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象”这个概念，渊源于先秦哲学领域，一般指酷似于某人某物的形体状貌，也指文学艺术作品中创造的艺术形象。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景外之景等，都是我国道家和释家诗学传统的一些概念，其来源是老子对“道”的阐释，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思想。文人便将“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当作自己最高的审美标准，以求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关键词：象；形；“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象外之象
一、象与形的概念
“象”这个概念，渊源于先秦哲学领域，如《周易》中的卦象。“象”一般指酷似于某人某物的形体状貌，也指文学艺术作品中创造的艺术形象。（见《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第77页。）它与其他单音词等合成“形象”“意象”“兴象”“境象”“物象”“气象”“想象”等，其含义日臻精细而丰富。
《易传·系辞上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说明古人看到世界万物的微妙变化，感到难以言传或无从言说，故立象以达意，这就是象产生的缘由。
《老子》云：“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韩非子·解老》对老子的象解释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是说所谓象在客观世界中有其根源，但决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不是指具体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态，却代表某一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共性并非是形态结构的共性，而是运动变化的共性。它是事物的运动、联系、变化被人的头脑加工过后形成的整体感受。
《系辞上传》又将形与象对举，象与器对举，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说明象与形的区别。虽然二者都是可感知的，但象是视觉对象，形同时又是触觉对象。
而王夫之解释《正蒙》中“神为不测”时说：“不测者，有其象，无其形，非可以比类广引而拟之。”（《张子正蒙注·神化》）在这里，象已超越于一定的形之外，己脱离客观的事物，成为超越视觉的意识中的象。
象是与形相对应的概念和存在。作为名词，象即人肉眼不可见的“形状”，即高层次的“形”。现实的物质世界中万物都有形，相对应的，现实的物质世界之上更高层次上的各种实物、各种存在也都有其在本层次上的“形”，我们把这种高层次的形称为象。
套用古代的话，在天为象，在地为形。形而上者谓之象，象而下者谓之形。
上面所谈的是“象”的名词性含义。象还有动词性含义，即对不同层次相关对象的快速会聚性贯穿，也即常说的象征、摹拟、仿效等类的意思。
通过对“象”字本身的分析，可以认为“象”具有如下几方面性质：
首先，象类似于形或结构，是一种能把相关部分会聚贯穿成为一体的东西。这其实是对“象”的静态性名词化描述。
其次，象与形或结构不同，象是灵动的，是贯通于不同层次的。这种灵动地贯通有些类似于“共振”。不同层次的同象的事物间有着“共振”的灵动、贯穿的相互关系，或者说，象在不同层次间自由灵动地贯通往来。象是不同层次间、不同事物间沟通、“共振”的灵动力量，或干脆称之为“灵魂”。
中国文化中具有很强解释力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象”的概念基础上的，如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解释体系，正是建立在一种象（包括阴阳两仪之象、四象之象、八卦之象、六十四卦之象以及爻象等）作为一种本质来解释一系列具体事物的共同规律、共同命运的思想之上的。同样，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也是以五行为五种象来解释万事万物。
象居高层，形在低层，复杂纷乱的低层之形在高层可能有简单纯粹的单一的象。居高临下，一切都很简单。从象的层次看世界，很多问题也都很简单，因为低层次上的很多事物是同象的，可以归为一类。
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老子对“道”的阐释。综合老子全书的思想，可以看出老子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是崇尚自然、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还有就是关于矛盾双方独立统一的相互转化。老子说过：“三十辐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只用。”车轮有了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陶器有了杯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房屋有中央的空间，才有房屋的作用。老子还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大象无形”指最完美的形象往往是不见行迹的,亦可指审美创造中对形象创造采用的自然无为的方法。（见《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第86页。）“无声”、“无形”本来是虚空的东西，谈不上“大音”、“大象”。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应是大音若无声，大象若无形。至美的乐音，至美的形象已经到了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反倒给人以无音、无形的感觉。“大音”、“大象”至少有一个负载它们的实体，才能显示其“大”。正如老子对车轮、陶器、房屋的论述，如果连“辐”“户牗”都没有了，又何有车轮、陶器、房屋之说，它们又何能发挥其作用。“大声”不是“无声”，它给人以无声的感觉，是因为它是乐音中至美的声音，是天籁，美到和自然浑融一体，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却令人回味无穷，它的妙处是意在言外。
