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六朝，通常是指三国至隋朝定都于南京的六个王朝，也就是孙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这六个政权。唐人许嵩在其编年体史书《建康实录》中记载了这六个朝代，“六朝”因而得名。清代文献学家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排除了孙吴而列入西晋，虽与地理情况不尽相符，但也为后世所认可。本文则是异于严说，而从许说，旨在以南京为中心进行论述。
六朝时期上承汉家之雅韵，下启唐代之文明，创造了文化上的空前繁荣。作为六朝时期的政治中心，南京也是一个高度繁荣的文化中心，更是六朝骈文的创作中心。清人林联桂以为骈文“自屈、宋、相如，略开其端，后遂有全用比偶者，浸淫至于六朝，绚烂极矣！”[①]这肯定了骈文在六朝时代达到了顶峰。而作为六朝骈文创作的中心区域，南京地区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多棱的文化折射。千年以降，南京人固守江左文化之沃土，其“六朝情结”也是非常浓重的。“南京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得天独厚的‘六朝文化’资源因其完整的历史延续性及其丰富的史、情、景意蕴，使南京跻身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几千年的历史在南京沉淀成俯拾皆是的历史文化遗存，名人佚事，传说典故，优美诗篇，以及一种积淀丰厚且延传至今的深邃旷远的文化心态，塑造了南京的城市灵魂。”[②]因此，从文化的典型性上讲，笔者认为南京是名副其实的“六朝骈文之都”。
当代学者莫道才教授认为：“南北朝所处的江南地区有清绮华艳的文化传统，加之物产的丰庶、风光的秀美，以及君王的雅好，于是骈文在这个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③]这个论述是准确的，它也能从总体上概括出南京发展成为“骈文之都”的文化背景。下面，本文拟从“六朝骈文之都”的成因入手解读相关文化信息。
一、文化基因的清绮化
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中论述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河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舍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④]李延寿的论断道出了南北朝文化之差异，并从某种程度上揭示出相关差异之成因。江左一代的清绮之风，理所当然地影响到文学创作，并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
南北朝时期总体的社会形势复杂，正如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所说：“南方暂见康宁，而北方又起扰乱。”[⑤]北朝的五胡十六国割据一方，使得中原地区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战乱局面。北朝的统治者骄奢淫逸者不鲜，地方上又多“据地自雄者”[⑥]，故少有宁日。残酷的战争带来无尽的灾难，生民涂炭，流离失所，很多人因不义之战而失去生命。所以说，“其时的民生，自然是很为困苦的。”[⑦]北朝乐府诗有《企喻歌·其四》：“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⑧]白描式的手法真实而生动，表现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和憎恶。可见，在久遭兵燹的社会背景下，北方地区是很难形成“清绮之风”的。
相比较而言，江左一带暂时的康宁带来社会繁荣，同时也为当地文化注入生机。史料记载，从西晋永嘉年间到刘宋末，北方人民为避乱而南迁者多达七十万人。他们的南迁，输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便利。安定的环境吸引北方名士大量南迁，同时造成文化重心的逐渐转移。因此，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其盛彬彬，而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清人查弼纳在为《钟山书院志》作序时指出：“大江左右，素推才薮。”[⑨]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此外，江左一带的自然之美也为文学创作特别是骈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尤其是南京地区，虎踞龙盘，是一方山水交汇的厚土。唐代诗人王圭在《游赏心亭》诗中这样描写南京形胜：“万里江山来醉眼，九秋天地入吟魂。”当地文物古迹星罗棋布，山水风光秀美旖旎，实乃创作灵感之不竭源泉，深为当时的骈文家所青睐。南齐的孔稚圭曾经写过著名的《北山移文》，文中的“北山”，指的就是南京城北的紫金山，又称钟山。本文是一篇标准的骈体辞赋，“整篇文章都用妙想天开的拟人手法，使山岳草木都充满嬉笑怒骂的声音和姿态。”[⑩]文章写道：“夫以耿介拔俗之标，萧洒出尘之想，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万乘其如脱，闻凤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濑”，“今又促装下邑，浪栧上京，虽情殷于魏阙，或假步于山扃。岂可使芳杜厚颜，薜荔蒙耻，碧岭再辱，丹崖重滓，尘游躅于蕙路，污渌池以洗耳。”[11]文笔优美，句法规整而又不失灵动，在诙谐的笔调中带有严肃的批判性，堪称骈文史上不可多得的个性化佳作。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江左地区当时的安宁是局部的，也是暂时的。比如在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起兵反叛并攻陷都城建康，纵兵烧杀抢掠，严重危及江南一带的社会稳定。骈文巨匠庾信在其《哀江南赋并序》中沉痛地写道：“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以至于“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庾信在文中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名句：“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12]在慷慨悲歌中，又增添了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由是观之，六朝骈文的兴盛和社会巨变紧密相联，并成为记录时代变迁的重要工具和载体，诚可谓一代之实录。
