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父（十二）—— 苏俄的第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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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是世界上盐度最低的海。它作为北欧的内海，是周边各国的重要航道，更是俄罗斯通往北海和北大西洋的重要通道。造物弄人，原本南北扁长的波罗的海偏偏向东延伸出一片大海湾，这片正好位于芬兰、爱沙尼亚和俄罗斯之间的水域被称为芬兰湾。往东这么一延伸，终于成为了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重要通道。在芬兰湾的东端有一个叫做科特林的岛屿，距离圣彼得堡29公里，宛如卫兵一般保卫着圣彼得堡。

彼得大帝在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小岛对于圣彼得堡的重要军事价值。在1703年，彼得大帝从瑞典手中夺得科特林岛后，建造圣彼得堡的同时，也在岛上建造要塞。一年后，应急要塞的建设完工，被赋予了“喀琅施塔得”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德语“皇家之城”的意思。之后，由于芬兰湾本身不很深，在冬季它完全被冻结。工人用马将上千载满石头的橡木箱从冰上运到当地，沉入冰洞里，由此建造了数个人工岛屿，然后在这些岛上同样建造了堡垒。这样完全封锁了通向圣彼得堡的水道。只有两条很窄的水路依然可以行船，而它们的两侧则有非常坚固的堡垒守卫。这样一共形成的五个堡垒是芬兰湾口的主要防御设施。喀琅施塔得的要塞被看作是世界上防卫最好的滨海要塞，从外部它从未被攻克过。它先后经历了沙俄时期、前苏联时期，都被用作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直到苏联解体后的1997年，这座城市才首次对外国人开放。

波罗的海舰队是俄国劳动人民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的策源地之一。1902—1903年，舰员中出现第一批社会民主小组。1905—1907年革命时期，波罗的海舰队发生过多次武装起义。1915年，在喀琅施塔得成立了波罗的海舰队布尔什维克的核心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舰上总委员会。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站在起义人民一边。到6月底，全舰队约有布尔什维克党员1.5万名。

革命的DNA已经被注入，而这次，这个传统将又一次被唤醒。

水有源树有根，一切社会动荡都有原因，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自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俄国就持续深陷战争中不能自拔，加上在1917年之后陷入了残酷的国内战争，前前后后有七年时间。

就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应对国外协约国集团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军的武装叛乱，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巩固新政权。那时，在战争形势下，国家就如同一个军营，国内所有的资源必须用于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192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8年到1920年。其主要表现为迫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而采用的应急性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明显存在着与经济规律背离的地方，但它巨大的贡献是其政治上的合理性。这时的政策最大限度的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需要，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同时也为打击反对势力，稳定巩固后方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说白了，这时的俄国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维埃能给自己带来自由和土地，他们相信这一点，也就对未来有着期盼。精神上的信仰为他们提供了撑下去的力量，为了日后自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宁愿眼下勒紧裤腰带去支持布尔什维克早点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

第二阶段是在1920年到1921年。内战中红军的战斗精神和实力足以证明了这种经济政策确实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就连列宁面对这样铁的事实，都曾一度认为“应当用军事办法来解决经济任务”，甚至可以用来“保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因此，到1920年3月，在内战基本结束的情况下，这种临时的、理想的经济政策却被加大推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正试图要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做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捷径。这种政策确实太成功了，以至于领导人想要延续下去，在逻辑上并不是不能成立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延续下去，而是在于所有的人都只看到它的功效，而忽视了它的副作用。或者说是对所有的问题都选择性的视而不见。普通人或许可以，但伟人不行，这里不是对伟人求全责备，而是大家要知道，之所以有“伟人”的称号，是取决于之前的行为，是先有行为才有称号，做不到异于常人怎么最后要给自己找顶“伟人”的帽子带上呢？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在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决定：强化余粮收集制。将余粮额度指标下达给乡里，居民要用连环保的方式予以完成。并将500万规模的军队改编为劳动军，严惩劳动中的逃跑现象，直到关进集中营。而且深入执行工业国有化和经济实物化的方式。可以说，这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人为的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过犹不及和此一时彼一时，是条真理，屡试不爽，放之四海皆准，但不信邪的人也同样前赴后继。

