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1207年），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也是两宋词史上熠熠闪光的伟大词人之一。
辛弃疾所生活的时代，是“南共北，正分裂”的时代，是汉民族生存与发展遭遇极大危机的时代。“靖康之难”（1127年），宋王朝仓皇南渡。自此，南宋与金既不断开战，又不时议和。辛弃疾诞生的次年（1141年），“绍兴和议”成；当他二十五岁时，“隆兴和议”成；到他卒后一年（1208年），“开禧和议”成。与此相联系，南宋朝廷内部主战、主和两种力量，也就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这样的时代，既为其“试手补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促使其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触社会现实，又在政治上与精神上使他不断遭受政敌的排挤与打击，因而使他对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肮脏丑恶的政治现实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诗穷而后工。辛弃疾词的创作也因此达到了“自有苍生以来所无”的最高境地。
辛弃疾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二十三岁以前的青年时期。辛弃疾祖父辛赞因家累而未能脱身南下，曾出仕于金，但心怀故国，常引领辛弃疾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这在辛弃疾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辛弃疾幼年随祖父的迁调而游历四方。在谯县时，与党怀英同从学于亳州刘瞻，两人才华出众，并称“辛党”。辛弃疾曾两次受祖父之命赴燕京应试，谛观形势，为抗金做准备工作，谋未及遂，祖父去世。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辛弃疾聚众二千，树起抗金义旗。不久，率部归山东义军耿京，为掌书记。他力劝耿京归宋节制，以图大业。次年，他与诸军都提领贾瑞等奉表南归，不料张安国杀耿降金。他在北返途中得此消息，决然邀约统制王世隆等人，率领五十轻骑奇袭金兵大营，生擒叛徒，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随后，长驱渡淮，献俘行在斩首。壮声英概，警顽起懦，辛弃疾也因此留宋而被委任以江阴签判之职。从此，辛弃疾宦游江南，希望实现其恢复中原的理想。
二、二十三岁到四十二岁的壮年时期。这一时期的前十年，辛弃疾对于恢复事业充满信心与希望。“隆兴和议”后不久，他不顾官职低微，先后上《美芹十论》和《九议》，审时度势，力陈复国方略，显示出非凡的经纶济世才能。可是在“谈战色变”的年月里，他的意见未被执政者采纳。十年间，他只是担任江阴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通判以及司农主薄等职，无缘筹措抗金恢复大计。
乾道八年（1172年），辛弃疾出知滁州，开始了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游宦生涯。在此期间，他并未被派往抗金前线，相反，却被派去平定内乱。他由知州而升任提点刑狱，由转运副使而晋升安抚使，虽宦迹无常却政绩卓著。出知滁州，使当地荒陋之气，一洗而空。帅湖南时，创建“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在江西隆兴府举办荒政，严明果断，雷厉风行，成绩显著。在江西镇压茶商军的过程中，辛弃疾对所谓“盗贼”的起因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论盗贼札子》中，他尖锐地揭示了贪官污吏害民扰民的种种事实和人民被迫为盗的真正原因，提醒朝廷要“讲求弥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否则一味镇压会损害“国本”。这就显示了其政治上的开明见解与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
三、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的中老年时期。辛弃疾希望国富民强，在任积极有为，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刚直不阿的性格，触怒了一些权贵。淳熙八年（1181年）冬，他被朝廷言官弹劾，落职罢任，于有为之年退居于江西上饶城外的带湖。在长达十年之久的罢职闲居生活中，辛弃疾看似闲适自得，流连山水，寄情田园，但带湖的风月，并没有使他忘怀抗金统一的夙志，其词不时流露出功名未成、未老投闲的悲愤酸辛之情。淳熙十五年（1188年），爱国奇士陈亮来到瓢泉附近的鹅湖寺与他相会。他俩“长歌相答，极论世事”，以抗金统一的大业互相勉励。会后彼此唱和，写下了《贺新郎》词数阕，表达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坚贞志操。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冬，辛弃疾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在经过光宗召对称旨后，明年秋，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在任期间，改革理财办法，并准备打造铠甲，招募新军。绍熙五年（1194年）又被弹劾罢职，且对他的攻击一直延续到两年之后。