二、文学创作的自觉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特别是六朝时代，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标榜自我价值的时代。这个时期，人文气质的凸显推动了整个文化阶层的普遍觉醒。而这个觉醒带有深刻的自觉性，问其源头，应该追溯至魏晋时代。鲁迅先生指出：“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13]众所周知，自魏晋时代起，儒学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日趋衰微，这种趋势在六朝时代又进一步明显了。而其共同特点则是“非汤武而薄周孔”，[14]这种状况也反映出儒学在整个文化框架内逐渐丧失统治地位，是明显地衰颓了。传统的价值体系被打破，带来的是思想上的变革和演进，人们摆脱了重重束缚，主动地强调个体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这时，文学已完全地从广义的文学范畴中独立出来，并不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提及文学评论，这一时期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著，均属文学自觉性的产物。此外，昭明太子萧统是六朝时代不可不提及的重要人物，其“踵事增华”的文学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萧统所编《文选》对保存古代文献贡献至大，他为《文选》所作的序，阐明了其文体论，也代表了其文学观。“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 ，“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15]这些理性的文字，体现了当时作家的文学自觉性，他们能以独到的眼光来审视文学史和文学创作，这种态度是积极而可贵的。同时，这些文字普遍使用句式严谨、语言优美的骈体，体现了骈文的独特魅力，也展示出骈文自身灵活性的一面。作为储君的萧统虽然短寿，但其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却是巨大的。他将文学理论和骈文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相得益彰，堪称后人学习的典范。
梁简文帝在《与湘东王书》说:“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 扬、马、曹、王 ,近则 潘、陆、颜、谢，而观 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16]这里说的“今文”和“今体”就是盛行于当世的骈文。可见，当时的作家在创作骈文时，不但展现出横溢的才华，而且能利用这种形式自觉地探讨文学领域的诸多问题。相关作家和作品的出现，为骈文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并推动骈文在六朝时代的最大繁荣。我们不难发现，骈文创作也促进了文学理论的进一步成熟，二者在良性循环中互相推动，可谓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成功范例。
三、骈文推广的国家化
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沉迷于声色者居多，有政治建树者则寡。清代学者赵翼在其《廿二史劄记》中写道：“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江左宋、齐两朝之多者。”[17]这也是历史事实。从另一方面讲，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中间，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有的还成为某些方面的权威。这让人不由地联想到汉代文学盛事，以淮南王、梁王、河间王等人为中心，形成了若干个规模庞大的文化圈，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宋文帝“博涉经史，擅隶书”，他设立“四学”，于儒、玄、史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喜好文学，曾撰《江左文章志》三卷。裴子野在《雕虫论·并序》中说：“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於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18]这里面透露出两个信息，一个是宋明帝“博好文章”，是一位文学之君；另外就是由于帝王的倡导，天下趋之若鹜，以至于有人出资请人代笔，并乐此不疲。中国古代的文人标榜风骨，而这风骨之中往往又不乏奴性，这又使笔者想起了“楚王好细腰”的典故。裴子野在《雕虫论》中的观点非常明确，他严肃批评了那个时代的怪现象。齐高帝也雅好文学，影响了一大批的宗室子弟。大骈文家江淹在《齐太祖高皇帝诔》一文中这样称赞道：“才罄艳采，笔尽丽辞。”[19]这里的“艳采”和“丽辞”，写出了齐太祖的文章之美，指的就是词采华艳、重视对偶的骈体文。