很快，这种简单的复制和推广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首先遭殃的就是农业。农民种地就是为了吃粮，天经地义，可是要是知道余下的粮食全部要被收走，农民的积极性无疑会受到严重的挫伤。1920年，耕地面积比站前减少了7%还多，谷物产量仅相当于战前的一半，经济作物的棉花收获量仅为6%。没有农业的支持，工业也不可能振兴起来，生铁、煤炭、石油的产量全部一落千丈，甚至不如上世纪末。

加之，苏俄政府实行商业国有化，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私人贸易，但此时的苏俄社会还是小农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每个社会单元之间必须是靠成熟的私人商业联系的。这就是矛盾，国有化就是要消除私人商业，统一经营，但是这时物资的匮乏导致统一经营形同虚设。人民强烈的商业需求一直存在，在当时高压政策下，只能改变了形式，有公开转入地下，黑市活动甚是猖獗。供给城市的粮食里有一半都是靠投机小贩运来的，城市居民为了活着不得不以10倍的高价从黑市上购买食品和日用品。

人民连续几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饥荒、营养不良和流行病一度泛滥。严重的经济危机开始酝酿政治危机。

说到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此时的时间。此时是1921年春，此时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这很关键，但是已经承受了三年余粮征集制的俄国农民却丝毫看不到生活得以改善的一点可能性，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并开始付之行动。

1920年底1921年初，整个俄国爆发了50多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由于这种情况的传导，使得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中流砥柱的工人阶级，也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怀疑和失望。作为布尔什维克执政中心的大工业城市处于动荡不安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罢工骚动不断。由于大批企业长期停工，许多工人由于饥饿的威胁，纷纷流向农村，他们脱离工厂，自谋生路，结果导致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只剩下不到站前的一半，这严重影响到了苏俄政权的统治基础。

军队中的情况也不再有往日的稳定。战争结束了，但疲惫不堪的军人得不到复员和休息，引起了军队的极度不满。这些军人大多数来自农村，在他们与家人的通信中了解到农村的经济危机，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不满情绪与日倍增。

种种的情况叠加在一起，此时俄国的整个社会都不堪重负，形势变得一触即发。

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工厂工人举行会议，提出取消俄共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但是当局的反应竟然是，决定关闭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动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当三天后厂门口的岗哨果然不允许工人进厂时，愤怒的工人们带动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总共大约2500人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鉴于事态严重，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决定彼得格勒戒严，并将工人的骚乱定性为叛变行为。

一天后，工人们仍然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要求各种自由，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28日，俄共（布）中央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反对派，契卡登场了。肃反委员会被要求迅速终结反对派的罪行后，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100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唐恩。另外还有约200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措施，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已经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

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曾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重要支柱力量，因此，从1917年底，苏俄政府就不断的从这里吸收可靠的士兵充实红军队伍，派往国内战争的前线。而作为基地兵源的补充，大多数是来自南俄和乌克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通过休假、书信等方式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21年初，俄国出现空前的经济困难，在频繁的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喀琅施塔得同样弥漫着对苏俄不满的情绪。

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无异于投向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要塞的火星。

“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两艘战列舰本来驻防于彼得格勒，后来被调至喀琅施塔得。在得知彼得格勒发生的工人骚乱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用了一天时间，派出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们的要求。他们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深入罢工工厂了解情况。代表们返回舰队在大会上报告了具体情况后，这两艘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全面支持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农民的提议，并且加入了几条舰队自己的要求。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被看作“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开始。

3月1日，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闻讯赶来的喀琅施塔得居民达16000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集会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舰队高层领导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随后，大会主席团立即做出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

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后，开始逮捕此地的俄共领导人物，这标志和俄共（布）的关系趋于对立，出逃的俄共人员凭直觉认为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起义”。他们的判断和言论对政府有重要影响。到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城市和要塞的政权已经不费一枪一弹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