在又一次罢职隐居的八年中，辛弃疾因带湖住宅失火而迁居于铅山期思渡旁的瓢泉闲居，此时他内心矛盾比前十年退居时更为复杂：风波迭起的宦海生涯，使他深感才高必遭忌，功高必受害，只有全身而退，才是自我保全的妙法，因此其词里不时流露出退隐自全、饮酒避害的情绪。他出入佛道，妙解山水，思想上具有了比较明显的出世倾向。然而，时局的安危依然牵系着他的心，抗金复土的爱国热情，也仍然在他的内心深处回荡。
四、六十四岁至六十八岁的晚年时期。嘉泰三年（1203年），当权的宰相韩侂胄谋图北伐以保个人权势，起用大批主战人士，辛弃疾也在起用之列。他虽不满韩的为人，且已六十四岁高龄，但仍“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黄榦《勉斋集·与辛稼轩侍郎书》）。在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任上，书奏危害农事六弊；行在召对，他又再申《美芹十论》、《九议》之旨，言金国必乱必亡；在镇江知府任上，他积极奋战，遣谍侦察，又拟建立江上万人劲旅。但事尚未成，又因细故遭弹劾，三度罢职。
辛弃疾自六十六岁秋罢居瓢泉后，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韩侂胄对金用兵，大败，求和。开禧三年（1207年）秋，金人以索取韩的首级为议和条件，韩大怒，再次对金用兵。为了借重辛弃疾的威望挽救危机，任命他为试兵部侍郎。他则力辞而归。八月间得病。九月，宋延又起用他为枢密院都承旨，但他的病情已十分沉重，于九月十日含恨去世。辛弃疾卒后，韩侂胄死于政变。次年，“开禧和议”成。竟有人追劾辛弃疾迎合韩侂胄开边之罪。忠而见谤，自古而然。其实，正如辛弃疾垂危时所言：“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能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
辛弃疾善于诗文，而尤以词名世。其传世之词六百余首，数量之丰，质量之高，都堪称两宋词人第一。真不愧是人中之杰，“词中之龙”（陈延焯语）。
他取得这样高的文学成就，并不是来自于他对于文学事业的甘心俯首，他从来也没有把文学事业作为他生命的至上追求。其门生范开曾经在《稼轩词序》中发出过知己般的感慨：“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他本来是把自己的生命追求定位在平戎恢复上。但是辛弃疾事实上的“不遇”，即没有能够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成为挽救民族发展危机的英雄人物，却使他把一腔热血化为文学上的“英雄感怆”。
浩邈深沉的家国之忧，是辛词所抒发的一种重要情感。他白日纵目，每每心系“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声声慢》），“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菩萨蛮》），有时感叹“剩水残山无态度”（《贺新郎》），“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他夜不成寐，所闻所感是“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即使在“布被秋宵梦觉”后，所念也惟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他对于民族前途的深沉忧患，不因处境的变化而改变。
抗金复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是辛词所表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辛弃疾经常以此重任勉励同志。其寿赵德庄词，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其呈史正志词，许以“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其送友人赴任，勉励对方“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而他自己，也同样以抗金事业自我鞭策。他登上南剑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时，深感“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他为陈亮所赋写的壮词，其实是对自己的期待：“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表现了他自己对于恢复中原的热望和使命感。即使人到老年，遭逢“叶公好龙”之辈，他依然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怀抱：“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就写出了他期望能有人起用老英雄的心愿。此外，在追述往事时，他总是无限缅怀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这些，都表明了他对于抗金复土、建立不世功业的热切希望。
