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的西传、中亚商品的东来、粟特胡商的汉化、西域货币在河西地区的流通，这些都引起了中亚诸国对东方中国的美好憧憬，出现了以粟特人、回回人为主的东向民族移动和入华定居，显示了古代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经济发展的繁荣魅力。
▲反映隋吏部侍郎裴矩在河西走廊招商活动的隋代图画。
一说起“丝绸之路”，人们的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景象：
一群高鼻深目的胡人商客，牵着数十峰骆驼组成的几行驼队，驮载着一捆捆卷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正在穿越茫茫的隔壁沙漠。他们不惮艰险，长途跋涉，往返于遥远的西域和繁华的中原之间，风尘仆仆，行色匆匆，为的就是通过长途的贸易贩运，获取巨额的利润差价。
在这里，想象中的浪漫与现实中的利益相交织，勾画出了一幅丝路贸易的生动画卷。不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并非只指陆上的驼队交易，还包括海上的航运贸易；丝路贸易也不只是中亚胡商的专利，还晃动着汉族商人的身影；丝绸之路上开展的不仅仅是经济贸易，还有着政治交往、军事征行、民族流动、宗教传播、文化互动、技术流传等丰富内容。这是一条全面展开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的道路，是一条绵历了两千余年之久、横贯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时空隧道。
丝绸古道上的各国丝绸
这条东西交通大动脉早在纪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丝绸之路”一词却到19世纪才诞生，它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这条以中国盛产的丝绸而命名的东西方交通要道，毫无疑问地说明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在中国，一般认为是在汉唐时代的都城长安或洛阳。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所开展的对外交流，除了主要面向西方世界外，还通往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有人将丝绸之路的最东点定为奈良，也不无道理，而最西点则到了地中海地区的罗马。这条丝绸之路横贯整个亚欧大陆，全长近万公里，其道路里程之长、经历国度之多、持续时间之久、交流内容之丰，在古代东西方交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敦煌壁画中的丝绸之路商旅图。
轻盈飘动的丝绸质感、高档奢侈的丝绸消费带给人无比浪漫的遐想。丝绸之路当然不是专营丝绸，但丝绸无疑是丝路贸易比较大宗和极具特色的商品。大量丝绸制品从中国的南方及中原各地运至西北，再出口到中亚、西亚及欧洲，成为丝绸古道上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大特点。敦煌文书多处记载该地有吴绫，吐鲁番文书中有专门从事丝织品交易的“帛练行”，中有梓州小练、河南府生絁、蒲陕州絁等。
这些来自江南、四川、河南等地的丝织品，被长途贩运到了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还告诉我们，唐代官方设有负责向西域运送丝织品的“送帛练使”。
运送到敦煌、吐鲁番的丝织品，除了在当地消费之外，更多的可能被远售到中国以外的丝路沿线地区。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中，从事丝绸买卖的胡商有康莫毗多、康显愿、何刀、白迦门胧、车不吕多等人，属于中亚粟特昭武九姓及其他西域胡姓，他们的姓名中保留了明显的胡风特征。
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夫拉西阿卜遗址壁画中，绘有手捧丝绸和蚕茧的中国商人；托勒密《地理志》一书记述了Serica（即丝国），指的就是盛产丝绸的中国。很显然，这些丝绸都是从东方的中国远道贩运西去的。除了中国丝绸的西传，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其他国家生产的丝织品也流通在丝绸之路上，通过出土文书与丝绸实物可以知道，唐代敦煌、吐鲁番市场上有来自中亚的胡锦和波斯锦，以及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锦和朝霞锦。因此，贯穿于整个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是以销售中国丝绸为主，同时兼有其他国家的丝织品相参与的经济交流活动。
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
的贸易桥梁
丝绸是丝绸之路上最富特色的一类商品，但丝路贸易的商品种类极其繁多，无论是日常用品或是异域奇珍，可谓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列有人、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工业用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18种，主要是从中亚等地传入中国的。据《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一文统计，这些外来商品分为胡粉、棉布、丝织品、铁器、银器、玉器、珠宝、竹器、毛织品、牲畜皮和牲畜、羚羊角、药物、硇砂、草豉子、矾、瓜果、饮食、颜料、兵器等19类，大多也是从西域贩运而来的。
