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创新观：用诗化口语，创造新体诗

雷海基

毛泽东一生写了许多诗，也发表了许多对诗的看法，其中关于中国诗的发展是一个重点，他认为新诗、旧诗都存在严重问题，需要改造，需要创新，创造出新体诗。

一、毛泽东对现代诗出路的主张是:民歌与旧体诗结合，形成一种新型诗，也就是用诗化口语，创造新体诗。

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1965年他在致陈毅的信中指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他的这个主张大部分是通过对新诗、旧诗的批评表达的。这些看法归纳起来是对新诗、旧诗都不满意，需要改革。不满意主要针对的是诗的语言。认为旧诗格律过于严格，束缚人，新诗缺少诗的美感。他综合旧诗、新诗、民歌三者优缺点，主张诗应该面向大众，用诗化口语写，创造一种新型的诗。即采用大众化的口语，加以诗化而成的诗。

所谓诗化口语，是将大众生活语言韵律化，运用压缩，颠倒，跳跃，错配，比喻，意象组合，生命化等语言艺术手法进行加工，使口语变得优美，雅致，且有韵律感，具有诗的美感和神韵。

要明确的是，诗语言，有诗的文字语言，也包括诗的音调和用韵。用韵和平仄，也属于语言范畴。语言诗化，有文词、语法的变用，也包括用韵和声调（四声、平仄）。

二、毛泽东主张诗语言大众化，像民歌一样将口语诗化。

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说：“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1938年他与新诗人臧云远谈到诗歌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歌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

1939年他在《致路社》中写道：“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得这是现在的缺点。”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这几段话的中心是他将语言与人民群众联系起来，要的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适合大众需要”“反映民众生活”的语言。诗的语言要面向民众，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适合大众需要，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不是文言，不是书面语，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语。

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向民歌学习？民歌具有紧贴人民生活、主题明确、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特点。歌词篇幅短小、通俗易懂。一般句式整齐、押韵、平仄不严。在短短数句歌词中运用比喻、比兴、对比、夸张、叙事等手法，使主题思想得到鲜明的体现。其语言特点是紧贴人民生活，口语诗化，通俗易懂又不失雅致，押韵，但不讲平仄，讲格律又有相对宽松。民歌的艺术手法其他诗也用，并不特别，但这个口头语诗化特点和宽松格律是毛泽东看重的。

三、毛泽东对新诗和旧诗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语言使用的不满意。他关于诗语言的主张是通过对新诗、旧诗批评表达的。

关于新诗。

1960年他对梅白说：“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在成都会上讲：“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1957年和诗人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时说：“现在的新诗，太散漫。”1965年他致陈毅的信中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他认为新诗不成型，太散漫，几十年来无成功。缺少诗味和美感，所以不看。

关于旧诗。

1957年他《致臧克家等》中写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8年他对梅白说：“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律、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给蒋竹如的信中写道：“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

毛泽东指出了旧体诗的四大不足：一是很难写，不易学；二是束缚思想，难以尽情表达；三是不通俗、不易懂；四是只面向少数知识分子，不易普及。

毛泽东的看法是，旧诗语言过于书面化，格律化。新诗语言不够诗化，缺少诗的美感。对新旧两种诗不满意处，归根结底是在语言表达。旧诗格律过严，用语过于书面化，不通俗易懂，束缚情感表达。新诗过于散漫，缺少诗的美感，诗味不足。两者都是语言运用上的缺陷，导致影响力不足，读者不够多。因此，主张借用民歌来改造旧诗。用民歌通俗语言，宽松的格律来改造旧诗。

四、毛泽东力求用诗化口语写诗，在创作新体诗上作了尝试。

毛泽东主张大众语言写诗，也是这样去做的。1926年在广东农讲所曾要学员搜集民歌。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搞农村调查时搜集民歌。在成都会议上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于是，在1958年掀起了一个民歌运动。

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乃至写诗填词都大量运用群众语言。他的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

他的诗属于古典，多用大众化的常用词和习惯语，充满现代生活气息。比较典型的作品，如《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很显然，这就是将口语诗化而成的古典诗词。

他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一首格律宽松，用诗化口语作的新体诗。

他还积极尝试用民歌体进行创作，《杂言诗·八连颂》，以三言为主体，类似于三字经，朗朗上口。该诗以通俗浅切、铿锵有力的风格，明白如话的民歌情调，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应。

毛泽东将日常口语用压缩、颠倒、跳跃、错配等技术，以及比喻、生命化、韵律化等艺术手法诗化，具有诗的美感，和诗的神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堪称是典雅与通俗相统一的典范，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诗语言。

