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荣升
上世纪末以来，写格律诗词的日渐增多，近些年更呈现繁荣景象。尽管尚未被主流媒体和各界民众普遍接纳，仍属小众化，但是爱好者们却乐此不疲。往大里说，传承国粹，可增强民族自信心，有助教化；往小里说，亦可自娱交友，陶冶情操。现就目睹亲受谈几点看法：
1、写什么？
宋以后的古人和今人都说过唐人已经把诗写完，这话显然不合实际。有人说后来的诗怎么写也比不上唐诗，这话也说绝对了。各个时代都有前所未有的生活和特点，人们总会有话说，有文章写，有诗作。后来的好诗词跟唐诗比，可以说各有千秋。类似地，有些人说什么“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也是没有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缘故。世界是无限的，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推动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发展，包括格律诗词在内的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情感呼声的文艺作品，也会不断创新。小说家们没有因为《红楼梦》问世而搁笔，诗人们也没有因为李白杜甫高高在上而罢吟。
诗词史表明，有生命力的多是直接或间接反映时代特色的作品。作为功能的诗词包括了称颂真善美和抨击假恶丑两个方面。然而近些年涌现的大量作品却不能令人满意：创作上应景的多，真切反映现实的少；一般颂扬多，抨击假恶丑的少。评论方面多是恭维和套话，缺少直率的批评。今天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应该主要写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意愿的作品，讴歌好人好事和各行各业的成就。当然也可以写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介绍描述各种事物和发现发明，写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新感悟。如果写个人遭际和身边琐事，也要小中见大，尽量写得有哲理有意义。至于千篇一律的伤春悲秋之类，若无新意，不写也罢。另一方面，国内外仍然存在阴暗面和不尽人意处，伤害国家和人民的事例也经常出现，诗人们有义务有责任揭露鞭挞。
有些人对重大题材望而却步，觉得不好把握，不易出彩，这是被社会上某些说法吓唬住了。党中央一再希望文学艺术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呼声，中华诗词学会周文彰会长也提倡诗词创作贴近现实生活，可是某些诗词机构主事者、刊物编辑者和“有奖比赛”组织者，口头上、“文件”上声称贴近生活，反映时代，实际上仍然青睐不疼不痒、小情小调的东西。更有甚者，要求“不谈政治”“拒绝敏感话题”。这些人爱惜羽毛，自以为清高明智，不肯、不敢或不会扬清击浊。这与多年来文艺领域去革命化、拒绝崇高的歪风有关。走出原始社会至今，人们都离不开政治。《诗经·魏风·硕鼠》算不算控诉抨击阶级剥削的政治诗？1958年成都会议间隙，毛主席参观杜甫草堂，指着各种版本的杜集对身边人员说：这些都是政治诗。因此不必回避政治，其实也回避不了，诗词作者不违背宪法法律和公德良俗即可。我们只要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不会写偏。
2、怎样写？
此题甚大，且众说不一。愚意首先要遵循平仄要求，其次押韵可实行双轨制。毛主席1965年致陈毅信中说过：“不讲平仄，即非律诗”。郭沫若在解说《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文章中说：毛主席平仄颇严，用韵较宽。我们是用传统的平水韵、词林正韵，还是中华通韵等新声韵，应该尊重每个作者的习惯和选择。如果用平水韵和词林正韵，在某一韵部（包括入声韵部）选择韵脚字时，最好做到用普通话读起来也能押韵。对入声字较熟悉的，填《忆秦娥》《满江红》《念奴娇》《雨霖铃》等宜用入声韵的词作，应该沿用入声韵，拿不准时查查工具书即可。采用中华通韵的，可填押平声韵的《满江红》等，其余须押入声韵的词牌，目前最好弃用而藏拙。
当代人写格律诗词采用当代语言文字，天经地义；新词汇入诗，理所当然。唐宋人没有照搬《诗经》《楚辞》语言，我们也不能照搬唐宋用语。古代社会发展缓慢，有些词语长期运用着；新中国与几千年的旧时代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只有比较自如地广泛运用当代词汇，包括具象词和抽象词，才能准确反映现实生活和各种事件，才能细致抒发当代人的情怀。这里的困难之处是如何做到所用新词汇能符合平仄及押韵、对仗、句式方面的要求，而这正好可以锻炼提高我们的功力。有时可用缩语和互换文字位置等方法，但要注意不能自造压缩词语。有人主张作格律诗词必须用文言文，显系思想僵化。当然，要进一步提高格律诗词水平，除了多学习并提练群众语言外，也应该懂些文言文知识及历史典故，借鉴古人的创作经验。此外还需要不断开阔眼界，丰富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尽量了解各项技能。
有人嫌新词汇入诗词减弱了“诗味”，这是积习作怪。不少诗词爱好者读过大量古代作品，这对自己学习创作是必要的；其副作用是先入为主，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和欣赏偏好。有些当代作品大量使用古代器物名称和环境用语，以致有人说这样的作品放到唐诗宋词中间难以分辨。须知这不是恭维，而是讽刺。由此可见，今天学习写诗词，还需要阅读相当数量的现当代优秀作品，特别是精读毛主席诗词，会更为有益。顺便说一下，1963年12月《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出版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我学写格律诗词就是从读这本书开始的。我买了本王力编写的《诗词格律十讲》，照着试写，慢慢入门。
