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活与“死”的辩证法

老詹小注：

文章《同老范一起上中央党校》发表后， 

收到不少读者留言，提到一篇重要文章，

老范执笔的《企业活与“死”的辩证法》，

这篇文章，老范曾交给老詹提修改意见，

老詹认真拜读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小改，

从天色傍晚直到第二天清晨东方之既白。

文章在经济日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发表，

这是媒体最早深刻论述国企破产的长文，

对国有企业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发表后曾在经济界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

成为经济日报史上最具影响力文章之一。

  企业活与“死”的辩证法

  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一班二组　

在研究如何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时候，我们也面临着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淘汰一批病入膏肓、无法抢救的企业（通俗的说法是如何“搞死”）？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中央关于搞好大中型企业的决策就难以得到全面、顺畅的贯彻落实。

　　一、企业活与“死”的辩证关系

毫无疑问，人们对于必须搞活大中型企业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但是，对于同时也必须搞“死”一部分企业，则在心理上不易接受。因此，近几年来，我们在研究如何搞活上下的功夫很多，而对如何搞“死”研究不够。为了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认识，有必要首先研究一下企业活与“死”的辩证关系。

首先，搞活企业是一个整体概念。活，是指大部分企业活，并非让所有企业无一例外地都活起来。

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所谓搞活企业，也是从整体上、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去搞活。如果我们的大中型企业绝大部分搞活了，我们也就可以说：企业已经搞活了。如果还有少数企业没有搞活，甚至停产、关闭、兼并了，这并不能从整体上影响我们对搞活企业的界定。我们说“搞活大中型企业”，严格说来，也是“搞活大多数大中型企业”。

其次，搞活企业，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搞活。要搞商品经济，就必然有竞争；有竞争，就必须实行优胜劣汰；有优胜劣汰，就必然有一部分企业“搞死”。

我国已经从产品经济进入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商品经济是我国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的一大特点是按价值规律办事，搞市场竞争。竞争，正如运动场上激烈的竞赛，有初选赛、预赛、复赛，最后才是决赛。如果凡是参赛者都进入运动场去决赛，那运动场是容纳不了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失败者被淘汰，让优胜者进入下一个环节。这样，才能推动企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发展是以部分企业被淘汰为代价的。这个代价不可避免，正像激烈的运动场上总有伤心落泪的被淘汰者一样。

第三，搞活企业，是一个运动的、发展的过程，正像大自然中充满生生死死的新陈代谢现象一样，企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地有生有死、新陈代谢的过程。

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事物总是运动的、发展的。譬如：大自然里凡是生机勃勃的东四，在它的内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有生有死、有兴有衰的。经济发展也是这样，有“朝阳企业”，也有“夕阳企业”；有适应市场的企业，也有不适应市场的企业；有大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也有日趋衰落，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生生死死，循环不止，经济才会充满活力，社会才会充满活力。铁板一块的经济不是良好的经济，死水一潭的经济不是有活力的经济。

第四，搞活企业与“搞死”一部分企业总是相伴而生，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比如日本，近年来平均每年有18000家公司破产，占公司总数的0.89％。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其中每年有45家大公司倒闭破产。但这并不影响它整个经济的发展。美国、英国、法国，每年也有上万家企业破产倒闭，经济萧条的调整时期，每年破产企业超过5万家。

　　二、为什么必须“死”一部分企业？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看，必须“死”掉一部分企业是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1）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

3年前，中央提出治理整顿，主要是要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总量紧缩。这个目标已经基本达到。通货膨胀已经受到遏制，物价很快回落，基建规模、消费膨胀等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这是治理整顿最显著的成果，有目共睹。第二个目标是结构调整。这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也包括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但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前几年经济过热，我国产业结构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据机电部提供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串惊人的数字：

汽车：“七五”计划投资55亿元，实际投资116亿元，超过一倍以上（大部分是地方、部门自筹资金）。国外汽车企业的规模效益，一般要达到年产30万辆，我国年产大于10万辆的仅有一汽、二汽。其他100多家企业，有的年产仅几十辆，根本达不到规模效益。

彩电：我国已建成彩电企业76家，年生产能力2000万台，但市场容量仅1000万台左右，一半生产能力闲置。计划定点57家彩电企业中，已有16家亏损，难以为继。

电冰箱：已有200家生产企业，但达到经济规模的只有4家，由于多头引进，全国竟有8家“阿里斯顿”，5家“扎努西”。大部分企业开工不足，难以为继。

电梯：已有企业上百家，出现了两个“95”——获得生产许可证的95家，平均年产95台。而国外大企业年产近2万台。

纺织：由于各地纷纷上小棉纱厂，棉纺业的棉花供应以及市场销路这“两头”都大大失衡。市场能容纳约2500万锭，但企业生产达到近4000万锭，大量积压……

产业结构失衡达到如此严重地步，怎么办？只有调整。而调整除了进行“增量”调整，即在新投资中进行调整外，治本之策还是要进行“存量”调整。要下决心把那些趁经济过热膨胀起来的企业砍掉一批，否则我们治理整顿的第二个目标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2）解决企业产成品积压的需要。

