中出现，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化，政局的分崩离析，诸侯之间的恶性攻杀已经是山雨欲来了。孔子主张尊崇王室，维护安定与统一，在外交和内政上他也勉力而为。
夹谷之会初次显露了孔子的外交能力。定公十年，鲁定公和齐景公在夹谷会见，时任大司寇（相当于公安部长）的孔子担任司礼官。
大臣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懂得礼仪，但是没有勇气，如果派莱人（当时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能够如愿。”齐景公听从了犁弥的话。
剑拔弩张之际，孔子带着鲁定公往后退，并说：“士兵们快拿起武器冲上去！两国国君友好会见，而华夏之地以外的莱人却用武力来捣乱，这不是齐国国君命令诸侯会合的本意。”齐景公听了这番话后，急忙叫莱人避开。
即将举行盟誓时，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了这样的话：“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如果不派三百辆兵车跟随我们，就按此盟誓惩罚。”孔子作揖回答说：“如果你们不归还我们汶水北岸的土地，我们就不履行这一条。”几个月后，齐国人向鲁国归还了郓邑、瓘邑和龟阴邑的土地。
夹谷之会，展现了孔子面对强权时候的勇猛与机智，倘使不是在对抗“三桓”时稍嫌躁进，鲁国很可能会在他的管理下获得长治久安。三桓(即季、叔、孟三家)在鲁国的势力很大，能将国君鲁昭公驱逐出境(以致鲁国七年无国君) ，昭公死在国外，三家共立的是鲁定公。公元前498年，53岁的孔子出任代理国相，在诛杀少正卯，扫清了执政的舆论阻碍后，力劝鲁定公拆毁“三都”的城墙。他认为鲁国三大家族季孙、叔孙、孟孙的巢穴费城、郈城、成城, 都不合周礼, 应予拆除。此举实际上是投石问路，是彻底改变三大家族把持朝政现状的先声。三大家族之所以支持了此次行动，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苦于为控制封邑的家臣所制，“铲除家臣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毁去邑城，以免他们盘踞”[1]。在子路指挥之下，兵士们捣毁了费城；郈城主动自行毁坏，但最终却遭到了成城的暴力抵抗，由于成城以齐国将趁机入侵为威胁，最终鲁定公只得不了了之。这就是孔子当政近三年难能可贵的大动作, 即有名的“堕三都”之举。
孔子“堕三都”行为的实质，是矛头直指三桓，有“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的人格魅力。三家为孔子而废掉二城，事后也没有联合起来杀掉孔子，还是说明了孔子的道德威慑力。
齐国向鲁国送了美女和宝马，季孙氏与鲁定公一起享乐，替季孙氏代理国相的孔子受到定公的冷落；加上“三桓”势力联合的排挤和威胁，孔子不得不走上漫长的流浪之路。季孙氏的晚年，鲁国朝政日益败坏，季孙氏还派儿子请孔子归国执政。要不是孔子打击邪恶势力的勇气一流，也不会被这个一生的政治对手如此敬重。
[1]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页。
严肃而机敏的教师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只是一个为人师表的“夫子”，尽管“孔子弟子三千”之说并不可信，但长年追随孔子的弟子应有70余人。“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1]尽管学者此说未必公允，但孔子传述主导乃是“臣道”，应该是个事实。“老子者，君人南面之术。孔子之教，察于人伦，明于庶物，臣之所操也。”[2]就其大要而言，这些话是有道理的，对于负责社会事务的中坚阶层而言，《论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精神财富。
孔子早年有志于安定天下，很多弟子都跟着他周游各国。年长一拨的弟子，如子路、冉有、子贡等人多有政治抱负；年轻一代的弟子，如子游、子夏、曾参和子张等人则多继承了他的学术事业。
孔子提倡“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但更强调一切都应该以“学”为根基。他很谦虚地说：论心境淡泊道德高尚，我不如颜回，但要论好学，恐怕很少有人赶得上我。在学习上的进取精神是孔子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种对于学问真心的热爱和追求一直感发着弟子。人的精神兴奋就不会生病，从学习中不断获得愉悦，这也是孔子的养生之道。
发愤学习的精神使孔子能够有敏锐的洞察力、思辨力、逻辑推理力，从而团结起这些背景不同、性格各异的弟子。
