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为教育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大学
我们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但主体文化是儒学。班固《汉书·艺文志序》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儒家“宗师仲尼”，以孔子学说为思想基础，于是孔子之学便成了儒学，孔子也就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研究儒学，主要的就是研究孔子的学说，而研究孔子学说最好最可靠的资料之一是《论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关于社会、人生的谈话结集，间或也记载一些他们的行迹，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经典之一。汉代赵岐《孟子题辞》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也。”可见《论语》在儒家典籍中的重要地位。
宋代朱熹为《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作集注，合称“四书集注”，此后，“四书”成为封建时代学子的必读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论语》对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思想产生的影响尤其巨大。
李泽厚先生说：《论语》“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 “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不但自汉至清的两千年的专制王朝以它作为做官求仕的入学初阶或必修课本，成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言行思想的根本基础，而且……成了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识的指引规范。不管识字不识字，不管是皇帝宰相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论语今读·前言》）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逐渐层累而造成的。一个智慧的民族，必然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地从自己的民族传统中汲取营养，同时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精华，加以融合、咀嚼、消化，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更加进步的时代文化。
任何时代，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完全抛弃过去已有的东西而另行构建，而是对已具规模的一切旧法有所损益。一切妄自尊大而拒绝外来理念的保守和缺乏深入研究而盲目崇洋的躁进都是有害无益的。
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总是互相联系着的，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改革家。昨天，今天，明天，是历史的延续。任何事物的成长都有根。思想也不例外。
中华民族思想的根在《论语》中。陈戍国先生说：“欲了解中国文化史，哲学思想史乃至教育史，文学史，孔孟之书固不可不读者也。”
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中国人注重社会和谐，“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讲究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协调一致，主张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西方人看重个人的独立性，讲究自我中心，主张竞争，张扬个性，发展个性，“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中国人比较重视情感体验，“跟着感觉走”；西方人重视逻辑思辨，“我思故我在”。《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华夏圣者“准天地之道而立人之道”，特别看重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与西方人追求自由、平等也有很大差别。这些民族性格的形成，大概都与《论语》不无关系。
孔子生逢乱世，他试图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使“天下归仁焉”，让人类共同享受生命的快乐。于是他反对暴力，主张和平，汲汲以求，周游列国十四年，“干七十余君”。他说：“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但终因世道衰微、人心不古而未能实现。
然而他那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却深深地植根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心灵中，他那忧心民生疾苦的终极关怀，无不默默地融化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液里。
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理想追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境界，李白“寰宇大定，海县青一”的凌云壮志，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伟大抱负，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担当，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使命自任，哪一个不是来自《论语》思想的滋养？
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痛苦，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思，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诚，以及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盖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
《论语·子路》载：子路问政于孔子，孔子告诉他“先之劳之”，子路“请益”，孔子说：“无倦”。不倦地在民之先为民而忧劳，不正是这为人民谋福祉的殷殷情怀吗？
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什么没有走单纯以法治国的道路，而是儒法并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特别重视名节？中国的百姓为什么很少说“不”？这些问题，似乎都能在《论语》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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