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有一份折子，内容是我曾祖父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二十九年（1940年）次第抄录的地产契约，这东西在极左年代被称为“变天账”，想来历经劫难保存至今也确是不易。我记忆中起先曾放置于爷爷奶奶卧室桌子抽屉下面的空洞中。小时候经常拿出来识读上面的字，也常惊叹于曾祖父的书法水平。折子中记录了从清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期间，家族中历代先祖购置田产的情况。大学毕业后因工作在陕，回山东时将这件东西带回西安，也算是对故乡的一种思念寄托。
近来收拾书柜，无意中又发现了它，于是细细阅读了一下内中所录契约，发现一共陆续誊抄了25份契约。高祖父传瑞（字麟轩）弟兄三人，其人行三，此折中契文应该是三人分家后高祖父所得田产之部分记录，其间高祖父之二兄传琦（字宝珊）因经营不善将部分家产转与其弟。
契约中，最早购地时间在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置办者为我高祖父的曾祖文哲，其后高祖父的祖父天堂（字子玉）及其本人分别在清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皆有田产购置。最晚购地时间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初二，所购为家中后院宅基地。
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购地价也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时期的耕地购买，因其肥沃程度不同价格也不同。如在清咸丰年间一共购地三次，咸丰二年十月、十一月各一次，十月所购地为京钱3500文每亩（京钱是当时对朝廷所铸官钱的称呼，意即官家颁布的标准钱），到了十一月又从别人名下买了一次，地价则为京钱17000文每亩，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土地肥沃程度不同。而在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的购地中，地价为京钱14000文每亩，由此可见，所谓京钱3500文每亩的土地应该是贫瘠的下等地。
在清光绪时期的每次购地中，地价最高者为京钱45000文每亩，其次者为京钱25000文每亩，最低者京钱9000文每亩。当时土地的档次也可以从不同的地价中一目了然看出来。通过咸丰和光绪时期的地价比较来看，光绪时期的货币不值钱了，主要原因恐怕是国力衰微，通货膨胀所致。
所有地中，宅基地和耕地在当时的价格差别也是比较大的，传瑞公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从本庄崔大举处买了块宅基地作为后院，当时一共买了2分7厘多地，合每分银元74块，合下来共花了201块7角，以现结的方式购下。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银元的购买力是很强的，在当时的上海购买一石（160市斤）米需要10.2块银元。在北京，花1块银元可以请人吃一顿涮羊肉，在上海，花1块银元可以请两个人吃一顿西餐套餐。显然，当时一下拿出200多块银元买一块小宅子在农村也是很阔绰的事情。
另外，折子契约中还记录了清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的洪水退去后均拉地亩的事情，契文中说：“洪水既平，地亩无措，公议均拉。”意思是黄河洪水退去后，大量淤泥致使地平面升高，无法辨认各家田地所在，于是公议均分。鲁西南是著名的黄泛区，郓境北邻黄河，在旧社会黄河决口发洪水是常有之事，但光绪四年初的这次洪水我并没有从相关文献中查出，而契约文字皆在，先辈亦没有说谎的道理，只能是说明清末民国时期当地发洪水频繁，而史志中所记也是择其要者录之。
根据契约所记推断，大约在民国初年，天堂公年迈之后，其三个孙子长大立业，一起接管了家业，取了个堂号名曰“三义堂”，契约中以三义堂名义买地的次数两次。文哲公买地共4次，天堂公买地共计10次，传瑞公买地共4次，传琦公买地1次，三义堂买地2次，本族志和公买地1次。文哲公买地之前可能就有一些田产，买了4次地，奠定了家业的基础。
天堂公时期是置地最频繁的时期，天堂之后，孙辈三人境况各不相同：长孙传琦恋于经商，怎奈经营不善，部分田产逐渐转于三弟名下；次孙传禄（字锡爵）嗜好赌博，将所分家业挥霍殆尽；高祖父居家善于经营，除己得之业外，又积极购置，家业相对丰裕，最多时拥有近80亩土地。而80亩土地在当时中国农村中是什么概念呢？在清代晚期，中国华北地区的耕地就已经相对于以前紧张，“地寡人众，惜地如金”，一般情况下，一个中等产业的家庭往往需要几代人才有可能买进几十亩地。由此可见，高祖父时期的家境还是比较富足的。据回忆，曾祖父幼时（约在宣统前后）家中曾专门请前清的廪生王兰昌为其讲授四书五经，后来兴新学才入了公立高小。
至于曾祖父为何要在当时陆续誊录下这份折子，由于历年已久，家中人亦不能说出确切原因。查相关史料可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二十九年（1940年），正是日寇在郓横行之时。《郓城县志》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日军窜入程思礼屯（即家乡所在），大肆抢掠后又放火烧毁房屋八百余间，280户房屋被烧光。”据祖父回忆，日寇自北席卷而来之前，大部分百姓已逃往庄西十里外的肖皮口大堤之上。当时大家远远望着庄上冒起的滚滚黑烟，虽愤怒而又无可奈何。荒乱时节，朝不保夕，人心惶惶，所以将家中田产契约备份也属情理之中。
清代末期的先祖非大富显宦之家，但凭借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在世代生养的土地上劳动，不断努力增添自己的田产，在积贫积弱的旧时代，只是千千万万农村耕读传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小乡绅中的普通一员。至于过去年代人们意识中的有产阶级都残酷剥削压榨贫雇农一说，在我家更是没有。即使有雇佣人扛活的时候，在伙食供应上，雇工吃的比主人都好，主人与雇工一起下地干活，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没有什么摆架子的高低贵贱之分。
世易时移，折子中所记述的田产随着社会变迁已经尽数易主，所传留者唯有忠厚、为善的家风，至今仍为我辈继承。人常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任何物质都换不来的。
睹物思义，是为随笔。
2014年5月初稿
2019年3月复录正之
原创： 东鲁西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