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开始强调要塞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3月3日深夜，“临时革命委员会邀请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负责人和军事专家，并建议他们积极行动使要塞处于战斗状态，对此，他们表示同意”，随即成立了防卫司令部。军事专家们建议，在政府军进攻以前首先发起进攻，夺取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以扩大起义的基地。但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把军事行动仅限于防御。

可以看出，是1921年初俄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了喀琅施塔得的骚动，而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大规模罢工成了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导火线。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对农民的过激做法，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喀琅施塔得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自由。从理论上讲，自由选举本来就是苏维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和苏俄政府是会向他们作出让步的，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但是，经过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的实践，布尔什维克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此后的苏维埃只能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容分享的。因此，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反政府性质严重影响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乃至生存。正是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对骚动立即作出了反应并采取了严厉措施。

事实上，波罗的海舰队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喀琅施塔得驻军的骚动迹象，早就引起了苏俄政府的重视。早在2月28日，政府开始镇压彼得格勒工人骚乱的同时，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拨通了彼得格勒的直通电话，向波罗的海舰队政委了解详细情况。但在状况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凭着三年内战的经验和直觉，先入为主的认为喀琅施塔得事件与政治反对派和国外帝国主义有关。

就在3月1日，喀琅施塔得人集会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下令让187 旅夺取奥拉宁包姆，因为这里是喀琅施塔得通往彼得格勒的唯一通道。并且在3月2日，宣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喀琅施塔得事件被定义为反革命性质的“ 新白卫军的阴谋”，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投降，但遭到果断拒绝。政府之所以要给这件事这么定性，就是为了要和“白卫军”扯上关系，这是充分考虑到了当时俄国大部分民众的心理。从沙俄时代过来不久，又刚经历了内战的俄国人，对于沙俄对于帝国主义厌恶不已。将事件定性为“白卫军的阴谋”并且还是由前沙俄将领领导的，这就争取到了大部分俄国人的同情和支持，换句话说，也就为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找到了合法性依据。

随着侦察情报的增多，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越来越明朗。苏俄高层逐渐清楚政府要对付的不是想象中的协约国、白卫军的“阴谋”，而是一次具有自发性的但带有政治倾向的兵变。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政府没有丝毫的犹豫，自始至终全力准备对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镇压。3 月 3 日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德边科前往彼得格勒，以直接领导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

军事进攻准备就绪，苏俄政府对喀琅施塔得的武力镇压就开始了。俄共布十大召开前夜，3 月 7 日傍晚开始向喀琅施塔得进行了试探性炮击，对方几乎没有回应。列宁在向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暗示，3月8日晚喀琅施塔得可能会有新闻传来，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在经过一夜的炮击后，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下达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士兵们披着用来伪装的白色披风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开阔冰面上匍匐前进。遭到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反击，政府军的第一次强攻竟然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托洛茨基不得不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他坚定的认为，不论多困难，必须在海面解冻前占领喀琅施塔得，一旦海湾通航，喀琅施塔得就可以和国外建立联系了。苏俄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调集了两倍甚至是三倍于此的力量用于进攻。另外还派出了300多名坚定、坚强、有觉悟的俄共成员，去前线加强进攻队伍的士气。

此时就能看出这个要塞的威力了，凭借着固若金汤的要塞，喀琅施塔得人与人多势众的政府军周旋了一周，双方互有伤亡，谁也没占到便宜。在此期间，正如托洛茨基的预判，喀琅施塔得也确实获得的外部援助，主要是来自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侨。尽管侨民界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各类团体都捐款为兵变者购买粮食，支持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一无奈的举动，也坐实了“白卫军的阴谋”。

临时委员会还曾想进一步借助外国势力，就像曾经的国内战争期间那样，可是值得玩味的一幕发生了。国际社会的态度并不明朗，除了舆论支持，西方国家并不打算趁机武力干涉，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西方国家倾向于同苏俄建立正常关系。3月16日英国与苏俄签订了贸易协定，成为西方大国对苏俄的首次官方承认。