但是，由于南宋集团“忍耻事仇”、“一切不复关念”（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再加上辛弃疾被迫投闲置散的政治遭遇，其词中也抒发了冷落不遇的压抑感。他孤愤耿耿，深感“闲愁最苦”（《摸鱼儿》），初到江南，他就“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晚年罢归，他抚今思昔，痛心于“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愤怒之极，反有时出之以反讽：“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水调歌头》）；“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卜算子》）。他不仅抒发自己的“闲愁”，也对统治者不恤爱国人才的态度加以揭露。他深沉感喟：“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他借古讽今：“汉开边、封侯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八声甘州》）；他进而指责统治者不恤人才：“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总之，这种英雄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不平之鸣”，随处辄发，使其词显示出生气凜凜的抒情个性。
主和派的苟安妥协，南宋王朝的昏暗庸弱，使词人极为愤慨与痛心，在不少词中，他借古喻今，多次以西晋清谈误国的“夷甫诸人”，来痛斥今日“夷甫之流”的苟且偷安的误国罪行。“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水龙吟》），当权的主和派不关心人民生死，不关心民族兴亡，他们但知作清高状，令词人忧心如焚：“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贺新郎》）。这些“清绝”的主和派，对主战派人士倒是不惜压抑和围攻，词人不禁激愤地发问道：“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对于他们，词人坚决痛斥，以鼓噪的群蛙等来揭示其丑态：“袖手高山流水，听群蛙、鼓吹乱池。”（《满庭芳》）。这样的政治批判之作，是辛词里极具斗争锋芒的内容。
除了以上体现为主旋律的重大内容外，辛弃疾还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词、农村词和理趣词。就山水词来看，他自称是一个“一生不负溪山债”（《鹧鸪天》）的人，在其笔下，的确有“万壑千岩归健笔”（《念奴娇》）的气象。他写青山，时而奔腾而至，似“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时而“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沁园春》），时而与之情融意通：“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他写岩下溪水清澈明畅，宁静优美：“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生查子》）；写钱塘江潮则声威赫然，夺人魂魄：“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摸鱼儿》）词人笔下的山水千姿百态，动静皆美。
辛弃疾的农村词，承苏轼《浣溪沙》组词流风，而较苏词更为多姿多彩。举凡四季田园风光、春秋农事更替、田野劳作、家舍副业、男婚女嫁、民风乡俗，从儿童、少妇、壮夫到野老的多种人物形象，乃至他与农家的友好交往，无不形于笔端。它们像随意摄取的生活小照一样，不仅显示出了词人的闲情逸趣，也使辛词洋溢着新鲜、活泼的生活气息，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清平乐》〔茅檐低小〕诸词，就是典型的例子。
辛弃疾的理趣词，基本上作于他退居带湖尤其是瓢泉以后，表现了他对于人生观、历史观乃至于宇宙观的深入反思。因为“无穷宇宙，人是一黍太仓中”（《水调歌头》）的宇宙大秩序的启示，因为“贵贱偶然，浑似随风帘幌，篱落飞花”（《玉蝴蝶》）的命运偶然性的觉悟，因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的价值幻灭的感悟，也因为“胶胶扰扰几时休？一出山来不自由”（《瑞鹧鸪》）的官场牵累，特别是因为政敌的谗言让他忧谗畏讥：“笑挂瓢风树，一鸣渠碎，问何如哑”（《水龙吟》），他不免想选择“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鹧鸪天》）的生活道路，向往“秋水观中山月夜，停云堂下菊花秋”的隐居闲适生活，他自谓“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瑞鹧鸪》），并以“人生行乐”的思想来安慰自己。他谈齐物、辨小大，说有无，悟动静、达贵贱、知刚柔、讲顿悟，以道佛思想来重新解释世界，表现了当理想无法实现、自身迭遭打击之后的心理调整需要。当然，调整并没有使他真正安心，直到镇江任上，他还在慨叹“老去行藏与愿违”，还在问讯“何人可觅安心法”（《瑞鹧鸪》）。这说明，对于人生、历史和自然、宇宙的重新参解，并不能完全消除他积极入世、精诚报国的内在热情。
