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江湖》共收作者新作40篇，以历代著名文人的生存状态、命运遭际、才华成就、时代影响为撰写对象。其中既写了他们的努力耕耘、美学创造、实至名归、饮誉海内，也写了他们的一波三折、起落跌宕、尝尽辛酸、艰难成功；既写了他们对统治者压迫下那些可圈可点的生命抗争，也写了他们之间由文人相轻到相嫉时那种可哀可叹的互为仇雠。从战国时的屈原起，到清末民初的王国维止，三千年来，中国文人，凡成功者，无一不累：大者，为濒于灭亡的国家累，为沦为蛮荒的土地累，为受灾遭难的百姓累，为文化赓续的前景累；小者，为名累，为利累，为奔走经营出人头地累，为压倒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累。于是，文坛像江湖一样，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沉浮泅游，变化多端，喜剧悲剧，多彩多姿。读这本书，至少在认识过去的同时，多少懂得一点现在。
中国文学，一直有大众化和小众化的分野。
唐代的白居易，则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典型诗人。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终于公元846年(唐武宗会昌六年)，活了74岁。经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朝。无论当时，无论后世，谈及这位诗人，离不开三点：一是他在诗坛领袖群伦、推动潮流的地位；二是他在朝野引起轰动、遐迩知名的程度；三是作为诗人，他在当时中国人之大多数心目中的无与伦比的尊崇、非同凡响的声望。他的粉丝，可以说是举国上下，遍地皆是，大江南北，无处不在，这也许是最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中国文学的“白居易现象”。
说到底，中国人欣赏文学，或者，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文学的观点，是不能拿高雅的西方文艺理论标准来套的。这就如同橘子一样，淮水以南为橘，过了淮水，则为枳，地域不同，口味也相异。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阅读，被训练得已经习惯于“文以载道”。老百姓拿过来一篇文章、一首诗歌，他在享受阅读美感的同时，也在期待作家或诗人要灌输给他的“道”。
这使那些受过西方文学训练的绅士淑女、闲人雅痞挺恼火，挺憋气，摇头不迭，叹气不已。不是他们或她们不想与民同乐，而是民不吃那一套，不想与他们或者她们同乐，这样，只好搞小圈子文学，孤芳自赏。
所以，当下的中国文坛，鞭炮齐鸣的轰轰烈烈，锣鼓喧天的热热闹闹，说了归齐，也只是关起门来，在一个其实有限的范围里自得其乐而已。据最新统计，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我敢说，如果这个圈子的动静，能达到多出来的那个零头数，那也就不得了，也就是奇迹了。
你所写的东西，与大多数中国人风马牛不相及，凭什么要他们向你叫好？
他的朋友元稹为他的诗集《白氏长庆集》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道。缮写摹勒，炫卖于市井中，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明人胡震享的《唐音癸签》一书中引《丰年录》：“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白居易的一首诗，竟可以换来一条胖头鱼、一方五花肉。所以，我一直认为，白居易大众化的文学追求和白居易诗歌的大众化现象，是特别应该加以研究的对象。因为与之相对的文学小众化，文人的小圈子化、贵族化、雅痞化、老爷化，使得文学脱节于现实，疏隔于生活，陌生于人民，淡漠于民众，再这样下去，不但换不来鱼，换不来肉，被人唾弃、视作敝屣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不论朝代之变迁，不论帝王之更迭，不论统治者之笼络收买或打击镇压，不论被统治者之欢迎爱戴或冷淡隔膜，中国文人中的大多数，总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的大多数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惟有如此，老百姓才买你的账。文学，从来是双向的、互通的、有来有往的行为，你不关注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干吗要捧你的场？
因此，文必载道，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且要载老百姓的“道”，则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如果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为了分一杯羹，沾一点光，歌功颂德，顺风搭船，就不必期待老百姓为你鼓掌。所以，白居易的诗遂成为当时家喻户晓、如今脍炙人口的精神食粮。
为什么要研究？因为在唐朝，中国文人的作品，其传播的范围、速度、方法、手段，都是极其有限的。然而，白居易能够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局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他算不得是惟一的一位成功者，也是少有的被他同时代广大公众所追捧，千载以来被更广大公众所认可的成功者。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白居易的诗，竟弄得连政事缠身的将相王侯、深居九重的嫔妃宫娥，也为他的诗声文名所倾倒。不能不看到没有现代传播手段的唐代诗歌，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大、群众反映之广、舆论呼应之热，简直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因为一直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白居易死后约200年，一个叫毕昇的技工，才发明活字版印刷。在此以前，雕版印刷书籍数量有限，然而尽管如此，白居易还是成为中国最受欢迎、最有读者、最具广泛影响、最拥有知名度的诗人了。那时的读书人，要是手里不拿着两册白居易的书，要是嘴里念不出白居易的诗，就是缺乏格调、赶不上时代的落伍者了。
据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卷二载：“唐宣宗李道龙闻白居易死，以诗悼之曰：‘缀玉连珠六十年，谁叫冥路作诗仙。浮名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一个诗人，能得到上自帝王的知音，下至黎民的拥戴，拥有上上下下的热烈支持，得到方方面面的强烈反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诗人白居易，恐怕是绝无仅有者。
而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白居易竟有如此热爱其诗歌的追星族，简直令人叫绝了。“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虏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皆能暗记。反手指其去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处，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说实在的，古往今来，中国诗人何止千千万万，但从来没有一位诗人被“粉丝”追捧到这等程度。
打开整部中国文学史，与大众如此呼吸相通、生息相关、声气相连、心神相交的文人，还真是很少见有与他相匹敌者。所以，对于我等身在其中的、已经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坛来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读小说的人比写小说的人少，相较之下，就不免感到相当败兴，相当沮丧，相当打不起精神来呢！
(摘自《文人江湖》，李国文著，作家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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