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王朝的诗词双子星座
文/郝 臣
大清康熙王朝是一个英豪辈出，风云跌宕的时代，不仅仅在于帝王的文治武功，开疆拓土，开辟盛世，还在于各民族的文化繁荣，诗文鼎盛，光耀后世。
康熙时代，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两位杰出的词人和诗人，他们分别是满族的纳兰性德和藏族的仓央嘉措。时至今日，300多年过去了，纳兰词和仓央诗已成为一份世界文化遗产和人类情感的符号，仍被无数的华语诗词爱好者奉为圭臬，长吟不衰，常读常新。
纳兰和仓央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都是风度翩翩、雅人深致的英俊青年，但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任何交集。一是地域偏差，相距遥远，纳兰在北京，仓央在拉萨。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没有京藏高速，他们凑不到一起。二是他们年龄差异较大，纳兰性德生于1655年，他28岁那年（1683年），仓央嘉措才在雪域高原呱呱坠地。如果硬要让他们发生点联系，仓央应该管纳兰叫叔才对，因为至少错一辈人呢。他们同在一片蓝天下的时光仅仅3年，那就是1683年—1685年。
纳兰曾是康熙大帝的御前一品带刀侍卫，仓央曾被康熙敕封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活佛。康熙也是立马横刀，下笔成文的全才，他一生也写了不少诗词，现存的就有1100多首，选入《康熙诗选》的就有125首。如此喜爱诗词的康熙爷，不可能不对纳兰和仓央没有深刻的好感和印象。
康熙23年（1685年），纳兰性德病逝于京城，年仅30岁；康熙45年（1706年）仓央嘉措消遁于青海湖仙女湾，时年23岁。一代诗词双星，也许会在天国聚首，开怀畅饮，俯视苍茫人间，感喟爱恨情仇。
品味研读两人的诗词歌赋，无不被其瑰丽到魔幻，深情到心碎的风采所感染，也为他们命运多舛而凄婉，更为他们英年早逝深感痛惜。他们宛如两颗闪亮的流星，偶来人间一闪，惊破万丈苍穹。余光天地永恒，触动亿万心弦。
纳兰公子有着令人艳羡的家世背景和绝代之才。其父明珠是康熙王朝权倾一时的首辅之臣。纳兰天资聪颖，博通经史，文武双全，陪王伴驾。
纳兰性德的词以“真”取胜，写景逼真传神，词风“清丽婉约，哀感顽艳，格高韵远，独具特色”。著有《通志堂集》《侧帽集》《饮水词》等，被誉为清初“第一词人”。他身处王权富贵，却游离于喧嚣之外；正黄旗身家，却喜结交落拓文人；行走于仕途，却一生为情所累；风华正茂时，却匆匆别离人间。
仓央嘉措虽然出身于藏族农奴，但15岁有幸被西藏摄政王第巴认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尊为六世达赖活佛，可8年后，他便成为宗教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尊号被废黜，在从青藏押解赴京途中消匿，只留下无数传说，虽然布达拉宫历代喇嘛达赖的灵骨塔，没有属于他的那一座，可他和他的诗，却永世永恒地跳跃在亿万红男绿女的心中。
他年纪轻轻，创作了很多真挚细腻，令人倾倒的诗歌，主要收藏于拉萨藏文木刻版的《仓央嘉措情歌》，现在在青海刚察县城，还有一座占地辽阔，气势恢宏的“仓央嘉措广场”，碑刻了很多他最具代表性的诗歌。
仓央嘉措曾是世界屋脊上的活佛、王者，更是一个诗歌的传奇。他的作品，既是唯美悠远的情歌，也是禅机深沉的道歌。随着岁月的沉淀，他的诗歌就像蕴含太阳光热的煤石，越久远，越能爆发出无穷的力量，散发迷人的光和热。没有人会指责他是一位满怀情爱的活佛，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浪漫仁慈洒脱的人，他和南征北战，所向披靡的藏族英雄格萨尔王一样，都是雪域高原不朽的传奇和传说，是藏族人民的骄傲和精神图腾，也为更多民族和地域的人们所景仰。
以我的阅读体验来看，纳兰和仓央的诗词不管各用什么手法，总是“以情动人，直击内心”，这是他们大的文学共性。区别是出身不同，经历和性格也不相同，因此文思、文意抒发的渠道和特色各异。
纳兰公子出身官宦之家，先天条件优越，受过正规的系统文史教育，且其天生聪慧，知识储备丰厚，熟练掌握了女真母语以外的历代汉学诗词章赋，不但各种词牌运用娴熟，而且引经据典，灿若繁花。对他本人的经历没有一定的了解，没有一定的辞赋知识储备，“一个人，一段往事，一阙词，半盏流年”，纳兰公子的心事，又有几人能知？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纳兰容若《木兰词》
读纳兰的词，大都有一种忧郁苦闷的情绪在氤氲，他一生为情所扰而不得解脱，先是爱上了自己的表妹，她进宫去了，后得以与爱妻卢氏结合，可两人仅仅生活了三年卢氏便散手人寰，爱妾沈宛因身份低贱，过门后又不得入住相府，终于不辞而别，转折江南。
爱一个，走一个；恋几人，苦一生。这一切都让天生情种的纳兰郁郁寡欢，他写的那么多词，多为凄苦哀怨的销魂之作，充满了悲剧之美。可以说，虽生钟鸣鼎食之家，常羡牛郎织女之恋，命运把他折磨成了一个病人，他患的是时代的忧郁症。终于在留下数百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词作后，因沉郁的寒疾而终。