辛词中情词不多，但或雅或俗，也能自见特色。雅者如名篇《祝英台近》〔宝钗分〕，深婉细曲，被人誉为“昵狎温柔，魂消意尽，人才伎俩，真不可测”（沈谦《填词杂说》），俗者如《南歌子》〔万万千千恨〕，则全用口语，颇有生活风情。辛词中的情词不仅有着抒情风格的不同，还有着载意深浅的区别。他的一部分情词，抒写的是纯粹的爱情体验，如《临江仙》：
金谷无烟宫树绿，嫩寒生怕春风。博山微透暖薰笼。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 别浦鲤鱼何日到？锦书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应随分瘦，忍泪觅残红。
而有一些词作，则是比兴为辞、别有寄托者。如名篇《青玉案·元夕》，看其结韵所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分明是“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又岂止是儿女情事！此外，还有一些情词，具有“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效果。如《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夜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词作本事分明，抒发的是故地重游之恨。但其中却打入了词人“多少华发”的身世之慨。对于词中“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的深忧重恨，有些读者甚至读出了其中的“家国之恨”。
以上论述，即使不能包举辛词的全部情思内容，当也去之弗远，余不再述。
辛词不仅情思内容十分丰富，艺术风格也是多姿多彩。它有时豪迈奔放，变自东坡词风，如《水调歌头》〔我志在寥廓〕；有时又以芬芳悱恻之姿，含忧愤沉郁之情，化自楚骚传统，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有时清新隽永，如《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有时委婉缠绵，如《祝英台近》〔宝钗分〕；有时诙谐机智，如《玉楼春》〔何人半夜推山去〕；有时辛辣嘲讽，如《千年调》〔卮酒向人时〕；有时浅白俚俗，大有元散曲之趣，如《鹧鸪天》〔困不成眠奈夜何〕；有时雄深雅健，竟似司马迁文风，如《沁园春》〔叠嶂西驰〕。可谓能庄能谐，亦柔亦刚。这多姿多彩的艺术风咯，使辛词如“老杜诗”，体现出了“群峰万壑”般的“集大成”艺术风貌。同时，辛词又展现了极具艺术魅力的个性化词风——豪壮沉郁词风。
豪壮沉郁词风与恣意奔放的豪放词风不同，也与能以理遣情的清旷词风有异，它是一种兼有豪放和沉郁情感特质的“复合型”风格。辛词中兼有奔放和敛抑的双向性的抒情特征，造成了其悲愤抑郁、豪宕感激乃至于悲慨莫名的强烈抒情效果，这是其与苏轼词风的主要差异所在。可以说，辛弃疾的许多著名词作，都具有一种径由苏词又变化苏词的新风格。而他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独具个人面目的抒情风格，是因为一方面，他有着炽烈深厚的爱国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另一方面，这种激烈奋发、渴望将个人的生命追求融合于抗金复土的时代需要之中的感情，由于主和派执政而受到了抑制，他失去了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外部环境，这形成了其内在精神需要与现实不可能实现这一需要之间的强烈冲突。苏辛虽被称为同宗，但是苏轼的词风主要表现为自然雄放，清旷超逸，颇有得理趣滋养而成的几分“仙气”；而辛弃疾的词风则主要表现为悲壮沉郁，感慨苍凉，更多的是“狂气”与“霸气”。他与苏轼的区别，是英雄之词和士大夫之词的区别。
辛词的艺术特色，大体有以下表现：
一、他以异常开阔的胸襟气度，创造了与词的主流抒情传统迥然有别的阔大神奇意象，并构造出开阔、雄深、动荡、瑰奇而完整统一的艺术境界。
在辛词中，最能显示抒情主人公白我期待的形象与意象，大多是气度不凡的历史英雄，折射着主人公不凡追求和超拔人格的神鸟猛禽，以及映现着抒情主人公的奇情异彩的巨石层峦等等人格化的自然意象。历史英雄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实现了生命价值的成功英雄形象。如传说中治水有功的大禹（《生查子》〔悠悠万世功〕），据江东而成功地抗衡曹、刘的少年英雄孙权（《南乡子》〔何处望神州〕），以及“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北伐名将刘裕（《永遇乐》〔千古江山〕）等，他们体现着词人对于自我生命的期待和定位。第二类是才能出众而受到当政猜忌和压抑的失意英雄形象。如“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中力能安邦而遭疑忌的谢安（《念奴娇》〔我来吊古〕），“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所感慨的西汉名将李广（《卜算子》），“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而却无机会成就卧龙事业的陶渊明（《贺新郎》〔把酒长亭说〕），功成身退的知机英雄范蠡（《洞仙歌》〔婆娑欲舞〕）和颇感寂寞的老英雄廉颇等（《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主人公形象及其事迹的大量引入，十分有助于构造开阔、雄奇、深邃的艺术境界。神鸟意象如“笑人世、苍然无物”的神鸟大鹏（《满江红》〔鹏翼垂空〕），“记当年，吓腐鼠，叹冥鸿”的神鸟凤凰（《水调歌头》〔万事几时足〕）等等，是他不凡人生境界和高洁精神追求的隐喻化表现，它们对于构造辛词开阔、动荡、瑰奇的艺术境界无疑能增色不少。
