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由教育的核心理念为“基础性”、“普适性”与“关心内在价值”。自由教育以自由学科为载体,“七艺”是西方教育史上最成系统、最有影响的自由学科体系;中国的“六艺”也具有基础性、超越功利、关注内在价值等特征,但缺乏普适性,可看作是“类自由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六艺”、“七艺”作为成规模的课程体系已经从学校淡出,但自由教育的理念一直香火不断,流派纷呈。
关键词:六艺;七艺;自由学科;自由教育;人文素质教育
大学之中,自由教育的传统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教育应该分为自由人的教育和非自由人的教育两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1337b。[1])亚氏的自由概念经常被当作一个政治概念,因为这个词频繁出现于他的《政治学》卷中,与奴性相对应,似乎是身份的区别。但仔细审视其自由和奴性概念,可以发现它们的词意其实是变化的,有时指不同身份,但更指人的本性。他在提到奴隶的本性和职能时说道:“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可以说他是他人的人,作为奴隶,也是一件所有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1254a。[2])由此引申的“自由教育”的概念就是那种不依赖于其它目标(尤指实用目标)的一种教育,即“自由教育通过理性的发展把人们从当前和具体的问题中解放出来;它集中注意力于基础的和普遍的问题;它关心内在的价值而不是纯粹的功利”[3]。
一、以“六艺”、“七艺”为核心的中西方古典学科
自由教育的核心理念为“基础性”、“普适性”与“关心内在价值”,这些理念都要通过具体课程来体现。自由学科就是自由教育的载体,“六艺”、“七艺”则是中西方教育史上最成系统、最有影响的学科及课程体系。
西方古代的“seven liberal arts”翻译为“自由七艺”,与中国古代的“六艺”遥相呼应。这并非只是字面意思的简单转化,在“arts”与“艺”之间本就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两者同有培育、才能等涵义,而“arts”有文科之义,“六艺”则皆为人文学科,都以人的心灵为培养对象。斯特劳斯认为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并强调“文化(culture)”一词也有种植培育之意。“culture”首先意味着农作,即对土壤及其作物进行培育,按其本性使土壤和作物的品质得到提升;派生意义则主要意味着按照心灵的本性培育心灵,照料并提升心灵的天然禀赋。[4]“六艺”、“七艺”均为培育心灵、提升文化之重要途径。
“六艺”、“七艺”对中西方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和西方的古希腊时代,绵延二千余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直至十九世纪末它们如日中天的地位才开始动摇。“七艺”是西方对古典自由学科的概括,其内容基本没有异议,一般认为由“三艺”(文法、修辞和辩证法或逻辑)和“四艺”(代数、音乐、几何和天文)组成。而中国的“六艺”之说有二:一曰“礼、乐、射、御、书、数”;一曰“诗、书、礼、乐、易、春秋”。前者章太炎称之为“小学”内容(“小学为礼、乐、射、御、书、数”)。[5]其实在夏商周时期,从“小学”到“大学”、从儿童到成人学习的都是这六种技艺,章太炎之所以称之为“小学”,可能有两层原因,一是从知识角度来看,此六艺层次尚浅,如“书”是文字认读与书写,“数”是培养初步计算能力,两者被称作“小艺”[6],实属基本技能;二是此“六艺之教,以实用为依归”[7],与后来更具影响的六艺有着哲学层面的重大分歧,因此将其归为“小学”层次。后者则是由孔子的“六经”发展而成,但与六经并非同一事物。“六艺”是儒家弟子专门研习的六门学科,而六经是这六门学科的经典文献。在二者之中,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内容的六艺比之“小学”的六艺课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本文将其视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为何说“六艺”、“七艺”是自由学科呢?或者说自由教育的特征是如何在这些学科上体现出来的呢?我们可以从其倡导者的经典著作中找到许多依据。
二、“七艺”——西方古典自由学科
“七艺”是西方古典自由学科的核心。“七艺”一词虽在罗马时期才正式提出,但“通(liberal)科”的出现被视为肇始于柏拉图。[8]柏拉图认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和文法、修辞、辩证法(或逻辑)都是将灵魂导向真善美的学问。他的《理想国》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对这些科目做了阐述,这些学科的超越功利性、关注内在价值和理性等自由教育特征也在他的阐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四艺”中,提到算术这门学科时,柏拉图说道:这门学问“明摆着能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我们应当劝说那些将来要在城邦里身居要津的人学习算术,而且要他们不是马马虎虎地学,而是深入下去学,直到用自己的纯粹理性看到了数的本质,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仿佛在准备做商人或小贩似的,而是为了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9]“这个学科看来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柏拉图,理想国,525,526。[10])在提到几何这门学科时,柏拉图说道:几何学中占大部分的较为高深的东西是帮助人们较为容易地把握善的理念。“几何学的对象乃是永恒事物,而不是某种有时产生和灭亡的事物。”(柏拉图,理想国,527。[11])在提到天文学这门学科时,柏拉图说道:这些天体装饰着天空,虽然我们把它们视为可见事物中最美最准确是对的,但由于它们是可见者,所以远不及真实者,真实者仅能被理性和思考所把握,用眼睛是看不见的。“除了研究实在和不可见者外我想不出任何别的学习能使灵魂的实力向上。”(柏拉图,理想国,529。[12])在提到音乐时,柏拉图说道:“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音乐的美最终在数的比例中寻求解释,而数的和谐原是宇宙和谐根本所在的思想。音乐的和谐表征灵魂的和谐,最终表征的是宇宙的和谐。音乐以和谐为灵魂,这和人的美,乃至宇宙秩序的美是息息相通的,归根结底,它显示的是一种神圣创造的美。[13]音乐不是一种技巧训练。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当杜绝需要专门技巧的乐器和专重技巧的音乐教育——所谓专门技巧,是指为参加竞赛而训练的技巧。因为参赛者的表演不是为了自身的德性,而是为了取悦听众,追求一些庸俗的快乐。所以这种行当应当由雇工而不是由自由人来干。”(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1341b。[14])
辩证法、文法和修辞这些学科的基础性、普遍性及理性不必再加细述。“七艺”这些自由学科的研习并非针对当前和具体问题的教育,它关心的是“真理”、“大道”。在很多人心目中,“七艺”既不能发展经济,又不能抵御强敌,实在没什么用处,这也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古典课程曾备受批判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古典课程的“无用”之处正是自由教育的提倡者们最为珍视之处。一门学科是否有用,主要在于其评判的价值标准。柏拉图说:“如果目的是为了寻求美者和善者,我说这门学问还是有益的,如果是为了别的目的,我说它是无益的。”(柏拉图,理想国,531。[15])“如果它迫使灵魂看实在,它就有用。如果它迫使灵魂看可变世界,它就无用。”(柏拉图,理想国,526。[16])
三、“六艺”——中国古典“自由学科”
自汉代以来,“六艺”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就为其它学科远不能及。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相同,“六艺”同样非常注重超越器物之用、超越功利目的、关注内在价值。“诗、书、礼、乐(遗失,也有一说是认为包含在《礼》中)、易、春秋”中,《诗》偏重文学,《尚书》《春秋》偏重史学,《易》偏重思辨,这些都属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人文教育”的重要科目;《礼》则更加鲜明地表明了“六艺”超越器物的自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