经过一周的僵持，形势已对喀琅施塔得明显不利。在收紧包围和加强军事部署后，政府军发布了3月16日开始强攻喀琅施塔得的最终命令。经过两天的硬仗，政府军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基础上，终于迫使对方退出了喀琅施塔得城。陷于绝境中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有水兵建议炸掉军舰，但遭到反对。最终，向政府军派出代表，声明如果保证他们的生命他们将投降。此时，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领导者已经清楚要塞必被攻陷，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从喀琅施塔得撤走。他们向芬兰政府请求给予通行许可，最终有大约有 8000 人得以逃往芬兰。

政府对红军及喀琅施塔得防御者的死亡人数秘而不宣，但掩盖不住的是，对不同程度卷入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从3月20日到4月15日，共有 3000 名“积极的叛乱分子”被捕，其中 40%的人被处以极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 167 名水兵都被判枪决；“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有39人被判处枪决并且立即执行。此外，兵变期间仍留在要塞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所有的水兵和红军士兵都要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相当一部分水兵被押往位于白海的集中营。

到 1921 年夏，共有 2103 人处以了枪决， 6459 人处以了各种期限的监禁，当时有 1464 人获释，但对他们的起诉并未撤销。1921 年 11 月 4 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全俄中央执委会对被判有罪的“不是自觉参与行动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作出了赦免决定。但在赦免前这批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为了“净化”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环境，避免类似事件重演，对喀琅施塔得居民进行甄别和迁徙。

当我们回顾完整个事件后，会轻易的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发展过程。政府对喀琅施塔得的正式进攻被定在 3 月 8 日，双方经过一周的攻防僵持，3月16日开始了最终的强攻。有意思的是，这段时间正好也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会程日期。此时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着如此重大的事件，一定会成为最高会议的重要议题。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宣布了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

看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这正好是骚乱的彼得堡民众和要塞军人的诉求。以此推断，表面上看起来，所有的示威是成功的，他们的牺牲推动了改革，余粮征集制被取消了。可是，现实真如我们的一厢情愿吗？

事实上，面对国家的困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于 1920 年末开始重新考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用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问题。1921 年 2 月 2 日莫斯科五金工人代表会议开幕。会议听取了关于工农关系的报告，通过了建议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2 月 8 日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其中明确的提到了：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愿望；并且还将减低粮食税额，使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会后，这一提纲发表于《真理报》，并在该报陆续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性文章。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政策此时已在苏俄高层的考虑范围内。到 1921 年 2 月，他们已经准备实施这一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

而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恰好是喀琅施塔得起事者最根本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之间本来可以通过和平渠道找到一个妥协的基础。但政府没有与起事者进行过妥协性谈判，而是在实行经济政策重大变革的同一天宣布向喀琅施塔得进攻，即在顺应起事者的基本要求的同时，却对起事者进行严厉的镇压。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统一于一个目的——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因为，别忘了，这些起义者所提出的要求中，除了废除余粮收集制之外，还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就这么一点就构成了残酷镇压的全部理由。

有人评价这次起义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意识到问题，同时也开始进行改革，双方的目的是一致的，差的就只有一个等待时间。事实上，底层的农民已经忍受到了极限，让他们再为了一个未知的目标多忍耐一天都是奢侈的。同样，布尔什维克已经不是十月革命之前的自己了，角色的彻底转变，让他对手中的权力小心翼翼，决不容他人置喙。从根本上说，就是底层和上层之间缺少良性的对话平台，实际上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心理和动作，却都胸有成竹的以为自己知道。这种心态只会导致双方的致命误判。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苏维埃政权从理想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现实的政治国家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对苏联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然，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学会从“上位”到“治国”角色的转变，不但没学会，而且从后来的历史看，他们已经不准备学了。通过这件事后，他明显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条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出于巩固政权需要的镇压，一旦背离了社会公众的选择取向，就会发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权力机制的蜕变。在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衡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蜕变就为斯大林日后的个人专制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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