陈后主“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书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采赏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绅之徒，咸知自励矣。”[20]陈后主以文辞质量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自然会引起大量的文学之士振奋以求。而后主也是一位骈文好手，他在《夜亭度雁赋》中，就留下了“云随竹动，月共水明”[21]的佳句。在很多诏书中，也发挥出骈体行文的优势，比如《改筑孔子庙诏》一文，“祖述宪章之典，并天地而合德；乐正雅颂之奥，与日月而偕明。”[22]文采华茂，气象高古，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而帝王文学之盛莫过于萧梁一代，这里就重点讨论一下。笃信佛教的梁武帝萧衍，在文化上建树颇多，他痴迷于文学创作和经学研究，著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可惜于今无传。梁武帝曾下诏置五经博士，“广开馆宇，招纳后进”，使梁朝经学盛极一时。同时，萧衍还是一位骈文高手，他在《孝思赋》中写道：“仲由念枯鱼而永慕,吾丘感风树而长悲。”[23]用典贴切，对仗工整，很好地体现出骈文的形式美感。至于“凉气入衣，凄风动裳。心无迫而自切，情不触而独伤。”[24]流畅自然的文笔颇有洒脱之致，自非一般骈文作品可比。简文帝萧纲也是一位学者型的帝王，他早在做太子时就显示出不俗的才情。《答新渝侯和诗》是简文帝的代表作之一，该文表现出统治阶级对待文人雅士的良好态度，他们礼贤下士，而这种态度也使得统治核心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并产生风雅化的倾向。作者还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延伸到文学欣赏的相关问题。“故知吹箫入秦,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25]这篇骈文遣词洗练，造句工稳。显而易见，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底已在其父之上。
与梁武帝过从甚密的“山中宰相”陶弘景，是丹阳秣陵（今南京市）人。他的骈文《答谢中书书》极富盛名，此外还有骈体辞赋《寻山志》，这系列作品被评价为“气势恢宏，风格典雅。”[26]其中，《答谢中书书》曰：“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具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竟跃。”[27]书信谈及江南的山水之秀丽，同时展示出作者乐在山水、向往仙都的人生追求，这种情怀是达观而超脱的。可见六朝骈文不乏灵动洒脱的佳作，这与陷入形式主义泥沼的作品判若泾渭，值得痛批骈文的人去重新审视。
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各级官吏和民间阶层纷纷响应，重视语藻、讲求声律的骈文创作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其盛况自不待言。而这个高潮的中心，肯定是非都城（南京）莫属。在当时，除学术领域外，骈文几乎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主导文体。今人褚斌杰先生指出：“我们从当时的文集来看，除诗赋的明显骈化以外，举凡一切公牍文如诏、令、表、疏和一切应用文如碑、铭、诔文、祭文，以及舒心之类，已经都用骈体了。”[28]就说明了骈文在六朝时期的普遍性和社会性，已发展成为国家化色彩极强的一种文学形式。
四、审美趣味的贵族化
形成于魏晋之际的门阀氏族制度，鼎盛于东晋，到南朝时期，该制度所赋予的特权仍然为出身寒门的统治者所承认。南朝的豪门氏族升迁极快，甚至皇帝也对此无法全面掌控。该时代谱学盛行，成为选举管理的基本依据，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资料显示，六朝时期的名门望族多为文学世家，他们人文素养的深厚和家族文化的繁荣，令普通家族无法望其项背。因此，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在文化上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学者钟涛先生指出，“六朝文学，常被认为是贵族文学。持这种看法的人对六朝文学虽不无贬损之意，但确实道出了六朝文学的实质。”[29]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安逸闲适的生活使六朝文人缺乏阳刚之气，而走向相反的一面，这和建安风骨是截然不同的。学者于景祥先生也明确指出，“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六朝文学主要是贵族文学，其创作主体已经贵族化了，其审美趣味更是贵族化的。”[30]这说明，创作主体的贵族化，带来审美趣味的贵族化，从而产生文学创作的贵族化，这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关于社会阶层的角色分配，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31]依照这个观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恐怕不会去吟咏富丽堂皇之景，而生活在上层的统治阶级，通常会去关注锦衣玉食和声色犬马，这也许是六朝贵族文学兴盛的重要原因吧。
那么，当时上层社会的风气究竟如何呢？北齐颜之推在著名的《颜氏家训》中描绘了当时的奢靡之风，他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这话也未必完全可靠，根据当时的风气，贵族子弟虽多游手好闲之人，但也不乏德才兼备之士。他进一步写道，这些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棊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32]出于颜之推本人的所见所闻，这些描述当是实情。南朝刘宋定都建康之后，广纳文学之士。宋文帝非常赏识诗文大家谢灵运的文学才华，经常安排谢在宴席之上笔歌墨舞，从而出现了文学史上有名的“才高八斗”的典故。而奢华的场面，只会让作家以赏心乐事为题，这也只能是贵族们特有的权力。而骈文这一文学形式最能和贵族之风融会贯通，成为贵族文学创作的不二之选。骈文追求语言华美，用典精工，这一切都和上层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用典，逐渐发展为骈文的一种标志性特征，也成为评判的基本依据。
