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大”意象世界

有人用一个字说唐，那个字显然是“诗”。

想当初，唐代的诗人们也不过作为“天地一逆旅”中的旅客，或在高山流水间或在边塞大漠中，或樽前月下或江湖路远，写下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未必会想到它们的不朽，如“江河万古流”，会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这真是历史成就的因缘，常令人匪夷所思。

譬如宋人叶梦得评杜甫诗句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气象雄浑，“无复继者”；宋人张戒谓：“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韩退之是也，意气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都是这种意思。

我们看唐诗极为丰厚馥郁的意象世界及其言有尽意无穷的表现，也感到神而明之似不过如此了。在中国，千百年来，有点儿文化的人，或多或少都读过唐诗；作诗自唐代蔚成风气以后，历代诗人和诗篇又不知凡几。作为中国读书人的某种精神寄托，唐诗之影响可谓深远矣。

清人章学诚曾解释说：“遇有升沉，时有得失，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文史通义》）这还只是一般的对于诗的看法，还不完全能说明中国古典诗歌何以于唐代兴盛空前以及唐诗所具有的时代精神。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一时也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自然，唐诗的兴盛似乎与唐前期社会的走向兴盛相一致，所谓“盛唐之音”，是时代生活的鼓舞。

 唐诗繁荣的社会原因 

有人强调文艺恰逢一种理想的文化环境：

“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溶（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溶（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收，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李泽厚《美的历程》）

在融合中革新、创造、发展出新的个性形式，唐诗的行程确实包孕着那个时代人们充溢的文化热情。

从行板如歌的《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到王勃的：

“天涯若比邻”

从李白淋漓泼墨般的：

“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

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

超然无碍而又真意难宣的：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到沉郁者杜甫仍不失对活泼人生的况味：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唐诗的世界广大无穷，不仅节奏韵律洋溢无端，意象神妙层出不穷，情感的表现，想象的不俗以及充满种种经验感应的回响，都予人体味不尽之感，用“丰富”来形容，怕是稍嫌一般了。

作为天机云锦一裁难再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奇观现象，唐诗之开展、浑成，前波不已后浪奔逐，较理想的社会生活氛围及其所调动的文化热情，只是造成这一景观的一方面原因。在这一方面，唐代人才和思想的解放超过了以前，而其时文化经验的积累尚未变成负担。

唐代确是历史的一大转变。自然，“解放”并非是魏晋时代那种旧秩序解组情势下的个性解放和信仰危机中的价值观念分立，相反，它处在一个悄悄地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中，旧的等第差序格局在逐渐消退，中央集权下的社会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都大为加强了（尽管阶级贫富的差别仍普遍存在）。科举制是这一趋势中的产物，文艺的平民化、世俗化大约也由此而来。这样，唐诗，它的作者和灵感以及交流的场合，便获得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枝繁叶茂起来。

“大气候”疏疏朗朗，唐代的诗人，诗作便格外多。清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九百卷，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计有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尚非全璧，想其规模，不妨举一反三，可称诗之泱泱大国了。而且唐诗发展的“四季”一直保持其精力充沛，即每隔几十年，就会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一批有成就的诗人。

譬如7世纪的后五十年，相当于高宗、武则天时期，先是王、杨、卢、骆“四杰”，再则是陈子昂，并辅以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正式展开了唐诗发展的独特的道路。8世纪前半期，主要是开元、天宝以及稍后肃宗、代宗时期，唐诗臻于繁荣，名家辈出，佳篇竞传，除了李白、杜甫外，如王维、王昌龄、孟浩然、李颀、高适、岑参、王之涣、元结、韦应物、刘长卿等，口气可以数出二三十人来。8世纪的后半期和9世纪的头二三十年，先是以钱起、卢纶为代表的“大历诗风”，后是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和体”诗，以及韩愈、李贺提倡的浪漫主义诗风，各流派交相辉映，竞放异彩。这还不算晚唐的杜牧、李商隐。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有才能的诗人，不是两个、两三个地出现，而是成批地焕发，集中在一个朝代里。这就又表明唐诗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这种语言艺术可开发的潜力，并不限于回应盛世的“盛唐之音”。