孔子非常看重弟子的本性。《孔子家语》中有一个故事。孔子师徒困厄于陈、蔡之间的时候，子贡好不客易弄了点米回来，交给颜回做饭。饭刚熟，颜回从锅里抓了一把吃。子贡不巧望见了，以为颜回偷吃，就告诉孔子，怀疑颜回在极端穷困的情势下改变了志节。颜回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对于子贡亲眼目赌的事实，孔子没有轻易表态下结论，说：“大概有什么缘故吧，我了解一下。”于是委婉地对颜回说：“我梦见了祖先，你不是做了饭吗，我要用饭来祭祀。颜回急忙说：“刚才有一块灰尘掉进了饭里，那团饭脏了，扔掉又可惜，我就把它吃了，饭不干净，不能祭祀。”真相大白！孔子以细致的调查透过“窃食”的表象得到了真实情况。对待那些不成器的弟子，孔子也会严厉地教训。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守孝三年”的说法，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缘故，其实孔子曾经解释过的。他有一个弟子叫做宰我，有一次宰我向孔子请教说：“我觉得三年的丧期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为礼乐之事，必定礼乐废弛。守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守丧一年，你就开始好吃好穿地供养自己，你觉得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啊，有什么不心安的！”孔子说：“你如果心安你就去干吧！”宰我走后，孔子跟其他弟子说：“我长到三岁才离开父母的怀抱，正是为了报答三年的养育之恩，才谨守三年守丧的要求，这哪里是固定要求的繁文缛节啊，这只是发乎于情的礼仪啊！”“很明显，孔子的确想通过‘在政府中任职’来影响更大范围的社会，然而，他得出的看法可能是其真实的感受。为恢复政府权威的道德基础所需要的基本品质，将会在家庭关系之中发现”。[3]孔子的学术，最终从对社会政治的直接改造走向了以家庭伦理为视点的文化重构。
宰我大白天的睡大觉。古人一日两餐，日升而起、日落而息，白天睡觉是不可原谅的。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意思是把宰予比作无可救药的朽木和粪墙。孔子还揭露了宰予言行不一的缺点，并发誓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决定要对人的言行进行名实之间的核查。
当然，孔子在与学生们亦师亦友的相处中，有时候也不免尴尬。孔子带着子路和其他学生们一起出去周游，被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没饭吃了，饿了好几天，孔子还叫学生们在树下练习作揖。子路终于火了，他找到孔子说：老师，君子也有这样的穷途末路吗？孔子估计当时也挺紧张和尴尬的，但是孔子毕竟是老教师了，反应很巧妙。孔子说：君子嘛，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只有小人才受不了这样的局面，什么下三滥的事都做得出来呢！言外之意是子路在这样的情形下质问老师是不“君子”的。这时候子路的君子意识还是起了作用，他没有继续闹下去。
“乐”文化也是孔子所着力倡导的，他强调音乐对政治和伦理的感染作用，自己也是个音乐的爱好者。他很强调音乐行为中所蕴含的秩序感和节制美，这对于“礼崩乐坏”的当代统治来说，肯定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因为他们经常过格地享乐，但有时候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形。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游追随孔子，孔子教育他音乐对行为具有陶冶作用，后来子游在一个小地方做长官，也弄出一片弦歌之声，刚好被孔子看到。孔子禁不住抿嘴乐了起来，还冲口而出：杀鸡用得着牛刀吗？意思是太小题大做了，这个小地方一本正经地弄那些干什么，真是太教条了。子游说：咦？不是您跟我说：礼乐里的东西好啊，君子知道了会更加关爱别人，小人知道了会比较容易被驱使，所以我才这样啊！孔子一听，不好意思了，但是他老人家还是有办法。孔子点着其他人说：你们听好了，子游说得对啊，之前我只不过跟他开个玩笑罢了。
“总体说来，《论语》把很多篇幅用于描述孔子与其门徒的关系，而这里，我们就要接触大师-门徒关系这个更为普遍的话题……大师的通见也许并不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完全融贯一致。事实上，可能含有许多在遭遇到不友好的反对意见时他的门徒不得不加以论辩的、尚未解决的模棱两可与晦涩之处，而且，现实本身也可能要比大师的通见更为丰富”。[4]可以说，若没有弟子们的反馈和发明，孔子的思想也不会发展得如此完善。
[1]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2]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3]（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4]（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性格各异的孔门弟子
