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优宋劣”论浅谈

李辉耀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源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明代杨慎也说：“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升庵诗话》）他们认为唐人重抒情，宋人主说理。后世众多论诗者便形成一种观念：诗歌要缘情，言情之诗才是好诗，情是诗之本；诗因说理而格调低下，失诗之真；宋诗多说理，所以宋诗劣于唐诗云云。我不赞同这种扬唐抑宋的观点。

一、这是有些诗评者对诗歌本质认知上产生的偏差所致

《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里说的“志”是指人内心的思想、意愿、感情。诗是诗人内心志意的抒发与情感的流露，“诗言志”其本义就是诗言情、诗言意，情志并提，两相联系。诗既可用来写景、咏物、抒情，也可用来叙事、状物、说理。所以说，“理”与“情”在诗歌的原初意义里，是可共存而非对立的，感物吟志，情物交融，情志并重，不必言此而废彼。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难道不是既抒情又言志，抒情言志两者相联系？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难道不是既言志又抒情？难道就没有形象？唐诗中的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你说是言情，还是在言理论事？宋诗中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你说是在言理，还是在抒情？我认为都是。宋代以降，“扬唐抑宋”者认为“唐人以情替汉魏之骨，宋人以意夺唐人之情”，只认同诗歌的本质应该是“情”，偏废了诗本质意义中“理”、“意”、“骨”的成分，将本来“情志合一”的“志”缩小为“诗缘情而绮靡”的诗论主张，且不说这是谬论，至少也是一种偏执。况且抒“情”言“志”有“大我”、“小我”之分，不能笼统地说“言情之诗才是好诗”，不能说，你写了抒情诗词，就是优等“唐诗”，别人写了“先忧后乐”的言志诗，就是劣等“宋诗”。你写的诗是抒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大情、国情），还是抒个人的恩怨情仇、杯水风波（小情、私情）？其格调的高下、其教育意义的大小，都是有天壤之别的。事实上，古今之传世诗词，多是反映“怀古之情，兴亡之叹”的心志。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写文章、作报告时，在育人励志时，引用宋诗的频率比引用唐诗的频率还要高一些，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唐诗和宋诗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法、两种诗歌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他认为，“唐诗”、“宋诗”是按照诗歌风格划分的概念，并非宋朝人写的诗才叫宋诗，唐朝人写的诗才叫唐诗。

有些诗你还真的分不出是唐人还是宋人写的，例如：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于易水送人一绝》）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

这两首诗一是唐人骆宾王写的，一是宋人李清照写的。大家看它们的风格到底有多大差别？你若不是原来背过这些诗，还真是分不出来。即使你将作者搞混了，也可以说是唐人写“宋诗”、宋人写“唐诗”，所以没有必要人为地把唐诗宋诗分得那么绝对。

具体到个人，钱钟书又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即说，有的诗人风格近唐，有的诗人风格近宋；即使是同一诗人，随着其环境际遇、性情的变化，一生中可能既写唐诗又写宋诗。例如，写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李贺，却有“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等诗句；同是李清照，既有早期写的回环诗“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好似文字游戏；亦有后期写的“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悲壮诗句，前后判若两人。

钱钟书将唐诗和宋诗作为古典诗歌的两种基本体格和审美范式：一以“丰神情韵擅长”，一以“筋骨思理见胜”，我认为比较中肯。风格不同，不等于孰优孰劣，两种手法，两种风格，各显千秋。

三、唐人未尝没有言理之作，宋人也不乏情长之诗

钱钟书说：“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就是说，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等唐人，早就开了所谓“宋诗”的格调，而宋代诗人张耒、姜夔、惠崇、翁卷等也继承了唐诗的风格。

我们先举唐诗的例子（也似以说理言事为主的）：“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天恐文章浑断绝，更生贾岛著人间。”（韩愈《赠贾岛》）还有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你说这些唐诗是在抒情，还是在发议论、在说理？我看都是。

我们再来看宋诗（也有形象、有画面，似以抒情为主的）：“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张耒《绝句》）还有：“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你说这些宋诗是在说理、发议论，还是在抒情？我看都是。

前面说过，诗歌的“情”与“理”是相辅相成的。尽管宋诗说理的倾向比唐诗多一些，但宋人并未否定“情”在诗歌中的作用；说理的诗照样可用形象表达，宋诗中不乏用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感情的佳作。类似以上的宋诗不少，它们有唐诗韵味、情感真挚、意象清新，并非“以理入诗”，人们不会说它们“味同嚼蜡”。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长时间的唐宋诗之争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宋诗与唐诗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唐诗从中唐开始就有向日后的宋诗演变的趋势。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根源。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就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的，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宋代诗人正是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等等。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实际的。

有人说唐诗重“象”，宋诗重“意”，说宋诗“好以议论为诗”，这恰恰是宋诗的特点之一。徐有富指出：“写诗无非叙事写景，说理抒情，要把议论拒之于诗歌门外，实在很难。”宋诗用议论的方式来突显形象，以形象的方式来强化议论，从而构成了宋诗议论形象化的特色，而不是缺点。缪钺在《论宋诗》中说了公道话：“唐诗以韵胜……宋诗以意胜……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缪钺论唐宋诗有“韵”、“意”之分,“情辞”、“气骨”之别，道出了唐宋诗的基本特色。

宋诗最突出的特点（而不是缺点），就是重理趣。诗的理趣，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有机结合的产物，简言之，理趣是形象化的说理、议论（非智者莫能为也）。诗不但“缘情”，还应有理趣。诗没有理趣就不深刻，就没有诗味。与严羽说的恰好相反，宋诗因富于理趣而“言有尽而意无穷”。

总之，唐诗与宋诗毕竟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所以在内容、形式、风格、手法等等方面肯定有不同之处。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创造出能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说唐诗“崇情”可以，但不能说“尚理”就不好。唐诗风格多“比兴”，多抒发个人感情、个人理想抱负，多以“情韵”为审美追求，其美在情辞，但不乏理在其中；说宋诗“尚理”也可以，但宋诗并非不“言情”，宋诗风格多重“赋”，多抒发爱国主义、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最大的言情），多以“理趣”为审美追求，思想性强，其美在气骨，而情亦在其中。唐宋诗中之精品无论是抒情还是言理，其情志皆寓于形象之中（至于唐宋诗中的一些次品不在所论之列）。论诗者不应以唐诗之长较宋诗之短，反之亦然。公道地说，唐诗有唐诗之妙，宋诗有宋诗之妙，唐宋诗各领风骚，各富风采，难分仲伯。正如蒋心余所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我们应该为宋诗争得与唐诗平等的地位。而我个人却更喜欢宋人之洋溢爱国豪情、壮怀激烈、撼人心魄且充满哲思理趣、启人心智的诗词。

（原载2021年《中华诗词》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