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屈子者，犹盛装之美人，若《离骚》之作，览之恒使人闷闷不乐，大为伤感也！嗟乎！能不屈其志而自恋自爱复不自惜者，今世不可复见其人者矣！嗟乎！其念之也，情为伤感之何甚也！观其诗，而不知其精神，可乎？乃论屈子之精神如次也：
屈子者，楚人而王族，而富贵者之流，而肉食而未能鄙者也。肉食而未能鄙，此其悲剧之所由生者欤？故其心秉清世之志而坚持不懈，而坚贞自洁，而恶于世之污垢，而不欲于随波逐流，皎皎乎独立于世，而终遭沉沦。观其事，殆近于完美主义者，而与辛稼轩之境界为异矣！辛稼轩之境界云何？则身处乱世之中，不能行完全之志，抱绝世之才具，而终郁郁于世者也。然当其在位，则举全身之力以行所欲而有所利于民生世界，而身心之为世俗之所沮丧，而不顾也！故其为词，能为豪放之精神姿态。若屈子，则完美主义者而至于水清则无鱼之境界者也，其心不能容世之有所污也，故不能少损其志而为其次之境界，而宁以一死辞天下也！其勇于能死之心，诚亦决然而可观者矣，然我之观其能死，有所会心于其内在精神而及于外在之姿态者也。
屈子之精神，唯其为完美主义者，故其能死之姿态，亦绝美者也，亦美仑美奂者也！犹若盛装之赴死，而必整其容者，若病中不欲见汉武之李夫人，屈子之殁，亦必以华丽香艳出之者也！此种外在之姿态，乃其内在精神之绽放，若无内在精神之热烈而染于感情而为深情，则何必以此盛装而香艳华丽之姿态以赴死邪？故外在之艳丽郁怒者，必有内在之精神及热烈之深情者矣。故屈子之篇章若《离骚》、《九歌》者，色彩之秾艳奇丽而意味之芬芳悱恻，大为吾国歌诗中之异观，而香草美人之传统，亦瞩目千古，后世诗人若李义山者，虽得其色彩意味而未具其内在之精神，即李太白之高蹈超绝者，亦不足以方其艳丽，则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说，我之又甚惑之者矣！屈子之精神及姿态中明明而有此种之绚烂，而吾人每以平淡之为说者，何邪？则必推屈子于其内在之精神及热烈之深情而外，又有一种之心理，其极至于坚贞独立而不受濡染于世俗之庸俗恶劣，而将为能死也，则又盛装以饰而出之以香艳绮丽，必自恋若是，可以为此也！其贞之极，故自恋之若是也！唯其深于自恋也，故于世俗之精神，未得真正之体会，而于辛稼轩之境界有所阙如，其精神虽可臻于大我之境界，而在现实世界中之成就，则以一能死而泯之者矣，若流星之陨而灿烂，而绚丽固大过之者矣！
故屈子者，身实未能独立而依附于王者也，而为美人之姿态，若用情之专者，彼既无以我为念而若情之始乱终弃，于其深心中实已无欲生之望，故有能死之志也，世人之作为此者，亦非鲜矣！唯其无此独立之精神也，而为独立坚贞之姿态，而不能为豪放之精神境界及姿态也！吾人之每睹其篇章而感其绚烂之色彩，虽离于俗艳，而又有所未足者也，能入而不能出，亦屈子之所以为悲剧也。观后世之论而每有反复者，而宋之后遂以陶潜之人格为极致，而今我遂以辛稼轩为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之最高境界，而不以屈子，其亦有所由者矣！
六