在辛词中，自然意象可以说是触手成春，具有随机而取和涉笔成趣的自然生动性。应该指出的是，在他所创造的自然意象中所呈现出来的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与前此的文学作品大为不同。在以前的文学作品里，不是借自然和自我的“同构关系”用以景写情，就是表现我与自然的“合一关系”：主体的心灵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融化在自然中，以表现带有玄学色彩的忘怀物我、超然物外的意趣。而辛弃疾与大自然之间，则是一种“神交心许”的新型关系，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初看起来，也是一种“合一关系”，但却是以自我的奇怀伟抱来濡染和重构自然，赋予大自然以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其笔下，静态的青山可以有飞动回旋的气势：“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很小的石壁可以被赋予凌空之势：“莫笑吾家苍壁小，棱层势欲摩空”（《临江仙》）；深山里的岩石可以乘风飞舞：“门前石浪飞舞”，可以被词人相携遨游世外：“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句”（《山鬼谣》）。这些被赋予了动荡、神奇性的自然意象，是其开阔、雄深、动荡、瑰奇的艺术境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词的意境，可谓包藏万有而涵容古今，具有深邃而辽阔的时空架构。从时间深度上说，辛弃疾的某些词，把笔触探入遥远的历史年代。他慨古讽今，借古喻今，从对历史传说和历史事件的讽咏中，见出他自己的生命观，价值观，见出他对于时代政治弊端的不满和对于民族前途的忧患。比如他晚年对“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的不朽禹功的赞叹（《生查子》〔悠悠万世功〕），就传达出他对于造福人类的不世英雄的景仰。而相反地，“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的问讯（《浪淘沙》），以汉殿秦宫的沦没无踪，传达出了相当悲观的价值幻灭感；他写统治者对有着赫赫战功的军事天才李广，反不如对“为人在下中”的庸才李蔡重视（《卜算子》），则曲折表达出对南宋官场忌贤妒能和贤愚不分的愤慨。他对于时间的处理，有时快至于“肘后俄生柳”（《贺新郎》），有时将不同的具体历史时间杂糅成脱去时空规定的历史画面，如他将陈皇后、杨玉环、赵飞燕放到同一场景中去抒情（《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可谓大笔振迅，挥斥如意。辛词所呈现的空间广度，也是神奇变化，不一而足。小至于一只蜗牛角上的左蛮右触的争土掠地（《哨遍》），大至于追思明月的周游天宇上下（《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神悟“月轮绕地球之理”（王国维语），畅想日月在宇宙中的位置，将日月想像成宇宙这个大磨盘上逆向运行的两只徒劳的小蚂蚁（《水调歌头》〔日月如磨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而变化伸缩中的时间和空间的多样结合，就构成了辛词神游八方和思接千载的总体意境特征。这样的词境，完全突破了“狭深性”的传统规范，极大地展现了词人的创造魄力。
二、迥落天外的超常想像力和诸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梦幻、夸张、变形的运用。
想像是诗意构成的要素，想像力是测试作家创造力大小的试纸。辛词具有超常的想像能力，这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在文学史上，也许在屈原之后，只有李白和苏轼的想像力能与之相比。其想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天上地下、古往今来、生死异路的场景，无不可以被他轻松地融汇于笔端。这种气势磅礴的想像，自然就包含着艺术上的夸张与变形。在其笔下，月可怀挟，虹霓可以握于手中，自己可以在梦中穿行于星斗之间，（《千年调》〔左手把青霓〕），这就挥洒出浓郁的浪漫豪情。
辛词所创造出来的梦幻世界尤其显得瑰奇无比，他喜欢描写有夸张和变形效果的奇梦。他既有“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渴望，又有“梦觉大槐宫”的虚无感受，他梦见对他欣然微笑的庄周，也梦见古代贤人孙叔敖，他还由二块奇石而梦见一个失败的力士张难敌的幽恨。而在这诸多的梦幻之中，以“畴昔梦登天”的登天遨游之梦最为神奇。他像鸿鹄一样飞升高举，摩挲过月亮，看到了天圆地方的全景，超脱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梦想中的无限自由。
三、将散文化的手法引入词中，不仅打破了词与诗歌乃至散文的分界，扩大了词的固有表现领域，而且还能增加词作的强盛气势。