这两种论著主要依据的传世史籍和敦煌文书，对外来商品的记载极为分散零碎，而吐鲁番文书则有集中的展现，如《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记录了丝、金、银、铜、香、药、硇砂、石蜜、郁金根等交易商品，《唐天宝二载（743）交河郡市估案》汇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商品，如上文提到的梓州小练、河南府生絁、蒲陕州絁等丝织品，以及来自江南的常州布、四川的益州半臂、东海或朝鲜半岛的昆布、热带地区的犀角及各色香药、突厥敦马、波斯敦父驼、印度的菴磨勒等。这些商品种类众多，分布范围极广，几乎遍及整个亚洲，都荟萃于吐鲁番这个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市中。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记录的贸易商品的缩影，完全可以折射出古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国际贸易的盛况实景。
正因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商品是如此的种类多样，所以姜伯勤把它又称作白银之路、香药之路、珠宝之路、琉璃之路、法宝之路，以及其他学者早就提到的玉石之路、陶瓷之路等。这些不同称呼的名词充分表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和文化
伴随着丝路商品的交易买卖，各色商人的身影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其中最典型的是来自中亚地区的胡商，如早期的粟特人和晚期的回回人。魏义天所著《粟特商人史》一书概略地揭示了他们四处经商的情况，其中东向入华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粟特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敦煌莫高窟第45窟南壁所绘观音经变中，有一幅胡商遇盗图，高鼻深目的胡商们牵着驮载货物的毛驴，在途中遭到了手持长剑汉人形象的强盗劫掠。
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信札告诉我们，粟特胡商在从撒马尔罕到洛阳乃至更东的丝绸之路沿线道路上，尤其是以武威为中心的河西走廊，构筑起了体系完备的商业据点和网络。由于中亚两河流域地处丝绸之路的中间环节，粟特胡商从事的主要是中转贸易，比如在十六国前凉“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西胡即西域的粟特胡人，他们将拂菻（即拜占庭）制造的金胡瓶转卖到了河西走廊。
又如，高昌国王麹文泰给唐高祖进献了一对拂菻狗，“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也应是粟特胡商从拜占庭转售到高昌，再由高昌王进贡给唐朝。杨贵妃养了一只康国猧子，有一次唐玄宗与人下棋，眼见就要输局，杨贵妃遂放出猧子，搅乱了棋局，玄宗的面子得以挽回。这只康国猧子“性甚慧”，当即拂菻狗，之所以又称为康国猧子，是因为粟特康国人在从事拂菻狗的中转贸易而得名。相对于身影活跃的胡商而言，也有不少汉族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从事贸易。
由于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活动的盛行，在丝路沿线中国境内各地出土了许多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而在中亚地区也发现了中国制造的铜钱。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在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北周统治下的河西走廊，之所以流通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等外币，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粟特胡商在这里从事商贸活动。
早在十六国时期，就有许多粟特人来到河西经商，公元439年北魏攻克北凉国都武威后全部被俘，过了十多年后才被粟特国王赎回。与河西走廊相毗邻的西域高昌国，吐鲁番文书中经常出现银钱使用的记录，应该就是波斯银币或其仿制品。这些丝路货币的历史记载和出土实物，是古代东西方丝路贸易的重要实证。
汉唐时代，粟特胡商不断东向入华，由起初从事商业活动，到后来定居生活，在中国娶妻生子，经过长年累月的繁衍发展，使得这些远离中亚本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在中国定居下来，出现了像敦煌的从化乡、吐鲁番的崇化乡等著名聚落。
由于逐渐接受了汉化，融入到中国社会中，成为中央政府统治下的编户百姓，得到了汉地社会的高度认可，在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丝路沿线地区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家族郡望，如武威安氏、曹氏、石氏和建康史氏等，被列进唐人编写的《元和姓纂》和《新集天下郡望氏族谱》中。
如前所言，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经济贸易之路，还包含政治、军事、民族、宗教、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交流内容，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古代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经济繁荣在丝绸之路上产生的无限魅力，使得中亚诸国对东方中国产生了美好憧憬，出现了以粟特人、回回人为主的东向民族移动和入华定居。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易活动与良性互动交流，对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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