诗用什么语言，实际上是写给谁看的问题。用书面语，用学问写诗是给文人、精英阶层看的。用口语写生活，是给大众看的。反过来说，给大众看的诗，就需要用口语写生活。这是两条路线，一条是面向精英，一条是面向大众。

这两条创作路子，不仅现在有，一直存在于中国数千年诗歌历史中。

中国历史上语言具有两面性:书面语和口头语。书面语为社会精英用，口头语为人民大众用。诗也如此。《诗经》里的作品就有这样两种类型，《风》是从民间收集来的，属于民歌类，多用口语，如《国风》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雅》和《颂》是朝廷官员、文人之作，不仅篇幅长，语言也不够通俗。如《颂》中的《清庙》“於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前者通俗易懂，后者艰涩难读，这两种语言风格历史上一直存在。

由于官员、文人掌握话语权，在社会上居主流地位，民歌类诗得不到重视，不少朝代都有要求诗通俗化新文化运动，如唐代以元白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要与时俱进。过去文人写诗都拟古，新乐府直接反映现实。白居易诗要求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懂。宋朝的西昆体、江西派，喜欢以典故为新，变俗为雅，注重句法的运用和韵律作诗，风格以吟咏书斋生活为主，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西昆体他们不满白体诗的浅切，也不满晚唐体的枯寂，主张诗歌语义要深，词章艳丽，用典精巧。这样用学问作诗，过分讲究格律严谨的作法，杨万里认为不合大众口味，改用浅近语写生活，独树一帜，而受到大众喜爱，被诗界视为清流，誉为“诚斋体”。

明代出现七个主要诗派，台阁体、三杨、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吴中四才子、唐宋派，只有吴中四才子才情奔放、任意挥洒、自写胸次、语浅而意隽。其余六派都主张师古模拟，推崇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贵远贱近，艺术上追求雅正，流于平庸，缺乏新意，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

清代主要有三大诗派，沈德潜的“格调说”，主张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让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肌理派”，主张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这两派都是复古，脱离社会现实，唯有王士禛的“神韵说”有新意，重视“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并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在复古思想影响下，清代诗数量虽多，但好作难寻。乾隆皇帝一生写下四万多首诗，但诗作远离现实生活，没有一首在社会上流传。著名学者钱钟书批评其为“令人作呕。”。

清代这样严重的拟古情况，最终引爆了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也是日常语（白话）对文言的革命。时至今日，口语入诗已经是大势所趋。

语言是跟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历史各个时期，旧语言不断淘汰，新语言不断产生，诗语言也应该如此新陈代谢。人类社会发展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的生产力到先进的生产力。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文化普及，大众更多参与诗歌活动，人民群众成了诗活动的主体，诗当然要照顾到人民群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精英由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转变到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诗当然应面向大众，更多地采用时代口语，将人众的口语加以诗化，使诗通俗易懂，流畅好读，又有诗的美感。这样的诗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可见，用诗化口语写诗是历史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使命。

六、中国诗改革的重点在语言，通过用诗化口语创作，让中国诗迈入新阶段，开创新时代。

历史是由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构建的，是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是旧的不断死亡，新的不断诞生的链条。参照诗的历史经验，当代诗理所当然要把精力和重点放在创新上。

中国诗经过数千年，体式几经变迁，已大体完备，立意的几种类型，只有强弱变化，没有质的区别，艺术表现手法已很丰富，这些方面创新的余地不大，唯有语言和语言运用不断发展变化，才是诗创新的主要方向。

中国现代社会，应该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辛亥革命是发端，五四运动是推进，新中国成立是进入。这之前所有的社会都是农业社会，之后进入工业社会。现代诗所处的背景，与之前的完全不同。唐诗、宋词、元曲三座诗高峰，都产生于农业社会，所描写、反映的是农业社会状况，以及农业社会的情态。现代诗产生于工业社会，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现代诗与古代诗应该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当代诗应该用新思维，新语言写新生活，展现新时代风貌。

中国语言文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文言文变为白话文，产生了汉语拼音，全国推广了普通话。居于汉语拼音产生了新声韵，去掉了入声。更重要的是，社会由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文化得到了极广泛的普及。诗由精英专有进入寻常百姓家。移动通信的使用，扩大了诗的传播，几乎人人可以读诗，涌现了无数诗人，每天创作成千上万首诗。诗已经由精英走入大众，由上层社会渗入全社会。人民大众成了诗的主体，诗的语言和语言的运用无疑应该与时俱进，应该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跟上社会的进步，将大众口语诗化后写入诗中，新的诗体随之产生。

毛泽东用大众喜闻乐见语言写诗，融合旧诗、民歌的主张，我认为就是“用诗化口语创作新体诗”，既适应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又符合诗的本质特征，适应诗的现状，无疑是科学的，有生命力的，是我们创作诗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