所谓散文化，第一是指内容的散文化，也就是以词表达散文所习惯讨论的道理或哲理。哲理内容的入词，造成了以理趣代替情感的效果，这集中地体现在其理趣词、归隐词和部分写景抒怀词中。这些词中的理性思考内容，本来都应是散文措手的。此外，像《永遇乐》〔千古江山〕中对于当时政治军事问题的认识，本是属于政论文的内容，而词人却借助于典故的准确而密集的运用，达到了准确、含蓄的成功表达效果。前人称之为“词论”，就其内容的丰富复杂来看，洵非虚语。第二是指手段的散文化。这里面包含着多种手段。一是以放言议论笔法代替形象性描写和感性化抒情。如《雨中花慢》〔旧雨常来〕里写道：“功名只道，无之不乐；哪知有更堪忧？怎奈向、儿曹抵死，唤不回头！”就是如此。二是好用经史子集中散文体的语典成句，连语气助词和之乎者也之类虚词也带进词来，造成语言结构的松散。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如“于是焉河伯欣然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哨遍》）就是来自于《庄子·秋水》，“甚矣吾衰矣！”“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就是分别来自于《论语》和《南史·张融传》中的口语。三是自造句式也似散文，有着散文的陈述或反问语气甚至语气助词。如“我见君来，顿觉吾庐，溪山美哉！”（《沁园春》）。四是以散文的典型化结构如主客问答来构造全词，显得横放杰出，龙腾虎掷。他的许多问答体词，在结构上就享受到了更大的自由。这一点，下文介绍创体时还要提及。
以散文化的手法写词，对于词体是一种冒险。辛词冒险则比较成功。其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无论采用什么手法写词，只要作者具有充沛、激烈的感情，其抒情文学的品性就不会有本质的改变。而辛弃疾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这样的词章，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不够优美精纯，但它比因循守旧或不敢稍越雷池的作品，还是更富有生气。
四、空前绝后的创体能力。辛词词体的丰富多样，为词史所仅见。它们包括带有戏谑色彩的主客问答体，这是汉代班固在《宾戏》、扬雄在《解嘲》里所用的体格，所以也称“《宾戏》体”或“《解嘲》体”，如《六州歌头》〔晨来问疾〕，《沁园春》〔杯汝来前〕、《沁园春》〔杯汝知乎〕等等，不仅在情调上显得戏谑诙谐，而且在章法上显得活泼变化，不受词的惯用章法限制；天问体，如《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全词是由对月亮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所组成，在词中也是创体；会盟体，如在《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中，词人模仿《左传》记载齐桓公会盟诸侯时的会盟语句，戏谑地对带湖的鸥鸟说道：“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很是新奇有趣；招魂体，如《水龙吟》〔听兮清珮琼瑶些〕，通篇用“些”字押韵，而篇中夹杂“兮”字调节句式，感情显得分外浓郁；隐括体，如《踏莎行》〔进退存亡〕，全词为集经句而成。此外还有逐句嵌入药名的药名体、杂用同姓历史人物典故写今人体等。创体之外，至于“效花间体”、“效李易安体”之类学习他人词体的行为，不一而足，此不赘论。
五、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在表现手法上，辛词杂取众长为我所用，融会贯通又自成一体。其最主要的特色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是合理汲取香草美人的诗歌抒情传统的养料，善于运用比兴象征的手法，来传达他心中怫郁幽怨的政治感慨；在其笔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波浪翻屋”、蛾眉芳草、烟柳夕阳、怪石起舞、伤春怨燕乃至典故人物等，无不具有比兴的意义，能够唤起人们对于宋词意境杳深、韵味悠远的审美体验。第二是熔铸经史百家典故，更精深曲折地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抒愤写怀的时候不能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百药难治书史淫”，具有异常渊博的文史哲知识可资选用。他用典拉杂宽博而又能以气运化，指使古人古语如使唤小儿。即使少数篇章不能不遭人异议，但总的说来，他的用典却是增加了短篇小幅的情思容量，令人含咀不尽，久而知味。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斐然不凡，宋末词人刘辰翁将他与苏轼对比而得出的评价，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东坡词）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辛稼轩词序》）辛词之所以能到达这祥“无施不可”的用典最高境界，是因为他能以炽炽燃烧的感情“洪炉”，把许多毫无联系的典故“药石”，融化成有效而完美的艺术“金丹”。第三是运用讽刺和反语。对于南宋官场上的丑恶现象，词人在进行“掩鼻人间腐臭场”式的正面抨击的同时，大量运用反语讽刺，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轻蔑情绪。如以“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讽刺韩侂胄借起用自己以沽名钓誉（《瑞鹤鸪》〔江头日日打头风〕），又如《千年调》〔卮酒向人时〕对于宦林群丑的冷嘲热讽，《夜游宫》〔几个相知可喜〕中对于好谈名利的“尖新俗客”的挖苦讽刺，效果都十分突出。另外，对于自己失意于当世的处境，词人也用苦中作乐的趣笔来自我解嘲，如《浣溪沙》〔细听春山杜宇啼〕中“而今堪诵《北山移》”的自我嘲戏，《添字浣溪沙》〔记得瓢泉快活时〕中“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的自我调侃，都在轻松的表象下隐藏着苦味的感受。
