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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三教合一孕育出来的苏轼乐观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三教合一孕育出来的苏轼乐观主义精神

任京生

 

世界经济萧条了,很多人失业了,很多人股票赔本了,很多人面临各种生活困境了,各种悲观思想也油然而生了。这使我又一次想到了苏轼的乐观主义精神,因此,再一次推出我的一篇老文章,与大家分享苏轼的乐观思想,看您能否从中找到共鸣。

我喜爱苏轼的乐观精神。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的我正处在世界观朦胧,在云山雾海中探索的时期。忽然间,我从苏轼的诗词中寻找到了共鸣。老前辈许多谆谆教导,正是我之日日苦想,每看苏轼的作品,都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人生难得一知己的感受。于是,我的毕业论文便是写苏轼。从苏轼身上,我感受到了一种意志的坚定,受着这种精神的感召,那时的我凭借年轻气盛,曾作励志诗一首:“沥胆披肝矢志求,愈历霜寒愈不休。生当扬帆济沧海,远航到死不回头!”同时,从苏轼身上又可感受到一种对人间真情的挚爱,于是我写成“宝刀不老志为刃,青山常翠情是源”两句话,此志此情激励我至今。

时过十几年后,我把我当时的毕业论文拿出来重新修改,摘出两篇,在《学术论丛》、《文学世界》等杂志上发表了出去。苏轼是一位在人生道路上的不倒翁,靠的是他乐观主义的精神武器,你领略了他的精神,你也会在人生道路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苏轼所处的时代宋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鼎盛的时期,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时期,这种文化上的大融合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最为显现。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乐天派诗人,无论在生死场上,还是在残酷的政治打击面前他都能谈笑风生、畅怀高歌,真正是在人生道路上潇洒地走了一回。他的这种风格因何而形成?我们对他的生活经历,人生观和性格特征等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儒、释、道三教的精髓在他身上融会贯通,使他进入到了荣辱不败、进退自如的地步。

 

 一、兼采儒、释、道三教所长容为已用

苏轼所处时代,学术风气已由独尊儒术转为儒、释、道三教合一,并已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在苏轼身上得到深刻表现。苏轼的思想是极为矛盾复杂的。首先,他是一个用正统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年轻时便奉行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志向宏伟,锐意进取。他一生为官,奉行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提出过许多治国大略,在事业上有一种“百撞南墙终不悔,不过黄河誓不休”的执著精神。他生活的年代正值新、旧两党激烈斗争的时期,他哪一派当政都不阿谀奉承,而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与两派均唱反调,大有一种“怀着必胜的信念求索,抱定必死的决心启程”的大无畏精神。然而,他又喜读老庄、佛理。他少年时期就学于道士张易简,曾读《庄子》而渭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他27岁时官于凤翔,曾到终南太平宫读道藏千函,写道: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读道藏》),可见,苏轼从小便对道家消极无为思想产生过一定感慨。尤其是踏入仕途,遭受政治迫害,理想抱负难以施展的时候,他又于厄运中深研道藏和佛典,到处游览寺庙,交游僧道,从佛家、道家思想中得到精神的解脱。

苏轼兼采儒、释、道三家所长,融会成复杂的内心世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佛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和儒家的勤政爱民,克尽职守的正统思想都在苏轼身上得以表现。仕途坦荡,他便积极进取,兼济天下;仕途受阻,便独善其身,于佛老思想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佛老思想中通达明理的方面加强了苏轼的乐观精神,使他能在逆境中齐宠辱,忘得失,加强生活信心,保持美好理想,有时还用佛老思想否定功名富贵,看穿忧患,以求内心安然。可以说,儒家进取精神是苏轼的骨,佛老避世思想是他的表,有了这付坚硬骨架,使他永远直立;而在这骨架外包裹着一层柔软的“表”,可缓冲一切外来打击。

 

