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纯粹理性批判》 [第二版序言] 笔记(之三)
“哥白尼式变革”原理的意义
从“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的思维方式，向“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一“哥白尼式变革”原理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向形而上学许诺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因为根据思维方式的这一变革，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一门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并更进一步，对于那些自然界，即经验对象的总和提供先天基础的法则，可以给他们配以满意的证明，而这两种情况按照至今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但是康德也明确指出：“我们永远不能借这种能力超出可能经验的界限”，即理性的先天知识只适用于现象，而“自在的事物本身虽然就其自己来说是实在的，但对我们却处于不可知的状态”。“因为那必然推动我们去超越经验和一切现象之界限的东西（自在之物本身）就是无条件者”，如果假定“经验知识是依照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对象的”，那么“无条件者绝不可能无矛盾的被设想”，这样就出现了矛盾；“相反，如果我们假定我们的物的表象正如它们给予我们的那样，并非依照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物，反而这些对象作为现象是依照我们的表象方式的，上述矛盾就消失了”（第二版序P16）。这个认识的划界，贯穿于康德认识论的始终。
于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就是“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范例着手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形而上学的处理方式”（第二版序P18），因而康德的“哥白尼式变革”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来推动的。尽管只是关于方法的研究，而非一个科学体系本身，“它既在这门科学的划界上，也在其整个内在结构方面描画了它的整体轮廓”（第二版序P18）。形而上学“一旦通过这部批判而走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它就能够完全把握住属于它的知识领域”（第二版序P19）而具有完备性。
然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用处人们会认为是消极的，因为它的第一个用处就是告诉人们“永远也不要冒险凭借思辨理性去超越经验的界限”（第二版序P19），这似乎阻碍了理性运用的扩展。但是“思辨理性冒险用来超出其界限的那些原理……的后果事实上不是扩展了我们理性的运用，而是缩小了它”（第二版序P19），而纯粹理性批判“同时借此排除了限制甚至威胁要完全取消理性的实践运用的障碍物，事实上就具有积极的和非常重要的用途，只要我们确信纯粹理性有一个完全必要的实践运用（道德运用），它在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扩展到感性的界限之外，为此它虽然不需要从思辨理性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但却必须抵抗它的反作用而使自己得到保障，以便不陷入自相矛盾”（第二版序P19-20）。
具体来讲，这场变革的意义还有几点是值得关注的：
1.
“在这部批判的分析部分将要证明，空间和时间只是感性直观的形式、因而只是作为现象的物实存的条件，此外如果不能有与知性概念相应的直观给予出来，我们就没有任何知性概念，因而也没有任何要素可达到物的知识，于是我们关于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任何对象不可能有什么知识，而只有当它是感性直观的对象，也就是作为现象时才能有知识；……理性的一切思辨知识只要有可能，都是限制在仅仅经验的对象之上的。尽管如此，……对于也是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这同一些对象，哪怕不能认识，至少还必须能够思维”（第二版序P20）。“它在这里教我们从两种不同的意义来设想对象，也就是或者设想为现象，或者设想为自在之物本身”（第二版序P21）。这样我们就看到，因果律只适用于经验对象，而不适用于自在之物本身；同一个意志在现象中必然遵循自然法则，因而是不自由的；而在自在之物本身并不服从自然法则，因而是自由的。
2.
“哥白尼式变革”损失的只是学派的垄断，而绝不涉及人类的利益。这些学派喜欢“让人把自己看作是这样一些真理的惟一的行家和保管者，他们只是把这些真理的用法传达给公众，但却把它们的钥匙由自己保管着”（第二版序P24）。当然，纯粹理性批判永远不能通俗化，也没有必要通俗化，因为民众很少想到那些精细的论证与反驳。“但是只有这种彻底的研究，才能从根子上铲除唯物论、宿命论、无神论、自由思想的不信、狂信和迷信，这些是会造成普遍的危害的，最后还有唯心论和怀疑论，它们更多地给学派带来危害而很难进入到公众中去”（第二版序P25）。所以“这些学派当他们的蛛网被破坏时就大叫公众的危害，但公众对这些蛛网毫不在意，所以也从来不会感到自己有什么损失”（第二版序P25）。
3.
纯粹理性批判“并不与理性在其作为科学的纯粹知识中所采取的独断处理处在对立之中（因为这种处理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独断的，亦即从可靠的先天原则严格地证明的），而是与独断论相对立，即与那种要依照理性早已运用的原则、单从概念（哲学概念）中来推进某种纯粹知识而从不调查理性达到这些知识的方式和权利的僭妄相对立。所以独断论就是纯粹理性没有预先批判他自己的能力的独断处理方式”（第二版序P25）。因此纯粹理性批判是独断的，但不是独断论的。
当我读完[第二版序]，我才意识到图书馆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肤浅，其实真正的图书馆学的“哥白尼式变革”应该是彻底的图书馆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在图书馆学中实现从“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的思维方式，向“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图书馆学的对象是图书馆现象，而非自在的图书馆本身，于是我曾说过，图书馆学本质上是现象学的，是对图书馆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认识成果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这种系统化和理论化是对图书馆现象的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也许这样的变革才能使图书馆学走上真正科学的可靠道路。
其实，在图书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人类理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图书馆应该是人类理性的创造物。是人类理性规定了图书馆及其概念，从而形成了图书馆学的“理性的理论知识”，而那些作为图书馆的构成物的物被理性拿来，现实地把图书馆做出来，从而形成了图书馆学的“理性的实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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