毛主席1940年1月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区别和联系。1949年9月又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谈了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以及先知们从西方学来的水土不服的资本主义货色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败下阵来”，和中国新文化反过来战胜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历史过程。遗憾的是不少人忘了中国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或拜倒在西方文化膝下，或不加鉴别地捡起封建主义残渣，沾沾自喜。某些“专家”对现代词汇入诗带着审美偏见，而这种人往往占据诗坛要津，上报刊、评奖偏向古色古香的作品，排斥运用新词汇的和政治味较浓的作品。长此以往，会把创作引向歧路。
3、其他
诗要用形象思维，然而对此无须神秘化看待。“白日依山尽”，“床前明月光”，“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样的白描也是形象。写诗允许想象、夸张、有违常理，但是也要符合起码的常识与逻辑。即使李商隐式的朦胧诗，字面上也要通顺能懂。唐诗多意象，也不乏直抒胸臆和讲道理的诗句。如：“长安不见使人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有“擒贼先擒王”，“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等等。
所谓灵感，不过是胸中有所积垒，某一时刻触景生情，豁然开朗，类似佛家“顿悟”。灵感的基础是日常生活体验，是平素的观察与思索。清代袁枚主张“性灵”，也没什么神秘的，跟李白的“敏捷”差不多。与此对应的是杜甫的沉郁顿挫。多灵气者善长绝句小令，功力深厚者不怵律诗长调。前者作品多飘逸飞扬，后者作品则扎实持重；前者可称浪漫主义，后者可谓现实主义。二者并无高下之分，主观上可有所偏爱，客观上不应厚此薄彼。二者能兼顾当然完美，实际上诗词作者们大都根据所写内容，更主要的是依照自己的喜好与擅长而有所侧重。正因如此，才形成诗坛上的百花齐放。
还有意境、境界等术语，也不应神秘化，无非是作者通过组织诗句词语展现出、打造出某种景象，让读者如临其境，引起作者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情绪和感悟。情绪有喜怒哀乐，感悟或认同趋前，或厌恶摒弃。所谓“诗言志”，就是作者通过作品，或直白或隐讳地表达自己的心愿和向往。
诗词的“俗”“雅”须辩证看待。我们力求高雅，也不能忽略通俗。一些“曲高和寡”的作品往往脱离大众。对有些人讥讽的“老干体”，也需具体分析。老干体原指某些初学者不善形象思维而多用概念堆砌写成的倒也基本符合格律的作品，作者以退休干部居多。后来被某些人扩大化了，指叙写重大题材的、运用当代词汇的、政治味较浓的、通俗易懂的作品。这是某些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者的偏见。《诗经》以来的诗词曲史表明，各个时代都有这类直白的作品，作者不乏白居易这样的名家。如果说这种“老干体”是毛坯，那些阴暗晦涩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作品，简直就是发霉的敝屣。
从形式上说，能熟练掌握平仄、押韵、对仗及必要的拗救就行了。至于“挤韵”、“撞韵”、“摞眼”云云，并非格律要求，而是清代好事者为之。有人觉得注意点能避免雷同，悉听尊便，但不必苛求别人。还有“合掌” “四平头”，应该避免，但也不宜标准过严。对于网站上的检测，也不要迷信。不少诗社自媒体广揽作品，良莠不齐，Al评诗，亦多有溢美之词，诗友们以平常心对待就是了。至于掏钱参与评奖的，更不要上当。即使“正规”评奖，评委们也见仁见智；前面谈了，偏见者不少。更有甚者，唯上唯官，暗箱操作，不一而足。
说到诗评，虽不乏高论，但也有套话连篇、干货甚少者，且恭维“官员”“名家”多，论及普通作者少。网上群内，多为单纯点赞，发个表情包，极少直率批评。这跟不少人难说真话、怕得罪人的大环境有关，与毛主席希望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相去甚远。
诗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何在？按照诗词大家们的说法，诗要精练、押韵、大体整齐。我认为三者缺一就不算诗。百余年前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诗曾令人耳目一新，对救亡和启蒙起过积极作用。由于当时的某些领军人物尚未掌握辩证法，完全抛弃传统、过于欧化，路越走越窄。毛主席1965年7月曾致信陈毅同志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几十年过去了，某些新诗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一些被宠“诗人”甚至走上邪路。毛主席还说过格律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有志于继承发扬古典诗词的诗友们，任重而道远，勿蹈覆辙，则国粹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