 .佛老修心养性学说对苏轼的影响

佛老思想注重人的内心世界的修养,庄子认为精神是人的“真君”,是“生之主”,只要精神上超脱,便能在任何境遇中自得其乐。苏轼受佛家修心养性学说的影响,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善于自我安慰。在凄凉、痛苦的贬官、流放生涯中,常以内心世界的自由和充实排解一切外来忧患。他在密州所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一词,开始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极度苦闷,但转而又开脱道,人有悲欢离合,就像日有阴晴园缺一样,这是自古以来都有的事,那么,只要人常在,纵使相隔千里,仍可同赏一明月,岂不也是可乐的吗?在黄山,他吸取老庄不问正事,不为俗世所物,置生死、祸福、荣辱于度外的思想,“扁舟草履,放浪于山水间,”从山川草木中获得乐趣。用“一如本是黄州人,原不出仕,”的自我安慰对抗浊恶的现实。他的《水调歌头、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词的下半阕写道:“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能庄坐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首词充分表现了词人“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以不变应万变的坦然自若的胸怀。他的《定风坡.三月九日沙湖道中遇雨》、《念奴娇、赤壁怀谷》、《赤壁赋》等也都表现了他对超脱尘世的追求。他被贬官岭南,又以佛老思想作为精神武器,以,本受惠州瘴疠之气和缺医少药之苦,但觉得无论在何地都能生病、死亡,于是就安土忘怀了。他在书简中写道:“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把贬所当成他的故乡,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在广州他在观棋时又写道:“胜固欣然,败赤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他视胜败为一,对一切磨难都傲然以视。难怪他“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胸中”(追和渊明诗引)。他受尽磨难,晚年从海外归来,仍填一词,“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尤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表现出他对佛老思想已有深谙,已善于把儒家的“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的精神和佛老的清静无为,随缘自适等思想圆通地结合在一起,用清水般的镜心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所以苏轼“虽境遇迍邅,而处之坦然,即去国离乡,初无羁客迁人之感”(吴梅《词学通论》)。因为不管怎样,“心安”就是他乡。他做到了毁誉不动,得丧如一”,因此他内心永远平静,永远乐观。

 

.苏轼对待物质的态度

苏轼在《室绘堂记》一文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乐。”这里表明了他对待“物”的态度,他还告诉人们,“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超然台记》)。而“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辩战于中,而取去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超然台记》)。因此,人们要“轻外物而自重”,要“超然物外”,不能成为物的奴隶。不要“得之则喜丧之则悲”。苏轼称颂韩琦说:“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贼,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韩魏公醉白堂记》。并自道:“余之所以无往而不乐,盖游于物之外也。”苏轼正是这样“寓意于物”,故他能寄性于江山风月之中,从中获得喜悦和美感;他不“留意于物”不想占有“物”以满足个人私欲,故他不为物所累,不为物所丧志,不为物所沉溺迷惑,并且不贪幕荣华富贵。他贬官黄山,不以自己是罪人,而只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荀香”(《初到黄山》)。他三游赤壁,寄情江山风月,以求精神解脱,不因政治打击而懊丧。他流放岭南,不因生活穷困而悲哀,而是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的壮美山色中寻找到精神上的慰籍。他视“万物皆幻”,“万物齐一”,能“游于物之外,而不游于物之内”,所以他能齐荣辱、等贵贱,“无往而不自得”。

 

.老庄哲学中朴素辩证法对苏轼思想的影响

老庄哲学中具有非常丰富的朴素辩论法思想,他肯定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看到了事物发展中的矛盾,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矛盾现象。苏轼熟谙老庄思想,研究过《周易》,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形成了特有的辩证思想。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运动观上。他在《苏轼易传》一书中阐述到:“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认为世界是在不断运动的。他又说:“治生安,安生乐,乐生愉,而衰乱之萌起矣”(《苏轼易传》)。并认为“人之情,无大患难,则日入于婾”(《苏氏易传》)。表明事物不会停留在一定地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就象日夜,季节之变化一样,人的幸福快乐也不可能长久,快乐之后就变成忧愁。忧愁之后又变成快乐。因此,苏轼在思想上对忧患早有充分准备。他不求永安,不求幸福长在,而在祸降临时,他便想到所伏之福不久终会来临。他总是充满希望地面对未来,他把忧愁和痛苦只当作暂时现象,相信忧愁过去,接着就会有快乐而来,这是必然规律。因此苏轼早已看开了世界,告诉人们,要尽性知命,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生、死,起、伏,盛、衰等都是必然的,就像人要老,而老后就必然机体功能衰退,伴随许多慢性病而来,虽百般避之,亦在所难免。人生兴衰,个人得失也都在不断变化之中。

