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放
元宵的“闹”，是多种节俗形式的合奏。最突出的是声音与色彩。
“一年明月打头圆”，元夜良宵，月光如水。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民俗生活中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元宵的“闹”，是多种节俗形式的合奏。最突出的是声音与色彩。
听音声
元宵节的喧闹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以锣鼓为主的响器声。锣鼓是庆祝节日必备的道具，节日气氛的营造离不开锣鼓，正月十五是春节的高潮，锣鼓敲得更响。像清代苏州，“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顾禄《清嘉录》卷一）。
二是歌舞游乐的人声。元宵节是民间歌舞的盛大演出日，除一般通行的舞龙、舞狮的节目外，南北地方在元宵节期间都献演乡村戏剧，北方的秧歌戏，南方的花鼓戏、采茶戏都是元宵常演的剧目。锣鼓喧闹、歌舞杂戏是元宵节俗的主要“声”源。
看色彩
元宵是色彩鲜明的节日，元宵的色彩除了游人、表演者的衣着打扮华丽光鲜外，主要是灯饰。灯是元宵的主要节俗标志之一，人们常以灯节名之。
元宵张灯习俗起源早，流布广。它来源于上古以火驱疫的巫术活动，后世民间正月十五以火把照田，持火把上山等就部分地保存了这一习俗的古旧形态。随着佛家燃灯祭祀的风习流播中土，元宵燃火夜游的古俗，逐渐演变为元宵张灯的习俗。
元宵张灯习俗与城市夜生活的兴起同样有着密切关系，市井民俗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好奇慕异。隋唐以前正月十五夜张灯的记述很少。到了隋朝，正月十五夜已经成为不眠之夜。
张灯习俗的大扩展是在唐宋时期，唐朝不仅在京城制作高达80尺、光映百里的“百枝灯树”（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还将张灯时间延至三夜，十四、十五、十六三夜取消了通常的宵禁，让人们彻夜自由往来，所谓“金吾不禁”。“元宵”作为节名大约出现在唐代，韩偓有诗为证：“元宵清景亚元正，丝雨霏霏向晚倾。”（《玉山樵人集元夜即席诗》）
宋朝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张灯的时间也由三夜扩展到五夜。新增十七、十八两夜，最初只限于京师开封府，后来地方州郡纷纷效法，成为通例。宋朝灯笼制作较唐朝更为华丽奇巧，灯品繁多，元宵灯市琳琅满目。
宋元易代之后，元宵依然传承，不过灯节如其他聚众娱乐的节日一样受到政府限制。明代全面复兴宋制，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民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十五日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是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花灯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
元宵的色彩还表现在飞腾的焰火上。焰火，也叫烟火，兴起于宋朝，当时皇宫观灯的高潮是施放烟火。明清焰火品类繁多，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盆落月等，“竞巧争奇”，焰火施放时呈现出一派“银花火树，光彩照人”的艳丽场景。民间同样“架鳌山，烧旺火，张灯放花，群相宴饮”，名之为“闹元宵”。
元宵的声响与色彩共同烘托着元宵节日的气氛。正是这样热闹的场景吸引着乡村、城市的居民，他们纷纷走出家门，看戏、逛灯、走百病、闹夜，连平日隐藏深闺的女子这时也有了难得的出游机会。“男妇嬉游”是元宵特出的人文景观。司马光是有名的礼法之士，他的夫人在元宵夜打扮着准备出门看灯，司马光说：“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说：“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某是鬼耶？！”“看人”，的确是宋明以后传统社会中稀见的机会，平时限制在各自的封闭的时空中的人们，是难得有聚会的日子。正月元宵是一年中唯一的“狂欢”节，人们在这一阶段打破日常的秩序的约束，实现着本性的感官的愉悦。人们祈求婚姻的美满，子嗣绵延，身体的康健与年岁的丰收。
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在城市元宵喧闹尤为热烈，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狂欢精神。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当代，传统元宵所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逐渐失去了共同的精神兴趣，繁复的节俗已简化为“吃元宵”的食俗。其实元宵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民族节日，它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就其社会娱乐的形式看，就有着充分利用的文化价值，在当今日益个性化的社会生活中，如果我们利用元宵这一文化资源，有意识地为城市居民展拓社交娱乐的空间，鼓励广大市民的参与，让传统的“闹元宵”变成城市社区的“狂欢节”，这对于活跃民族精神、稳固社会秩序大概会有其特别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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