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上过高中。至今都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我于1960年在山西霍县初中毕业，学习成绩属于前5名。当时我家在县城，8口人，兄弟6人我为长。父亲是售货员，每月工资34元。母亲早就对我说，上完初中别上啦，不然底下的就连小学也上不成了。
毕业离校的那一天，我把脸贴在霍县中学的匾牌上，泪流满面。
以后我当过小商贩、小工、装卸工，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什么赚钱多就干什么。那时的工作虽然很好找，但学徒工赚的钱太少。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份固定的事——拉人力车，一天大概能赚四块多钱。那一年，我15岁。
当时霍县的东大街是一条长坡，我每天都要在这条长坡似的大街上展览一两回自己的狼狈。1961年端午节，我多拉了50公斤。在东大街的最陡处，由于用力过猛，挣断了肩上的拉绳，脸撞向地面，顿时皮开肉绽。
面对围观的人群中怜悯的目光，看着从脸上抹下的双手鲜血，特别是发现人群里竟然有初中的几个同学，我的自尊心终于被撕碎了，竟横躺在地上嚎啕大哭！
穷，真是太可怕！太残酷了！
1961年秋天，我给澡堂送煤时，认识了高三学生谢俊杰（现为山西临汾市文联主席）。闲谈中他说，高考招生简章中有一句话，招生对象是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后一类大概就是指你这号没上过高中的人。你可以考文科，文科只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俄语，不考数理化。
真是这样吗？我不无疑惑地问。
第三天，他拿给我一份去年的招生简章并告诉我教育局肯定的回答。但他又告诉我，教育局的人说，没上高中考大学，在霍县可是没有先例的。
我惊喜异常，暗暗下决心，我绝不能这样活，我要自修考大学。我很快就找齐了文科的全部课本，堆起来像座小山。
我订了个学习计划和时间表，早上6点起床学到8点，吃饭后去干活，下午6点再学到夜12点。
除了拉车就是学习，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一本书一本书地啃，一道题一道题地做。3年的课程2年半学完。
最难学的是俄语。我以前根本就没接触过任何外语，又怎么能知道它怎么念，是什么意思呢？后来只好到霍中去找曾教过我化学、那时又教初中俄语的张老师。
张老师非常同情我，他答应利用晚自习后在他家教我。然而，去了几次后，我就觉得不行了。张老师家4口人，房子很小，母亲卧病在床，爱人上班，孩子上学。第3次去时，他爱人脸色就很不好看了，学习中间，他爱人还和他吵了起来，使我非常难堪。
我已记不清是怎样走出张老师家的了，只是觉得再也不能来了。谁想张老师半路又追上我，向我道歉，弄得我更加尴尬。他又告诉我，不如让我上初中的弟弟双全在家教我，学起来比较方便。根据前几年高考俄语试题的情况，初中俄语知识要占到60%的量，如果把初中的课学到能考40分，其他四门课考得特别好，补上俄语的失分也许有达线的希望。
亲爱的张老师呵，我将永远记着你的恩情！
以后，我就拜弟弟为俄语之师了。他现学现“卖”，我现“买”现学，虽然他的水平有限，他的进度也制约了我的进度，但比以前大有改观。
我每天早上外出拉车前，在两个胳膊上各写上五个单词，一边拉车一边念，念一遍俄语，再念一遍俄译汉。到第二天早晨再复习一遍，对了就擦掉，再换10个单词写上。好几次念着念着，车就撞到别人身上，好几次过往汽车几乎撞在我身上。其他4门课，我除了地理课辅之以画图的方法外，基本上都用中国最传统的学习方法：背课文。
背呀背．．．．．．新学的课要十遍八遍地背，已经背过的也要反复背。背得头昏目眩，嘴也快说不出话。那种感觉，非亲身经历者绝难想象。
1963年夏天。我虽然觉得自己自学的时间还短，按计划还要学一年，但又觉得还不是一塌糊涂，特别觉得应该体验一下高考的滋味，也许会有奇迹出现。报名却遇上了大麻烦。
那一天，带上居委会的介绍信和招生简章，我战战兢兢地到了霍县招生办。我知道本县高三的应届生和复习的往届生都是学校统一报名的，而我这种情况只有我一个人。
进门后，招办的人正在打扑克，我恭恭敬敬地向每人叫了一声老师，把居委会的证明双手交给那个看起来像个领导的人。
我说，我想报个名。谁想他看了一眼，笑了笑，一下子就扔在地上。他问，小伙子，你知道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我说，你说我是蛤蟆，我承认，但我不是癞蛤蟆。他又问，那你是什么蛤蟆？我说我是好哈蟆。谁想他一下就发火了，大声责问我，好蛤蟆就能吃上天鹅肉吗？蛤蟆就是蛤蟆！他们又去玩扑克了。我站着等呀等，真不知该怎么办。等他们打完了，我又低声下气地说了不知多少好话．．．．．．
在霍县报名、体检、领上准考证后，因当时霍县的考场设在临汾一中，高考前一天我就坐火车到临汾市。我是第一次到临汾，又无亲无故，只好就睡在一中的操场上。
两天考完，又生气又悲伤。有些题就没学过，有些是学得不扎实。特别是心理素质不强，有些题过去明明记得很牢，在考场上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最糟糕的是，在考我自认为最强项的语文时，竟把作文题《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看成《当我唱起国歌的时候》，一字之差，45分全丢啦！至于我费了千辛万苦学的俄语，下来和别人一对答案，最多只能得5分。
唉！第一次高考就这样收场了。第一次高考，引发了我对高考的思考。高考究竟考什么？好像是通过答卷考文化知识。其实，高考是在考决心，考自信心，考你有没有决心做个有用的人。
高考也是考学习方法。虽然前人已经归纳出不少基本方法，但理性的原则对个体讲，都不可能完全适用。
我为自己重新制订了学习计划，调整了外语和其他课的精力投放比例，只学初中外语，放弃高中外语，以达到40分成绩为目标，以90%的精力和时间使其他四门课平均分数达到85分以上，以强补弱。
为了加深记忆，我做到不仅要把它们记住、背会，而且要能基本写出来。历史课要做到，把六本书放在一边，拿两本稿纸。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时间，统统写出。古文要做到，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差地默写出来。