在孔门中，有登堂弟子和入室弟子之分。真正能够接近孔子，直接聆听教诲的登堂弟子，其实只有子路、子贡、颜回、子游等几个。外围的弟子们经常需要经过这几个亲近弟子的转述来求得学问。
子路比孔子小9岁，是孔子最大的弟子，也是孔子非常喜爱的一位高足，但他的性格与孔子截然不同，勇敢而又冒失，是一位轻视书本的武夫。
子路年轻的时候，身着奇装异服，头上戴着雄鸡羽毛装饰的帽子，是个莽撞的小流氓。子路好与人斗勇，曾经“凌暴”孔子，也就是欺负孔子。孔子用儒家思想诱导子路，使他归于自己门下，成为得力的门徒。孔子喜欢他，说自从子路来到我的门下，再也听不到恶语了；还说儒道推行得不顺利，真想隐居到海外去，但只带着子路一个人。估计子路是那种只许自己冲撞老师，但决不允许别人说老师半点坏话的人。
子路性格粗鲁，但是非分明，也有非常憨厚可爱的一面。孔子去见当时著名的美人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知道了就很不高兴，因为这个南子“美而淫”，弄得卫国政局混乱，导致国君与太子不和。子路的不满，也逼得孔子赌咒发誓地说自己没有别的心思。对于孔子的日常教诲，子路觉得做起来非常难，于是他就“唯恐有闻”，假装听不到，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令人感到可爱又可笑，孔子对此也无可奈何，很担心他因此会学问不通透，最后闯祸。
孔子归居于鲁国，子路留在卫国，成为大夫孔悝的家臣。卫灵公死后，流亡太子勾结孔悝作乱，赶走了即位的自己亲生儿子卫出公，是为卫庄公。子路听到变乱后，从城外慌忙赶回，打算焚毁国君和孔悝所在的高台。孔悝派勇士下来攻击子路，打斗中子路的帽缨被砍断。子路想起“君子死而冠不免”的话，于是放下兵器去整理帽子，结果在这个时候被人砍成肉酱。
孔子听到卫国内乱的消息后，就预感到性格鲁莽的子路将要出事。果然，噩耗不久就传来了。这对于年老的孔子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孔门的另外两个有名的弟子就是颜回和子贡。颜回和子贡的性格就很能相映生辉。如果我们把孔门团队简化为孔子、颜回、子贡、子路四个，那正好和《西游记》中唐僧、沙僧、八戒、悟空这个团队一一对应。团队的协作和运行规律有很多有趣的一致之处。
从个性上看，颜回不爱说话，老师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从来不反驳；子贡却能言善辩，向老师请教问题时常常刨根问底。从生活水平上看，颜回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子贡却不安守本分，常常游走在曹国与鲁国之间，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通过贱买贵卖的手段，去囤积居奇，最终成为巨富。
两个学生中，孔子非常明显地偏爱颜回。这是因为颜回能够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室”，别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艰苦，颜回却能乐在其中。只有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充实的精神生活，才能忍受物质生活的贫乏。这一点，显然只有君子才能够做到！在孔子看来，颜回是他最好学的学生，在道德上差不多达到完善的程度，可惜短命死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好学的学生了。
子贡就没那么幸运了，孔子不是特别看好他。有时候，甚至是没什么理由的。一次，子贡对孔子说：“我不想别人欺负我，我也不想欺负别人。”这种观念本来非常符合儒家的生存原则，孔子却直截了当地说：“子贡呀，这不是你能做到的。”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之后，子贡跑去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是可贵的瑚琏（古代宗庙里祭祀时用来盛粮食的器具）之器。”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喻为瑚琏，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立朝执政的才能。不过，子贡大概忘了，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叫“君子不器”。当然，孔子对待子贡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儒者对待商人的态度。
当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强一些”的时候，子贡非常谦虚地回答：“我怎么敢和颜回比呢？他听到一件事，可以推演知道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演知道两件事。”孔子对这个答案非常满意，认为子贡是有自知之明的人。