纳兰性德，深于情而敏于感者也，其贞足以自守，而不足以破外物之束缚以激成其大美，唯抑郁缠绵于内而怅惘其思，其情之足以感人矣，其言之足为清新曲妙矣，读其词，而恒使人有意不可解之致，《忆王孙》云：“读《离骚》，愁似湘江日夜潮”，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温飞卿句秀，李重光神秀，若纳兰性德，则可谓情秀也！其风神直追后主，得其神髓，亦唯情深不可解之未有以异而已矣！其情深而不可解者，溯其上则又有李义山，其上则又有屈子，吾国文学史上得此四人，洵异观也。唯屈李二子也以丽，而后主纳兰颇擅清奇；屈李也怨，后主纳兰则幽怨矣。屈子文质兼胜，义山文稍过质，后主纳兰则质稍过文。纳兰性德殆亦有感于屈子之悱恻缠绵、郁怒而怨，然屈子之情不可遂解，因赴死以见其情，纳兰性德则乏此勇气，而亦不必有此勇气，而自守其贞于内，外物夺其生机，遂郁郁而陨于壮岁。似后主纳兰者，又有晏小山，亦清真独拔，若期之以情不可解，亦或有之，然不过后主纳兰，而其旷达洒落，则亦二子所不敢望。纳兰词纵情秀深婉，然气体柔弱，与稼轩适成两极。而稼轩豪放中大有柔媚之致，纳兰则婉约中甚乏壮蔚。诗文以气为主，以意为主，婉约含蓄，大是女孩儿情状，情深自知，魅力人得，故纳兰词之甚所乏者，正在魅力也！或云纳兰词柔美婉丽，感人至深，岂乏魅力？美偏于静，魅力则偏于动；美则反思凝神以观，魅力则流动活辣而似逼人也！美可使人消魂，魅力则使人眩晕。消魂之事，多属追思既往，如《浣溪沙》之“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别后心期和梦杳，年来憔悴与愁并。夕阳依旧小窗明”。唯不可解于蚀骨消魂忧伤哀苦之思，而缠绵时空，俱成渺杳无涯恍惚不可触又范围牢笼之象征而模糊于意，故其词中多时空之感慨，而申物是人非之情，执著于物我愈明晰，则其痛苦益甚，犹模糊尚存侥幸之心，而明晰则唯痛苦而已。故纳兰词敏感于物而擅体物之情致精微，抒思楚楚窈窕，而有欲惹人怜之态也。唯其态欲惹人怜爱如此，故乏自信之光芒，而少理想之色彩，魅力之乏也宜然矣！纳兰词以情致意境胜，故语结而余意未尽，然其势皆敛而逗，语中之气甚平淡，若稼轩之词，唯其气盛，以气达辞，无所不到，而语势冲突婉转横荡回折吞吐磅礴无定，而又有行止自如之妙，具点逗不拘之态，词中之龙，非公谁属？此与率五十精兵驰骋金兵大营以擒张安国，风神无乎不同也。此种意态风神，他人皆不多见，而稼轩为能，甚平常而无处不在也。屈子之情，热烈高洁、贞丽芬芳；李义山之情，回环杳丽、精凝沉挚；李后主之情，感慨深至，伤神无已；若纳兰性德之情，则幽郁清莹，自迷不解。故屈子殉情者也，义山沉情者也，后主用情者也，纳兰性德则迷情者也。《忆江南·宿双林禅寺有感》有句：“情在不能醒”，岂非其境邪！其词言“梦”之一语者最多，古今词人，皆未若也。唯不满、无能于现实，故欲多梦，然其梦多追思既往，以托无聊，殆非具理想之色彩者也，其梦境非瑰丽闳肆、雄奇壮伟以逞不可寄托之深情者也，殆以梦为托辞，为情结之所寄托，遥不可触即之悲慨随时而充斥在，故其词中又多“泪”之一语，非英雄而气辄短弱、儿女情长，赚人同情之姿态，往往而跃然纸上。且夫情者，必附丽于世俗生活，挖空而思，独贞自损，亦不足为大，亦不足以为达矣。书生而往往如是，不亦宜乎！每览纳兰词而感者，多在于此也。其才力特宜为小令，若长调则支离而气不足以流贯顺畅矣。如《贺新郎》之作，便有妆作滋味矣！
七
杂多和合而为一，内则一以贯之生命生气之律动、豪放之精神，外则见以烂漫多致之姿态，固“神味”一义之所尚者也。世之事物，无不以杂多而一为其大成之境也，古人已知此义，后之化而为二元对立，特简之以明其理而归之于形上之思耳，若具体于事物，则必复其杂多之性，今人之倡多元多极之思，正恐古人笑之不及而诮其笨何至于今乃悟其理也！以文学论，以文体言之，词之所以有别于诗，以其有所长必诗所不擅者也，若诗化之词，实必兼诗词之佳处而后乃称为妙，若以诗而替词之长，则不伦不类矣。故兼杂可佳，而以一之（一即“允执厥中”之谓，使诸杂多相反相成也），乃遂可至事物之最高境界，如儒、道、释三家亦须合流互补也。叩之文学，为词之故，则吾国之抒情诗虽特为发达，而文学之史，则不过诗之一文体渐次而衰而为小说所代之历史耳，其间骈枝而词，骈枝而曲，皆所谓局部之改良以益其生之活力，不过稍延其衰之势。