老子在这句话中主要不是赞扬所谓的“大音”和“大象”，而是强调这种乐音、形象给人带来的实体之外的意蕴，留给接受者的无限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和后世的许多山水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人逐渐把这样一个命题引入了美学和文艺学范畴，并用文学作品很好地阐释了它的内涵。文学作品运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许多具体的景象，但文学作品的韵味，并不在具体的“音”和“形”上，而在于这些具体的景象所构成的，存在于这些具体的形象之外的艺术境界。
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短短的二十个字，却有咀嚼不尽的韵味。“人闲桂花落”是用有声写无声，连桂花花瓣凋落的声音都听得到，足可见当时自然界的寂静，诗人内心也应该是无欲无求的，是淡泊而空灵的。否则又怎能听见“桂花落”。大自然是寂静的，人是平静的，悠闲的。以自然界的“动”写自然界的“静”，进而烘托出创作主体内在的虚静。在这样的静寂中，“时鸣春涧中”，以一个动态的“鸣”的过程，写深山的“静”。全诗看似无意为之，信笔写来，却有着极丰富的内涵。我们听到的声音往往来自“大寂”，来自语言世界以外“无言独化”的万象万物中。在这种诗中，静中之动，动中之静，寂中之音，音中之寂，相因相依。
王维的另一首诗《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植林叟，谈笑无还期。”是一个“希声”、“无形”的无我之境。诗人没有俗事琐事的牵挂，随意坐着小船行到水的尽头，看云霞升起一部分。他已经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觉得诗人在描写什么，只是被他塑造出的那样一种氛围所笼罩，读者也跟同诗人成为画中的一景，自然中的一物。人与自然的界线，作者与读者的界线都不存在了。似乎是在读诗，又似乎什么都没读没想。读完已经“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语）。
到中唐，皎然在《诗式》、《诗议》中论诗境要具有象外之奇，言外之意，“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他提倡诗歌要率真自然，无生化成，无人为造作痕迹，“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这种论述比“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更具体地论述了诗歌的意境。好的诗歌读起来清新自然，丝毫看不见人工雕琢的痕迹，实际上也都是作者辛苦构思的结果。晚唐的司空图论诗歌要有“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皎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其论诗之语得力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两语极深。
三、象外之象
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景外之景等，都是我国道家和释家诗学传统的一些概念。
先秦时就有人提出了“言不尽意”的观点。深此道的文人便将“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当作自己最高的审美标准，以求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庄子·秋水》篇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郭象注云：“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
庄子“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追求“言外之意”的主张，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古典文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只是简单勾勒一位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垂钓江舟的渔翁，还有一片苍茫的雪景。然而，用心细细体味，不难悟出一种悠然恬适的生活情趣、遗世独立的精神操守。再如王维《鹿柴》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亦是“可不可言之间，可解不可解之会”的寄托。
唐代佛学盛极一时，皎然微启以禅论诗之端。他最欣赏的诗歌境界，即是夜月当空，蓝天澄碧，寂静空灵，思绪杳冥的诗境兼禅境。皎然认为这种诗境与禅境合一、统一的艺术境界具有象外之奇、言外之意和文外之旨，又气势腾飞，颇具动态之美，且真率自然，天生化成，无人为造作痕迹。晚唐司空图在钟嵘“滋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真正“醇美”的诗，其味在具体的咸酸之外。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前者指对构成意境的具体景象的描写要真实自然，如在目前，而不空泛；后者指由这些具体景象构成的意境应当含蓄深远，有无穷之余味。司空图把这种味在咸酸之外、“思与境偕”的诗歌意境概括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他的《与极浦书》说：“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天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参考文献：
《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名画全集》，光明日报出版社。
史忠义，《“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与“内涵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聂春华，《司空图"象外之象"的思维模式及方法论意义》，汕头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