与孔子其他的崇拜者不同，子贡最初对孔子并不是那么信服的。相传，子贡曾经说过，他追随孔子学习了一年，觉得自己已经超过孔子的水平；追随孔子两年，觉得自已和孔子也差不多；追随孔子三年，则深深感觉到自已远远不如孔子。
这段记载和许多我们熟知的故事一样，应该出自后人的附会。不过，这段故事中所反映的心态倒是很真实。伟人的想法往往与常人不同，可以从不同角度与侧面予以解读。孔子的另一位高足颜渊就曾经感叹地说：“老师的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看看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虽然老师的学问这样高深和难以琢磨，但是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又用一定的礼节来约束我们的行为，使我们想停止学习都不行。”
经过了孔子的多方调教，子贡成长得很快，孔子对他的成长也感到非常欣慰。在评价子贡的时候，孔子用了一个“达”字，也就是通达的意思。正是有了这样的心态，子贡才能开拓思路，在诸侯国之间游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
齐国的田常打算作乱，因忌惮国中的几位名将，于是命令他们去征伐鲁国。在外的孔子认为鲁国是“父母之邦”，于是命令子贡去各国斡旋。子贡先是私下会见了田常。他跟田常说：“鲁国弱小，攻则必胜；吴国强大，不如攻吴。”田常火了，说：“您怎么叫我放着胜仗不打，去打败仗啊？”子贡说：“对于您自己来说，败仗才有好处。败仗可以削弱国君与几位将军的力量，您才有机会做大事啊！”田常深以为然，但顾虑无故调兵攻吴会招致猜疑。子贡于是承诺说服吴国发兵救鲁，给齐鲁交战一个正当的借口。子贡又跑去对吴王说：如果齐国吞并鲁国，受威胁的就是吴国了，恳请大王发兵救鲁。吴王夫差虽有出出风头的意向，但忌惮的确是后院起火，因为越国是自己的心腹之患。于是子贡又去说服勾践，叫他派兵配合夫差攻齐，以解除吴王的疑虑，子贡向勾践预言吴必胜齐，然后必然攻晋，攻晋则必败，这样才能给越国复国的机会。
越王大喜，言听计从。正如子贡所料，夫差破齐，攻晋时却吃了败仗。这边勾践攻破吴国，夫差回兵来救，大败于五湖，自己被越国军队杀死。在这一番复杂的军事角逐中，鲁国也得以保全。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外交上，恐怕再也没有这么精彩的案例了。
子贡时刻不忘维护孔子的绝对权威地位。孔子在各诸侯国君的眼中是尊而不重的，子贡却渐渐成为政坛与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因此卫国和鲁国的很多大夫都当面或背后议论过师生二人，而且大有抬举子贡压倒孔子的势头。对于这种言论，子贡说：“拿房屋的围墙作个比喻：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谁都可以探望到房屋的美好。我老师的围墙却有几丈高，找不到大门走进去，也就看不到他那宗庙的雄伟，房屋的多种多样。鉴于老师那么高的修养，能够找到大门的人或许不多吧！”
当其他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孔子学说的价值时，子贡却清醒地预见到孔子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他并没有因为别人的几句闲话而沾沾自喜，反而一再强调“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贡把孔子比作日月，比作天，是无法超越的。我们也可以设想，倘若子贡真的没有准确定位，而是越位到以为自己真的比老师还优秀，那么子贡留给历史画卷的将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跳梁小丑。相反，子贡积极奔走，尽心竭力地宣传孔子的学说，在维护孔子权威地位的同时，也赢得了其他弟子和后人的无限尊敬。
子贡是儒商的鼻祖，《史记·仲尼弟子世家》里说他“亿则屡中”，也就是做生意总是很成功。在后世，儒和商好像是势同水火，其实在孔子那里，他并没有直接反对商业的言辞，只是没有必要涉及而已。“孔子的主张，当然也有其缺点，当然也有些是受时空的限制，但是有许多人们以为的弊病，例如说轻农轻商，那并不是孔子的过错，他也并不是轻视这些，而是在他的教学中，他认为用不到这些”。[1]当前的社会，人们很推崇儒商，其实知识分子经商鲜有成功，在他的专业培养里，没有多少商业智慧，子贡商业上的成功也没有多少老师教导的成分。我认为倒是应该提倡“商儒”，经济上成功了，再做文化事业其实是没有多少难度的。
[1]赵雅博：《十子批判》，台北星光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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