故余谓小说实乃文体中之最有价值者，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史笔”，实则更博，唯文备众体，乃若一肴之和合五味以采诸体之长，以寄多层之情思，以显多种之姿致趣味，以成烂漫之谐趣神味。所谓诗化小说之类，特兼取其一二致，未足以奇者也。元曲之神味，亦良由其兼取小说若干因素之故也，独以诗论，亦当磅礴杂取万有，形式、内容，无不可倾力致意者焉，岂可拘于一致哉！李杜之所以成大，无不以此也。然若必固于一致而臻其极，亦仅次于第一义，亦属佳妙之列也，如诗中之李义山，词中之温飞卿。词以婉约为本色，固为余所不讳，而婉约一路容物容事特狭，豪放派宜为词之特出（豪放派之词要求作者必具豪放之精神，此不可期之世俗寻常之士，故豪放词之作者极少，佳作亦少，其末流徒追寻于风韵姿态而不及其内美，故多流为粗直叫嚣之类，此种现象正可与释氏尤其禅宗之境况相比较，其得悟之高僧，亦终属凤毛麟角），而为词之一体之理想，又为我之所必倡也。故独守本色，不碍其词之有佳妙之处而名一家也，如温飞卿，特为词之本色，不过色稍单调而意稍浅薄，不能与周清真、吴梦窗辈比。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艳绝人’，差近之耳。”又云：“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此抑飞卿太过，正见静安难为解人。张氏虽常有深文罗织之病，此处一语，却差精当。刘氏谓其精艳绝人乃仅就形式以言，张之“深美”之评，“深”涉内容，且“闳约”之谓，括其艺术特征正较周备。至若静安“句秀”之言，殊属无谓而不及其内容，其理解固当为浅耳！窃谓温飞卿之词，凡论词则不可遗之，此其词史上之地位，而其能为本色，又足为一名家。《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温庭筠传》、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及四、宋钱易《南部新书》、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等书皆载其迹，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温庭筠词概说》云：“以作者而言，则自飞卿之生平及为人考之，温氏似但为一潦倒失意、有才无行之文士耳，庸讵有所谓忠君之思与夫家国之感者乎？故其所作，当亦不过逐弦吹之音所制之侧辞艳曲耳。诚以情物交感之托喻作品言之，则飞卿无此性情、身世、修养、人格之涵育；以依附道德以求自尊之托喻作品言之，则以飞卿之放诞不检、不修边幅，似亦当无取于此也。是以作者言，飞卿词为无寄托之作……世之读温词者，倘竟能自其词中得到较深之会意乎，则此自由于读之者之性情、身世、修养、人格之有较深厚之涵育，有所触发而然也；倘不能有较深之会意乎，则飞卿词原无深意，固不必强同于张惠言诸公之说，深文周纳而求之也。”此岂解温氏者乎？此评也，与上之所引诸书之视角皆同，即封建正统压抑人性之观耳，若信其言，何其迂也！以余观之，飞卿虽“士行尘杂，不修边幅……酣醉终日”（《旧唐书》）、“薄于行，无检幅。又多作侧辞艳曲，与贵戚裴诚、令狐滈等蒲饮狎昵”（《新唐书·温大雅传》附《庭筠传》），然察其实，乃一不拘小节、放浪形骸、恃才傲物之士，不失为性情中人，本无彰显之大恶，嗜饮狎昵，亦与大节无亏，与损人利己之小人实不可同类而语，虽于国于民无补，实则亦无损人之念，恃才傲物为文人之通病而实亦遏其进途，耿直无曲而独立，不阿取谀亦明矣，率性之人哉！