企业产成品积压，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是上千亿元的企业产成品积压；另一方面是银行贷款、企业生产，新的产成品又不断制造出来，更多地积压在仓库里，形成恶性循环。产成品积压当然有进一步开拓市场的问题，但它的症结在于结构失衡所引起的部分产品供大于求。有些企业本来就属于“超生”，它又不断地把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出来，当然只有积压。根本解决办法还是要关停这部分企业，使它不能再去生产那些只能堆在仓库里的产品，恶性循环才有可能中止。

　　（3）解开三角债的需要。

企业三角债的问题，由于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已经有所缓解，但是要彻底解决，还得下决心关停一部分严重亏损的企业。事实上，有的企业早已严重亏损，资不抵债，好像一个“黑洞”，资金只进不出。它欠了其他企业的债，根本不可能归还，如果银行把钱投进去，只会投得更多，有去无回，何况银行也垫不起。三角债的链条遇上这样的“黑洞”，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开。换句话说，这些企业也是三角债上的“死结”。

　　（4）提高企业结构效益的需要。

今年全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好的势头，但令人忧虑的是产值上升，效益下降。我们有为数不少的企业亏损非常严重，从一个地区说，这部分企业影响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效益；从全国说，这些企业也影响了全国的经济效益。一方面，这些企业与别的企业争原料、争市场；另一方面，还制造亏损。目前全国企业亏损面已达1/3以上，这1/3中，又有一部分是严重亏损企业。不下决心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全国经济效益低下的局面，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

　　（5）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需要。

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是改革中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当然有必要从分配入手，真正做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同时，也要从改革企业经营机制入手，建立起能够切实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但是，在调动职工积极性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是“两手抓”：一手是奖，一手是惩。如何惩？如何给职工一定的压力？除了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外，从外部看，企业只有真正做到“负盈又负亏”，这种压力才能形成。如果能切实做到既搞活大多数企业，又淘汰一部分企业，企业和职工的竞争压力就会加大，这对调动职工积极性将是非常起作用的。“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从我国企业面临的实际情况看，“搞死”一部分企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已经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这不是哪个个人人为地要把哪个企业置于死地的问题，而是客观经济规律提出的必然要求。乡镇企业之所以发展得很快、很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已经形成了“生生死死，有生有死”的经营机制，每年都有几十万个被淘汰，同时那些适应市场的企业也活得更兴旺。这就给我们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企业“搞死”的标准是什么？

企业应该有“死”有活，这一点现在持异议的似乎不多了，人们最关心的一是企业“搞死”的标准是什么？二是企业“搞死”以后怎么办？

首先要弄清企业“搞死”的具体含义。“搞死”，是一种通俗的、群众口头流传的说法，如果用书面语言来表达，可能是“企业个体形态的消亡”。换句话说，作为企业，它已经不存在了，在经委、计委的名册里划掉了。但是，这种消亡，并不是指企业资产、车间、机器和人员都消灭了。企业虽然不存在了，但它的资产、车间、机器还在，或抵债，或拍卖，或破产，可以在另外的企业形态里发挥作用；而它的人员，或暂时待业，或被别的企业吸收。总之，它的机器和人员都不再为“过去的企业”所生产、所服务。我们所说的企业“死”了，就是这个意思。基于这样的理解和界定，我们认为，企业“搞死”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它不仅仅是我们过去说过的“关、停、并、转”，也包括企业的破产倒闭、拍卖、转制等等。

那么，企业“搞死”的标准是什么？哪些企业该“死”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此在具体操作时必须慎之又慎。我们认为，判定一个企业是不是该“死”，大体上要有以下几条标准：

一是要看它的效益。要“搞死”的企业，当然是亏损企业，而且不是一般亏损，而是严重亏损的企业；不是短期偶尔亏损，而是长期亏损、多年亏损的企业。企业的经济目标是创造价值，创造利润，如果它连年亏损，一直在消耗国家财产和利润，这样的企业就考虑是不是要让它继续活下去了。

二是要看它的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经济方向，也就是看它究竟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如果是“朝阳”产业，国家正亟需而又一时没有发展起来的产业，哪怕亏损也得想法救活。反之，如果是“夕阳”产业，本来就要逐渐萎缩的产业，又是严重亏损，当然是“搞死”的首选目标。

三是看它的数量。这里说的数量，是从整个产业的总量上看。如前所述，由于经济过热，不少加工企业纷纷“超生”，虽然并不是“夕阳”产业，国家也要发展，但量太大，远远超过市场需要。在这样的“膨胀产业”中的企业，又是严重亏损，当然也应该淘汰。