论及文学创作的贵族化，我们应该提到大辞赋家江淹，他以《恨赋》和《别赋》而扬名于文学史。出身贫寒的江淹，早年在仕途上并不顺利，到了梁武帝时期官至光禄大夫。由于优厚的待遇和安逸的生活，使江淹的才思大为衰退，故有“江郎才尽”之典。可见，从文学创作的发展的角度讲，贵族文学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再来看江淹的文学贡献，他将骈文形式不断精细化，赋予了更多的形式美感。他在《别赋》中写道：“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居人愁卧，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曾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33]这种有别于贵族文学的作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故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另外，江淹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拓宽了骈文的使用范围，特别是其作品中一些庙堂文章，有的字斟句酌，有的典雅纤丽，有的奥旨精微，值得人们去深入研究。
在文学史上，作品被冠以宫体之名者，往往为评论家所不屑。因为贵族化倾向明显的宫体往往是空洞无物，或者无病呻吟。但是，如果仔细审视相关作品，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也不乏清新可喜的自然之作，切不可一概而论。梁元帝萧绎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擅长诗赋和书画。他的《采莲赋》是一篇宫体赋，同时也是一篇意境优美的骈文，文章生动刻画了采莲女子的神采，却无浮艳之病。“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场景描写细腻入微，引人入胜。“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34]人面荷花相映成趣，采莲女子的动态刻画十分传神。作品辞藻华美，句式规整，贵族化的风格是显而易见的。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短命王朝的繁华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这些封建贵族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却没有政治上的敏锐洞察力，全然不知大厦将倾，是以后人哀之。
五、对偶形式的声律化
汉字是方块字，特殊的构成赋予它以独有的对称之美，由此生发出有别于其他语言的文学形式和艺术形式。国学大师刘师培先生指出，骈体文“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35]这是很有道理的。先秦的许多典籍，都自然而然地出现很多的对称句式即对偶句。《左传》中就有相关论述：“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36]《尚书》中的一些语句，已带有明显的对偶化倾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和谐万邦。”[37]这些虽然未必是当时的作者刻意为之，但是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对偶句式有助于增强文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是符合汉文化圈的语言特点和审美习惯的。刘勰在其名著《文心雕龙》中也论述道：“造化赋形，肢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38]这也恰好道出了事物的对称美，也可以用来描述骈文的对称美。
众所周知，辞赋发展至东汉后期，文章风气一变，绮靡华丽的小赋不断涌现，夹杂于散体之间的骈句也随之增多。到了魏晋时期，骈文化的倾向逐渐明朗，骈散结合的作品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散文化的气息依然存在，但是，这些作品已呈现出讲求排比和对偶的艺术特色，曹植的《求自试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作者开篇写道：“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39]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骈文成型时期的鲜明特点，其中的节奏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享受。
齐武帝永明年间，文坛领袖沈约、王戎、谢眺等人异军突起，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得诗赋、骈文的语言表现力日趋丰富，并愈发优美起来。《南史·陆厥传》载“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彀。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40]其时有周颙的《四声切韵》、沈约的《四声谱》和王斌的《四声论》等著作出现，这些论著提出了影响中国韵文创作的指导理论，客观上促近了骈文创作的不断繁荣。骈文的主要特点就是讲求对偶和用典，同时还要注意声韵等因素。这样一来，“四声八病”可谓应运而生，为骈文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于是“在沈约'声韵之学’的影响下，骈文进一步兴盛”。[41]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指出：“夫五色相宣，八音谐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42]作者借此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并明确指出，只有把握了声韵的精微旨意之后，才能去探讨和投身文学创作。