为了锻炼思维敏捷和临场应变能力，我将各门课的试题，分别写在纸条上，卷成纸捻子，大题是长捻子，小题是短捻子，放在5个小盆里，每次先摆好闹钟，抽出五道大题，20道小题，练习在两个小时内做完，做完后对照课本阅卷打分。
为了把握写作文的时间，就自己出了各种体裁和类别的50道作文题，随时抽出一道，练习在50分钟内完成。各科试题都如此反复进行。
我觉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想尽了能想出的一切办法，做到扎扎实实，步步为营，我实在不敢拿自己的未来去赌博，去侥幸。然而，人还是无法预料命运。
1964年6月，居民小组通知我上山下乡到西张村。这意味着我将丧失自修的条件，使考大学成为泡影，我只能改变再学一年明年参加高考的计划，第二次仓促上阵。这时，距离高考只有27天的时间了。
此时，县里的报名体检已经结束，招生办的人说，地区也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了。
我赶忙回家拿了钱，背上书，换了证明，跑到火车站，想坐三点半的车到临汾报名。到售票窗口一看，只见贴着一张公告，因介休至灵石区间被洪水冲断，列车暂停，预计两天后恢复正常。
我被命运激怒了，没有火车我还有两条腿。我沿着铁路线一直朝南走，75公里的路走了12小时，第二天凌晨5点到达临汾，报名和体检结束后，又由沿着铁路钱跑回了霍县。回家后，两腿肿得水桶一般，脚底像撕烂的红布片．．．．．．
我一切都无从顾极了，学习已近于疯狂。我进行了头悬梁、锥刺股的实践。我不知道春秋战国的苏秦和西汉时的孙敬，当年是如何用这种办法战胜疲劳的，而我悬梁、刺股时却难以奏效。
当我把头发扎紧用绳子吊在屋顶上，不一会仍然又沉沉入睡，那种轻度的疼痛根本无法让人战胜那昏迷似的疲倦。
锥刺股吧，轻了刺不出血就不疼等于不刺，刺得厉害了倒是有效，三四个小时内也不会睡着，但刺不上几次，伤口便发生感染、溃烂。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想起了我妈。我妈是个伟大而严厉的人。记得小时候逃学被发现，父亲把我吊到树上。他拿一根木棍，训斥声和动作虽很大，但棍子落到身上并不疼。于是我仍继续逃学。第二次，父亲又打我时，我妈在一边看着并不说话，拿一把钳子在腿上狠狠一拧，转身就走。我大叫一声，腿上虽然没有流血，却再也不敢逃学了。我最爱我妈，也最怕我妈。
我需要我妈的钳子，就把这想法告诉我妈。我妈问我，不考就不行吗？我说，不考不行，让我再试一回。我妈说，行。
那一夜，我又睡了。当我猛然被大腿的剧疼惊醒时，看见我妈手里拿着钳子，却满脸泪水，就再也睡不着了……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我妈就这样伴着我学习，虽然她再没有用过手里的钳子，但我再也没有瞌睡过，每天坚持到凌晨两点。
高考终于来了，考试终于结束了。我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度日如年。渐渐地，听说霍中学生的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又听说霍中文科37个人，只有一个人考上“山大”，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一次又完了。
1964年8月25日，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中午，我正在给我家门口附近的商店卸货，忽见邮递员拿着一封信打听我的名字。在那以前我和外界从没有过信件联系，突发的预感使我飞跑过去。
接过信，我的手颤抖了好长时间却不敢去拆，我简直没有勇气去聆听命运对我的宣判。当我终于咬着牙打开它时，一张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出现在眼前：安永全同学，你被录取为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请于9月10日前来报到。我高兴得简直要疯狂，竟像范进中举一样在大街上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我终于站在一个新的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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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全同志简历
安永全，男，汉族，1945 年8 月生，山西省霍州市人，1974 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 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高级记者。
1961 年8 月到霍县搬运公司当工人；1964 年9月至1968 年7 月在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
1968 年12 月任霍县矿务局宣传部干事；1971 年1 月任省电台记者、驻临汾记者站站长；1983 年10月任乡宁县县委副书记、县长；1987 年6 月任临汾地委副秘书长；1988 年11月任浮山县县委书记；1993 年3月任晋城市副市长；1995 年7 月任临汾行署副专员；2000年7 月任运城地委副书记；2000 年 9月任中共运城市委副书记；
2003 年 7 月兼任中共运城市委党校校长；2005 年4月任中共运城市政协党组第一副书记，在政协第一届运城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被选举为运城市政协主席；2006 年 2月任中共运城市政协党组书记；2006 年5 月13 日在政协第二届运城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运城市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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