然而,苏轼要人们知命,但非听天由命。他又说:余以为知者,必尽人事,然后理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生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者,凡可以存在救亡者无不纳,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此之渭亡命(《墨妙亭记》。这便告诉人们,不要为人老必死,物久终毁而悲伤,而应顺其自然,在有尽的生命和有限的条件下尽自己最大所能。

 

五矛盾哲学观在苏轼身上的体现

苏轼还在《苏轼易传》中表现了他的矛盾观,他在阐释《系辞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时说:“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矣。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我国古人用阴阳表示对立统一矛盾观,苏轼认为: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暗隐于世界万物之中,只不过是我们只见事物不见规律罢了,苏轼巧妙地融合古人的矛盾观,将之贯通到自己的思想中去,又获得了一个迎接生活考验的精神武器。

矛盾的对立统一观,在苏轼身上表现得较为充分。苏轼身上无一不矛盾,矛盾的思想,矛盾的性格,矛盾的行为,矛盾的作品。他深研佛老,却没有佛老的懒、散、游戏人生;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却又不抱希望,因此也无绝望;他否定功名,说:“功名一破甑,弃置无用顾”,可他却终生与功名形影不离;他认为艰苦的环境可锻炼人的意志,高官厚禄容易使人腐化堕落,可他却游于宦海,不断地在官场上赴汤蹈火;他本有消极退隐之萌念,却又热恋人间烟火,不断为地为民疾呼奔走;他不断播种、耕耘,而不问收获,可到时候自然有人为他捧场戴冠。苏轼掌握了矛与盾这两样武器,进则以矛,退则以盾,因此他永远无绝境,无往而不乐。

  苏轼是用哲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他做官是为了进身。进身是为了尽心,去根据自己的心愿做一些勤政爱民的事务,与其他为官者同路而不同“道”。因此他随心所欲,毫不掩饰做作自己的感情,敢于在任何时候吐露自己的政见,坚持自己的志向,抒发自己的性情,并不慑于世俗,不畏惧闲语谗言,不计较个人得,虽屡遭新旧两党夹击而心不寒,志不馁。他在烟雨中吟啸徐行同行皆狼狈余不觉所感觉的,只是雨后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定风波》)。

 

六、苏轼具有乐观开朗的性格

    苏东坡在曲折的生活道路上能随遇而安也是和乐观、开朗的性格分不开的。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原序中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苏东坡比中国其它的诗人更具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他对朋友和敌人都乱开玩笑,他一生嬉笑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苏东坡曾对弟弟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在吾眼中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他的随和、大度,使所有人都能和他亲密相处。在“乌台诗案”发案前,全家人都为他担心而哭泣,可他却跟妻子开玩笑,让妻子也象扬朴妻那样作一首滑稽诗给他送行。他被贬官黄州,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让他题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轼热爱生活,具有爱人之心,珍视亲朋师友之间的情谊,对人生、对美好事物执着追求,至死不渝。苏轼具有一颗童心,让我们学习他的这种童心,“当万物都随时光衰老的时候,我们仍以童蒙般的天真笑向人生。让那一切阴险与歹毒占尽便宜,在贪婪中衰亡。而我们童心不泯,所以生命之树常青。”苏辙说他晚年写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败之气”;因为他以心理上的年青,抵消了生理上的衰老;他心源不死,因此,生活之水长流;他才华卓著,根本不用去忌妒别人,所以,人们都非常喜爱他。他的性格影响到他的创作,所以看他的作品都感到了一种旷达豪迈之感。苏轼博学百家,善于广采博引,并不为一家之见所障目,而是取众家之所长,化为已用。他的开郎性格又帮助他吸取众学之精华,扬弃众学之糟粕,所以,乐观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充分表现,使他成为独异于众的,在厄运面前亦能引吭高歌的乐天派诗人。他的这种精神值得今人,尤其是在事业上受到挫折,生活上转折较大的人们细心揣摩。

 

原载《学术论丛》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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