晏小山亦宰相之后，而品行略同于后世之纳兰性德，并不热中权势而宁取内心之所趣及自由，二人者行皆内敛而飞卿虽放荡，其心则意在仕途，古之遏杀才士，可见一斑，仅此一点，不必文才，已知飞卿为性情特出之士矣。且其意在仕途，为宰相之孙，放荡其表象耳！观其词，言其“原无深意”亦略可，言其“无寄托”则不可。飞卿词之色，其外在者为秾艳精丽，其内在一以贯之者则为哀怨，内容多复而并无新意、他意，其怨妇之形象，非弃妇之形象而以见凄怨，但甚端庄而意态稍慵懒，其忧怨之情思怨而不凄、哀而不伤，萧纲《戒当阳公大心书》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飞卿则适相反之，其行虽放荡不检，而观其词，其情皆深含内敛，语虽秾艳而意甚端庄，丽艳皆以掩饰其情其意，譬犹容之未佳者必浓妆淡抹以变其面目，而以娱人，此则遮其情其意也。飞卿之词，唯以此沉潜伪饰之故，则其有寄托也必也，无深意，而反复所写大致相同，而有深情，一以贯之，故虽秾艳而无涉淫冶，其口吻皆不以女子为玩物，其描写之女性形象颇极佳美，而无个性，亦证其词之必有寄托之意蕴也。其寄托之心，甚为有趣，如女子之一种，貌甚庄正，而实则颇期人之挑之，盖挑之亦反证其美及有魅力，若真挑之，又嗔也，如男女之事，秋波一转，既希对方会意，又怕对方会意，其惧者怕人之会意后泥于实，意会之意，细究而认真之则无得，不究而认真之又宛然若在以诱人，正如妓之情事，不可太过认真拘泥，飞卿之句正有此特征，其所以得，则为其内敛之情思故，故逞艳辞，犹娼妓之盛妆待客，心之所思情之所在或有异诸此也。秾艳之中，自有深情无限。虽秾艳，而其辞其格调无庸俗之态。形象虽跳跃，而意理绵邈，藕断丝连。察其意象，不过清华富丽之馆阁室堂，女态之无聊有思，景致之缠绵无尽，情思之欲说还休，虽单而易复，然若非深情执著，何能一贯而反复吟咏者若此？其词中之女性，虽秾艳腻丽，所谓“鬓云欲度香腮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深处麝烟长，卧时留薄妆”、“离别橹声空萧索，玉容惆怅妆薄”之类，似画中之人特少性情，然其所以倾心极力描画之者，岂非正可反衬“美人”之高洁，以见作者洁身自爱之苦心邪？此种自怜自爱之情思，而以客观之意象表现之，何其专注而情深，醇厚而旨远，张惠言《词选》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云“此感士不遇也”，实则此乃飞卿词之主调，不独此之为然也，攀附《离骚》之言，琐细固宜致讥，深玩亦非空穴来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所谓沉郁者……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飞卿《更漏子》……颠倒言之，纯是风人章法，特改换面目，人自不觉耳”、“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变化《楚骚》，古今之极轨也。徒赏其芊丽，误矣”，古今极轨谈不上，其论则自能见出飞卿之深心。吴梅《词学通论》云：“唐至温飞卿，始专力于词。其词全祖《风》、《雅》，不仅在瑰丽见长……而出词都雅，尤有怨悱不乱之遗意”，言甚中肯。《风》之妙处在感物起兴，而言情寄象，似乎杳乎无迹，得其情致，信然觉而有征，不必以言而默会于心，若不具此种特征，其兴亦浅而非复《风》之妙致矣。《离骚》之妙在虽怨郁悱恻，然终不归之于指斥君王而存忠厚之意，转及自见，以言一己之自洁求索，恶小人而怀高义，飞卿虽少屈子忠君爱国之思，而其手法韵致则与骚无乎不同，唯少单薄，且屈子之用香草美人，觉无限芬芳皎洁，飞卿则秾艳香腻，区以分也。