 以诗言志 

在天宝以后唐代社会生活由盛而衰的变化中，诗歌流风却未告衰歇，而是开拓了更多表现领域，并且使“抒情诗”这种样式占据了传统文学的主流。我们看唐诗的形式，无非那么几种：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又称“近体”），古风（包括乐府体歌行）。用这有一定声韵格式限制的体裁，却可以写景、写事、咏物、言情、写际遇、发议论、谈历史，能够于遣词造句中间道人所欲道，发人所未发。这一套，究其根本，重心在于抒情写意，而不是写实叙事。

如《诗大序》所强调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这个“志”，不论是指个人内在的情感、怀抱，还是指由个人情思升腾而表现“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社会公众志意，都是中国古典诗歌力图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唐诗的充分发达，基于此，也许正是体现了中国人的心灵特点和文化理想。

唐代诗人沉思翰藻，借多彩的诗篇寄托其苦乐悲欢，树立其心境、志趣，同时为中国人的“言情”的文化提供一种极佳的艺术表达方式。在这一点上，唐诗是继《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开新之页。

这就又涉及唐诗繁荣的另一面原因，即文学传统本身的发展，有如瓜熟蒂落，由汉魏的五言诗和乐府诗，经两晋南北朝之涵泳而变为唐诗，有一个自然的趋势。再拉远一点，远有《诗经》和《楚辞》的典范，它们在形式与精神上为后代文人墨客的情思诗意开辟了方向，贯注着抒情的特质，即在叙写与咏叹中反映着“自我”内在的想象（理想）或价值。

 唐诗对中国文化史的意义

唐诗，不论是欢乐还是哀怨是平静还是慷慨，就精神形态而言，何尝不是在咏叹倾诉中把握着生命的自觉与语言文化的自觉，何尝不是在诗的创造活动中企图超越现实世界的局限性？

就五言、七言诗这种形式的确立而言，唐代诗贤驾驭自如，穷情写物，也往往取效前人（如建安风骨、两晋意境、宋齐藻绘、齐梁声韵）并进而锤炼开新，由粗要以至精微或由拘谨以至放逸，所以五言、七言诗到唐代形成了一个高峰具体说，譬如绝句，篇幅只在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之内，限制颇大，却贵在“语近情遥，含吐不露”，虽是“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

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四句，四个印象，一个场景，看起来是一刹那的经验，却似乎在触动旁观者对自然、人生的某种感悟。

李白写“送别”：“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情景交融，只能说此情此景的意境，该是胜过千言万语了。

又譬如律诗，八句之中的限制也不算小，但律诗所创造的意境更具有典型性，它把片段印象、感觉、流动的感情作一种“固定”（尤其是中间的两组对句整齐铿锵，形同熔铸），并造成节奏的抑扬顿挫，从而使个体情感的抒发通过一组组意象的联结，进退回旋，达到某种普遍的本质的意义，深化或者说提升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

如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表达情感的历练已经很深。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

唐代诗人对诗形式的广泛探索和圆熟挥洒，不仅具有艺术意义，同时体现以抒情为特质的中国文化如何开拓自身感觉和意识的天地，这才是唐诗最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吧。

堂庑甚大，唐诗是说不尽的。简单说，唐诗创造性地转化了传统，利用汉字丰富之表意性，通过惯例化的经验组织和语言表达，体现中国人的情感和思想形态，展示他们对世界、人生的种种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同时，唐诗也表现着唐代深广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风貌。

譬如边塞诗和田园诗，在题材、旨趣上开辟出截然不同的天地；至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兴会、四时山水、个人沉浮的悲欢、历史兴衰沧桑，滋味皆在字里行间。

杜甫、李白、王维代表了儒、道、释三种思想背景和人格境界，影响后世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取向。白居易以明白晓畅之诗介入现实，李贺、韩愈等人则务求超奇险怪，勒刻出盛唐之音另外的诗格。诗至中唐以后，又是一番气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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