此外，辛词在语言上的熔铸之功和创造能力也十分出色。在化用典故如自己出的同时，他还创造了许多堪称警句妙语的词句。如“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镜里花难折”、“惜春常怕花开早”、“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等等，大体以炼意为主，韵味悠长。这一点，通过对于辛词的具体阅读，相信读者还会有更多的体会。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辛词达到了一般词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境界，但也不可否认，其词中也还有一些趣味不那么高、情味不那么纯正的作品，使其词作情感价值呈现出参差不齐的面目。在艺术上，取得了高度成就的辛词，在以下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在于有些作品下笔过于轻率随便，意思比较松散，用语过于俚俗，韵味未免不足。其二是有时过度依赖典故的传情达意作用，全篇叠用典故而主旨不明，或者典故本身显得生僻而拉杂，如《六么令》〔酒群花队〕等。对于这样的作品，虽然读者可以用“神气完整”来为它们找饰辞，但不能不为探不明本意而遗憾，“掉书袋”的评语，应为此类词而设。其三是在散文化的词作中，有些结构松散、语言拗口的作品，读来令人疲劳。当然，在六百多首词作中出现一些不足之处，实属瑕不掩瑜，无损于辛词作为词史高峰的历史地位。
建国以来，对于辛词的研究，成就十分突出。出版专著三十余种，论文四百余篇。对其生平思想、仕宦交游、词作编年、词作笺证注释、词作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研究都已经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其中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凝聚了词学研究者的毕生心血，是辛词研究中里程碑式的力作。但是，在辛词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有待开拓的领域和深化的问题。第一，是有些空白需要加以填补，比如辛词与其诗文的综合研究，辛词的历史传播和影响的过程研究，稼轩的词学观等等；第二，有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辛弃疾数遭弹劾的真正原因、辛词的创作分期、辛词的创作思维特点等等；第三，作为辛词研究基础的生平考证和作品编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留下了许多工作待做。以作品编年而论，在新版增订邓广铭本中，尚有相当数量的词作“姑且”系于某年或某个时期，有待于弄清其确切的写作时间，以使辛词研究能因此而再上一个台阶。
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书店出版社和母庚才、顾之京先生于1998年策划、组编了这套《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并邀请在辛词研究上积累深厚的专家朱德才先生为本书作者。因为此书工作量较大，朱先生身体欠佳，征得主编同意，又邀请薛祥生先生共举此事。在撰写的过程中，朱先生不幸病情加剧，于病笃时将未成书篇托付给邓红梅先生襄理完成。现在全书已经完稿，我们衷心希望它的面世，能够告慰为本书“燃尽了生命的最后火焰、也是最光彩的火焰”的朱德才先生的在天之灵。
本书共收入辛词629首，以1993年版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为底本进行编次。本书附录部分，除收录辛词总评辑评外，还收录了历代辛词版本及现代以来稼轩词研究有关书目和论文索引，供读者研究之用。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我们吸取了前贤时彦的不少研究成果，并得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马建农先生及主持此丛书的母庚才先生、顾之京先生、陶玮先生的有益指导，特别是审读了全稿的母庚才先生，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另外，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词学专业的研究生周玉梅、朱长英、王伟伟、高瑞琴同志也先后参加了本书的有关整理和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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