“搞死”企业的标准还有一些，但主要的是以上三条。这实质也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标准。效益问题，由市场说了算，而企业的方向、数量问题，则主要由国家宏观调控部门掌握，二者不可偏废。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我们还应掌握主义马克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比如，如果只以效益作标准，有的企业效益不好，并不是企业的责任，而是因为价格没有理顺，有的产业甚至全行业亏损。这就要具体分析，还要结合后面两条标准。总之，要全面地衡量企业，要辩证地、发展地衡量企业。在掌握“搞死”企业的标准时，也要讲一点辩证唯物论，不能搞形而上学。

　　四、企业“搞死”后怎么办？

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普遍认为难度最大的问题。

难在哪里？表面看，主要是职工的出路问题。但仔细分析，这里有两难：一是难在思想观念，一是难在具体操作。也可以说，一种是软阻力，一种是硬阻力。

“软阻力”，也就是思想观念问题。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已经有13个年头，人们头脑中的商品经济观念也已大大增强，但是，由于我国企业改革一直没有在“优胜劣汰”“既负盈又负亏”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子，10多年来国营企业几乎是只生不死，越生越多。职工一旦进入国营企业，就是吃商品粮，拿铁工资，一辈子也就靠在国家身上了，客观存在决定他们产生了企业不能“搞死”、不能破产的意识。社会主义优越性被误解为不管企业办好办坏，都要人人有活干、有饭吃，不能有失业（或叫待业）。与之相联系的是，领导部门最担心的是企业“搞死”以后，部分职工待业，会影响社会稳定，应该说，这样的担心是很正常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必要的，有道理的。但是，稳定不是不要发展，更不是把一切都固定下来。在大局基本稳定之后，该改的还得改，该动作的还得动作。企业“搞死”这个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再拖下去当然也可以，但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最终也难以真正实现稳定。

为了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好死不如赖活”的陈旧观念，从现在起就应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新闻舆论机构应该宣传企业活与“死”的辩证法。观念改变了，工作就好做了，阻力也会大大减少。当然，这种宣传决不能搞“一阵风”，不能搞“轰动效应”，弄得人心惶惶。

“硬阻力”，也就是具体操作中的困难。这里的难度很大，好在实践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今年夏秋以来，全国各省、市在“搞死”一部分企业方面先后迈出了步子，亟待我们去总结经验。从各地的情况看，大体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企业兼并。这应该说是“搞死”企业的最佳方案，没有痛苦，是一种“安乐死”。而兼并者则进一步增强了实力，可以大显身手。这种方式可以大力推进。

二是企业停产。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搞死”，但企业的实际生命已经终止，即使企业和职工的命运还是未知数，总比继续生产积压产品，继续造成更严重的亏损要好。企业停产整顿，职工从事一些厂的公益劳动，培训学习，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或者发一定比例的工资，不发奖金，不至于造成职工大的思想波动。停产企业的前途，有的被兼并，有的伺机转产，有的则有可能最终破产倒闭。这种企业可以称为“暂时休克”，还得抓紧作出善后处理。

三是企业拍卖。对于一些实在搞不下去的小企业，拍卖也是一种“善终之策”，其中也有的由个人承包或者租赁。

四是企业破产。这是在正常情况下“搞死企业”的常规手段，也是企业“正常死亡”的一般形式。全国人大1986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标志着我国企业破产机制在法律上已经得到正式确认，也说明我国改革已经提出了企业破产的现实要求。但是这个试行草案实行过程中难度很大。当前很有必要对《破产法》进行总结，以便进一步完善、充实。

企业破产之所以很难实行，还是出在职工安置上。在实际困难方面，牵涉到企业职工的生活收入及福利保障问题。过去，我国企业职工的生活收入和福利保障，全部由企业承担，企业一旦破产，职工就一无所有，连起码的福利保障也没有了。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于深化职工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要把现存的企业福利保障机制逐步过渡到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即实行福利保障的社会化。这方面的改革，海南、四川等省已经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使我们看到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希望。

职工失业后，不但有一个福利保障问题，而且有一个再就业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打开眼界，拓宽思路，在广开就业门路上大做文章。我国的现状是“许多人没事干，许多事没人干”，可干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关键是要抓紧建立劳务市场，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大批待业职工从事第三产业，搞劳务出口等等。可以说，就业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在宣布企业“死亡”之前，我们还应该组织大批专家，对“重病号”进行会诊，看它是否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实践证明，有时一副对症的药方，可能挽救一个生命垂危的企业。即使无法挽救的，也要向他们讲清企业究竟患了什么“绝症”，使它“死得明白”，“死得瞑目”，知道今后应该怎样办企业。因为我们让一个企业“死”掉，目的还是让更多的企业活得更好。

1992年转眼就到了。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了13个年头，如今，企业“优胜劣汰”这个关口非迈过去不可。要搞活大中型企业，必须“搞死”一部分企业，这一点大家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叫做：“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

　　（本文作者　何光远　蔡宁林　何访拔　白景中　陈小津  方嘉德　黄玉峻　葛有信　刘敏学　范敬宜）

（原载经济日报 1991年12月3日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