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简生活，是一种智慧

范爱华

朋友从日本旅游回来，滔滔不绝向我讲述国人在日本购物的情形，调侃说，如今日本商家一看到说中文的人，就两眼炯炯发光，犹如猎人遇到猎物。每一位中国游客，都是一只可以自行移动的钱包，塞满了钞票和购买欲，正鼓鼓囊囊地朝他们奔过去。而日本商家要赚他们自己国人的钱却很难。

“为什么？”我疑惑不解地问。

为了解惑，她从微信圈里给我发来一篇文章，大意是：日本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极限民”。所谓“极限民”，源自英文的Minimalist，在日文中意为“极简主义者”“极小限主义者”，日文汉字统称为“极限民”。

“极限民”的特征是：舍弃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只保留极小限的生活物品。简单地说，就是简约的生活。

想想商界精英史蒂夫·乔布斯，从1989-2010在不同场合拍摄的照片，时间跨越了20多年，照片中的乔布斯在慢慢变老，从胖变瘦，但着装却丝毫没有改变：永远的牛仔裤加永远的黑上衣。他把这种极简带到了工作中，1997年，他回到苹果公司。一上任就迅速砍掉了70%的项目，随即又砍掉了90%没有特色的产品，他只有一个要求：把最复杂最强大的功能最简单化。结果极简的iphone4开创了全球智能手机时代。

另一位是Facebook社交网的CEO马克·扎克伯格。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扎克伯格，永远穿着一件千年不变的圆领灰色短袖，或外加一件黑色外套。他说：我尽量不做任何对社会毫无贡献的决定。他认为将物质生活极小限化，将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

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在意大利展出后，震惊了整个欧洲。大卫英姿飒爽地站立着，双目炯炯有神凝视前方，仿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记者问：“你是如何雕出大卫的？”米开朗基罗答：“我去了趟采石场，看到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在它身上，我看到了大卫。于是，我凿去多余的石头，只留下有用的，《大卫》就诞生了。”然后，米开朗基罗说了一句话：美就是净化过剩的过程。

人生就是如此，要想活得美，就得删繁就简，去掉多余的东西。

李嘉诚戴的表，是西铁城表。市价1000港元，他已戴了十几年。

台塑集团王永庆一条毛巾用了27年。要知道，他生前可是台湾首富呢！“世界船王”包玉刚一张白纸分五次用。人活到极致，就是如此，一定是素与简。

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所谓“曝背谈天”“扪虱而谈”“围炉夜话”，那情趣，那学问，实在是神侃出来的。今人来去匆匆，惜时如金，为房为车疲于奔命，哪舍得花那些时间去神侃？因此也就缺少了古人的情趣，生活，自然也就比古人枯燥乏味得多。刘禹锡有《陋室铭》，王禹偁有《黄冈竹楼记》，苏东坡有《雪堂记》，归有光有《项脊轩志》。“雪堂”听起来诗意盎然，不过是黄泥茅草屋，绘雪于四壁之上罢了。《论语》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之乐就是一种素简之乐，一种智慧之乐。作家陈忠实一生甚简，他所需要的只是维持生命和创作《白鹿原》的基本物质：一碗面，一支烟，一句秦腔而已，但他获得了生命对一个作家最丰厚的馈赠。

深夜，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心尤为沉静。为了证明人的生活所需不多，1845年，他带着一把斧头，来到瓦尔登湖边建了一座小木屋，独居了2年零2个月，在孤独寂寞中悟出了人生真谛：“一个人，只要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不再戚戚于声名，不再汲汲于富贵，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

生活可以很简单。无论商界精英，还是寻常百姓，真的不需要太多。想起童年乡间生活，既实在又诗意。一架黄瓜，两架豆角，一畦韭菜，几棵青椒，夏天的菜蔬富足而有余。冬夜，一家人围着一碗青菜豆腐汤，吃得有滋有味，其乐融融。去掉一切多余的东西，心便可以静下来，看看书、写写字、发发呆，你会觉得至简生活，是一种智慧。幸福原来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