仓央嘉措则是生于寒门，出身贫贱，有幸被圈点为宗教领袖，然而骨子里仍然流淌的是自由奔放的血液。他的天性、悟性、灵性和人性从未游离。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名义上的领袖，格鲁派教义严谨，主张严守戒律，修身养性，明文禁欲，而仓央嘉措的先祖和父母笃信宁玛派，宁玛派教义相对宽泛，僧侣也完全可以恋爱结婚，他们并不认为爱情于信仰有何冲突。仓央嘉措15岁才坐床成佛，他在宁玛教的文化氛围中长大，深受世俗情爱的感染，欲望的熏染，他眼中的情爱并非大罪大错、洪水猛兽，而是天道使然的纯真和浪漫，是人之所以为人，人应欣享天道人伦的普世价值观。在他心中，佛，也是这么想的。不然，哪来这么多的芸芸众生，善男信女？
所以，他能够写下“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的诗句。仓央嘉措虽有达赖活佛之名，尊贵显赫，衣食无忧，却并无实权。摄政王第巴独掌大权已久，他只能作为傀儡存在。生活上遭到禁锢，政治上受人摆布，仓央嘉措内心抑郁，索性纵情声色，这既出于他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也是他对强加的戒律和权谋的故意反叛。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
第六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第七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
第八最好不相许，如此便可不相续。
第九最好不相依，如此便可不相偎。
第十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
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仓央嘉措《十戒诗》”
仓央嘉措的内心是极其向往自由的，他的诗基本没有律体诗，而是自由奔放的自由诗，不受平仄押韵的束缚，不屑道貌岸然的压制，悲则悲，喜则喜，忧则忧，诗由口出，意从心发，酣畅淋漓，抚慰心灵，传颂致远。
纳兰性德与仓央嘉措最相似的地方，都是人间的多情种子，注重内心感受甚于世俗看法，把爱情看得高于功名或信仰。而爱情所必需的自由，与功利或教规难免冲突，也与他们爱而不得的命运相左，这正是他们终生惆怅，苦吟抒怀的根本原因。
自由之身却无自由之爱，令人羡慕的生活却只有无尽的悲苦，不知道是自已选错了路，还是路选错了人？一切奢望的美好都与自己擦肩而过，这就是把美撕裂给人看的悲剧。
为了平复这种压抑，他们也曾做过最大的努力，纳兰性德北京西郊修造了隐居地渌水亭，闲暇时与顾贞观等挚友诗酒唱酬。仓央嘉措则更有勇气和诡异，白天端坐在布达拉宫，晚上还化装为浪子“宕桑汪波”从后门溜出去，到拉萨繁华街肆的夜店寻欢，譬如在八角街的酒楼幽会名叫“玛吉阿米”的姑娘，但天快亮了还得赶回宫中正襟危坐。别的少男少女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手拉手，自由对唱，他却只能“偷渡”与“走私”，这让年轻的活佛情何以堪？
虽然他是布达拉宫里的“王”，但他何曾不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被软禁的“囚徒”，实权派的摄政王第巴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他既是政治的囚徒，又是爱的囚徒，体会到的是双重的束缚与痛苦：“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在这个物欲横流，务实者占绝对优势的世界，康熙盛世的这对“诗词双子星座”却是彻底的“务虚者”，因而颇像凡尘的“多余人”，无意于世俗盛筵中抢座位，大吃其冷牛肉、冷猪肉，或者，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均不珍惜，令我等凡人唏嘘咋舌。
幸好，不管是宗教还是爱情，包括诗歌，都是务虚才能成功的事业。纳兰和仓央他们好像投错了胎，选错了路，来到了不该自己来的地方，却又歪打正着地实现了比常人大得多的精神价值。如此说来，也值了！
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认可他们，有与此共情的因子，也有哀婉才子的因素。源于人们对爱的需求，本身都是无穷无尽，欲壑难填的，就算佳偶天成，抱得美人归，白头偕老，但是也永远不会满足。纳兰公子如是，仓央活佛如是，你我又何尝不是？只是我们不便也不敢表达，而他们说出了你我想言之语，想说之话。对他们诗词的喜爱，恰恰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独白。正如他们的心境：如果没有爱，就算赢得全世界，那又如何？
明月虽亮亦有痕，地球再大也不圆。这世界充满遗憾，所幸有他们，有他们的词和诗，此生，我们便不再虚妄，孤独和寂寞。
即便一生短暂，但有爱也是充盈的、绵长的。就像他们和他们的诗词，到现在300年如此，再往后3000年亦然。
因为，星座是永恒的。
2022/11/17
作者简介
郝臣，笔名浩晨，陕西商州人。生于1972年9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商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各级作家协会会员，商洛民进文化艺术传媒专委会主任、商企高管。以文为乐，以文会友，爱好散文、杂文、评论及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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