今人于非先生指出：“梁陈时代，散文的骈俪化最为严重，文章中的四六句型，已成常规”[43]，正是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他进一步指出：“大量用典，晦涩难懂；崇尚雕饰，绮靡成风。” 六朝的骈俪之风日益盛行，一直影响到唐朝初年。后人对骈文的批判，也主要是基于其形式主义的束缚。《隋书·李谔传》就指出：“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44]相关的批判或中肯，或偏颇，则是另一话题了。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45]刘禹锡的《石头城》从一个侧面描写了六朝时代的沧桑巨变。六朝均定都于南京，前后历时三百余年，当时的南京是世界上首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南京也孕育了无比璀璨的历史文化，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东方文明之中心。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观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46]，论及六朝文学则首推骈文一体。作为六朝文明的中心，南京理所当然地成为“六朝骈文之都”。本文主要是从文化背景入手，简要论述“六朝骈文之都”的成因，谬误之处请各位专家指正。
[①]何新文等《见星庐赋话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②]《新华日报》，2013年2月28日，B07版。
[③]莫道才《骈文观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11页。
[④]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2013年，第2781页。
[⑤]吕思勉《每天学点中国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⑥]吕思勉《每天学点中国史》，第73、79页。
[⑦]吕思勉《每天学点中国史》，第79页。
[⑧]辛志贤等《汉魏南北朝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455页。
[⑨]汤椿年《钟山书院志》，南京出版社，2013年，序第1页。
[⑩]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7页。
[11]康金声《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三晋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12]吴云《历代骈文精华》，长春出版社，2010年，第245、247页。
[13]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页。
[14]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上编第二册第435页。
[15]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序。
[16]严可均《全梁文》，上午印书馆，1999年，第115页。
[17]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正》，中华书局，2013年，第246页。
[18]康金声《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三晋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19]严可均《全梁文》，第411页。
[20]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2008年，第453页。
[21]严可均《全陈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4、318页。
[22]严可均《全陈文》第318页。
[23]严可均《全梁文》，第3页。
[24]严可均《全梁文》，第3页。
[25]吴云《历代骈文精华》，第240页。
[26]王京州《陶弘景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11页。
[27]王京州《陶弘景集校注》，第95页。
[28]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66页。
[29]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30]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
[31]鲁迅《鲁迅杂文全集》，第382页。
[32]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13年，第96页。
[33]康金声《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三晋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34]康金声《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第112页。
[35]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2页。
[36]李宗侗《春秋左传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1191页。
[37]王士舜等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第6页。
[38]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88页。
[39]高步瀛《魏晋文举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18页。
[40]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2008年，第1195页。
[41]邓瑞全《说骈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42]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8年，第1779页。
[43]于非《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78页。
[44]魏征《隋书》，中华书局，2010年，第1544页。
[45]社科院：《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下册第129页。
[46]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序第1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