其言欲言又止，归之意象，如《菩萨蛮》之“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正极高明处。作者虽有欲言又止之心，忸怩矜持之态，然在吾人，如男女之事，固不满足于但眉目传情而已，而欲其终有一点实落处，故飞卿此种之句虽高明为甚，然不若稼轩《水龙吟》“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之类更令人赏心悦目，前者固自使人流连吟哦，后者复能令人拍案激赏，前者如远望之佳人，背影绰约窈窕无限，后者则若与佳人蓦然相逢，其美令人晕蹶而不能当，有嗟而已！飞卿词妙得感兴之致而又含蓄深潜，自苦自怜，亦自动人，得《风》、《骚》遗意之一二，亦自实情，言之者未必等其光于《风》、《骚》，若陈氏之推为“古今之极轨”，徒见识见太仄，而推之无当，反易致诮诃，连累飞卿矣！如《栩庄漫记》（李冰若为刊之作，语见其《花间集评注》）云：“嗣见张、陈评语，推许过当，直以上接灵均，千古独决。殊不谓然也。飞卿为人，具详旧史，综观其诗词，亦不过一失意文人而已，宁有悲天悯人之怀抱？昔朱子谓《离骚》不都是怨君，尝叹为知言。以无行之飞卿，何足以仰企屈子？其词之艳丽处，正是晚唐诗风，故但觉镂金错彩，炫人眼目，而乏深情远韵”，以飞卿为“无行”，亦不过尽信书而未尝自家思索，其实人生在世，苟不做亏心之事，无损人之行，不失为真人，放荡不羁亦不足为白璧之瑕，世之大人君子道貌岸然者流恒以道德品识人物，不知道德之要义在乎此也。“乏深情远韵”一语，适见其未解飞卿词之妙处而徒“爱其丽辞绮思”，将以游乎文词耳。俞平伯《清真词释》云“《花间》美人如仕女图，而《清真词》中之美人却仿佛活的”，以飞卿论，其词因有所寄托，故其所表现之佳处在情思，观之须得其象外之意味，清真词则多写情事，置人物不独于情境之中，且事件之中，观之须因其象而揣摩其情事，前者由具体而入象征，后者则由具体而之具体，前者情思多同而意境多复因嫌闷仄，后者情事每变情境常新故每见鲜活灵动之致，要当知其分别如此。温、李并称，艳丽同俦，经历坎坷亦大致等，义山出之以诗，则忧怨似无可待，已论之于前，飞卿则始终内敛，既哀怨又自爱，若其真无行败德，当游心淫冶狎邪，或郁激偏放，如耆卿也，而终不似之，以飞卿之才，岂不吁可怪哉？而文人涉于狎邪，本古来即然之风景，又不足以为借口也。
飞卿词句甚有特色，能于秾艳之中着深情、缠绵之意态；间有清新，宛然名句，如《菩萨蛮》云：“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月明花满枝”、“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如寇准虽居家奢华，自不碍其严正，此则浓装不须饰处，正佳人之佳美处也。其语多幽苦，而思致则如远眺水天不可易辨，天边芳草，唯余萋萋之感觉，如《杨柳枝》之“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其苦若浓茶一钟，苦中有香。《菩萨蛮》云：“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花露月明残，锦衾知晓寒”，幽幽馨香，如使人仿佛置身温柔乡中，自不宜再念尘俗事理。诸如此种，充斥篇中，一往情深，不可以纤丽掩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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